什么是合理的古典研究？
编者按：本文是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第六章《合理的古典研究》，译者张沛，原载《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94-110。
作者原注：本篇写作于1896年，距本书中其他文章的写作年代相距6-11年不等，其中谈到的某些情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斯维夫特教长[1]在讲述御书房中的古今书籍之争时，非常明智地没有交代这场交锋的最后结果如何。这场冲突甚至还没有结束，尽管优势越来越处于崇尚今人的一方。一方面出于无意识地流动转移，一方面也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方向，今天世人似乎正在逐渐远离古典。随着吸引注意力的事物不断增多，现代人的心灵往往通过自我保护的本能，把一切哪怕只是表面看来不重要的东西弃置不顾。
斯威夫特（1667-1745）
《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李春长译）
于是，如果让古典文学教师充当辩护者的一方，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处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处境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无法令其方法适应现有的需要？现今的古典作品讲授方法反映了我们整个高等教育近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在此期间发展起参考德国的专家培养方案而组织兴建的研究生院，并强加在几乎完全属于另一传统的本科生培养制度之上。第一所上述研究生院的确立，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生院的确立，以及他们为获得德式博士学位而采取的种种激励措施，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怀着类似于热情的想法，吉尔曼校长[2]打算由此把德国的“科学精神”、“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和创新工作的本能引进美国学生的知识生活。引进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他的预期想法。在关系到精确掌握手头课题、努力实施研究计划和把握细节等一切方面，美国的学术研究水平近几年来产生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还会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大学正在变成一帮耐心而勤奋的研究人员的组织，这些人可以声称在各自的领域里与德国人并驾齐驱，就像贺拉斯在宣称罗马人已然不逊色古希腊人时所说的那样：
“我们到达了命运的颠峰；
我们在绘画、音乐、角力方面都超过了希腊人。”
不过，即便是在认可德国科学精神的好处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同时觉察到了其中的危险和缺点。这时开始出现一种相反的观点，反对简单粗糙地应用德国的方法来顺应美国教育的需求。今天，人们不会仅仅因为一位研究者对十多篇中世纪动物寓言（beast fables）的文本做了批判研究并著有关于研究皮卡尔（Picard）方言的论文就相信他适合担任法国文学的教席，也不会仅仅因为某人曾撰写阿米阿努斯·马尔赛来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现在分词用法的论著而断言他一定有资格向美国的大学生阐释人文学科。有些人则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一问题，指出德国式的科学已经开始流露出衰败的迹象，这与亚历山大学派导致古希腊科学走向衰败的情况具有相似之处。马修·阿诺德[3]宣称本世纪（按：即19世纪——译者）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巨大失败在于过分相信机械装置和物质设备。
马修·阿诺德（1822-1888）
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样正确地认为，德国人在此时期的巨大失败就在于过分相信思想性的机制与设备吗？现代科学的趋势是越来越细地切割和分析，由此产生出的庞杂细碎的成果除了是思想的机械又能是什么东西呢？在德国，长篇累牍的专门研究、在细致末节问题上的探讨与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中愈出愈繁的机械发明是同步发展的。有时候人们会绝望地发问：十九世纪的主要成就是否便在于积累了一大堆机械，从而使得二十世纪不堪重负？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仅是专门但丁的研究著述就达到七千卷以上（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图书几乎完全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往往只会把好好的讨论搞得一塌糊涂）。如果遵循现代为专门研究而设立的标准，研究者仅仅为了掌握研究但丁及其时代的专门工具，也有可能会付出丧失理智的均衡与分寸感的危险代价。
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
追求认识的方法与工具而遗忘认识的目的，这种倾向在古典研究领域中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打算贬低十九世纪的学者们、特别是德国学者为古典研究事业所付出的辛劳。尽管在进行文献整理与细致批评时，他们所采用的方法首先由本特利[4]明确规定并系统加以应用，但在其主要特征方面只不过是遵循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学人的做法。可是，说在这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的文献资料永远主要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否是一个荒谬的看法呢？在中世纪曾将法兰西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封建制度，到了十八世纪竟发展为一种最糟糕的过时事物；与之相似，文艺复兴初期所需要的那种抢救、复原古代作家作品的方法，如果在该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之后仍然坚持不放，那么它也会成为一种明显落伍的做法。在十六世纪曾经产生了斯蒂芬纳斯（Stephanus）与卡佐邦（Casaubon）[5]的研究方法，到了今天也只能为我们提供“一名德国博士对在前人话已说尽的领域里找话说的工作感到绝望，并渴望着将自己新发明的、作为照明媒介的烟雾理论加以应用”这样一副景象罢了。随着古代文献得到越来越全面的研究，专门研究者也就必然越来越关注微观的方面。确实，当代古典文献家往往令人想起日本某一派佛教徒的观点，他们认为解脱乃是通过认识无穷小的事物而达到的。近来已经有人通过撰写关于古代马鞍和古罗马门钉的论文来展示他们是多么适合于讲授人文课程了。
毫无疑问，所谓古代语文研究寿终正寝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尤其是在古希腊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妨引用拉封丹的话来说，那就是
“在这个领域中，无论收割多么彻底，最后赶来的人也总能拣到遗下的一些东西”。
不过，就算在古典作品中仍然存在着可以回报高深学者的研究课题，但初学者是否可以有利地研究很多这样的课题、并使之成为本人专业研究的准备工作的有益组成，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在现有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为获得古典文学的博士学位而从事上述工作，他是否选择了一种最佳的方法来领会古代文学精神甚至只是文字，或者他是否使自己有资格在别人心目中成为研究上述时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这还是大有疑问的。该类研究的支持者们宣称说，即便研究者未能取得任何重大研究成果，但他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训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是有助于进一步深造学习的。起码他领略了吉尔曼校长格外强调的那种“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研究的倡导者们所提出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真理性。通过本人的能力而使自己——用歌德讲过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集中精神并在限制下工作，大师最初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样，由于德国式的科学研究方法迫使我们集中精神在种种限制下开展工作，并且由此提升了我们的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以及牢靠掌握特定事实的能力，所以不论我们如何高度评价这种方法都不为过。如果一个人深受所谓“松散的文学思维习惯”之苦，那么让他经历精密研究的训练就是最为对症下药的办法。缺乏在一定之规内工作与牢靠掌握确定事实的能力是性质最严重的一种毛病，即使它出现在爱默生那样的头脑中也是一样。
歌德（1749-1832）
但这样一来问题便产生了：如果我们是通过牺牲广博（breadth）而获取的精确性与科学研究方法，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博士论文并不能说明研究者的真实水平，我们是否可以为如今在牛津和剑桥备受推崇的学者们设计一套性质比较接近的考试——即尽可能充分涉及古代生活与文学各个方面的考试——来考察其知识的广度与精确程度呢？当然，我们需要某种考试来展示考试者的总体素养与专业水平、概念熟悉程度以及他对古代语言之机制和精神的掌握。
当今流行趋向的危险恰恰主要在于人们不能把语言的精神与机制区分开来、不愿意承认文学研究在考据整理工作之外还有另外的要求。有一种观点似乎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即认为文学研究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用处，它很难摆脱一知半解的浅薄作风，而且除了堆砌一大堆精致的赞美之词以外不会有多大作用。据报道，某东方学院的一位希腊语教授说教古典文学作品实际上无非就是翻来覆去地谈论“美”这个形容词罢了！
康德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
我们被告知，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的恰恰是严格的科学方法。如果一个人具备一定的、适当的自然本能（native instinct），他的文学鉴赏力自然不在话下；同时如果不具备这种本能，那么任何外部压力都无法弥补起这一缺憾。这样，“严格科学的方法”及其神奇的力量才是我们应当不遗余力来传授的，而文学审美口味可以归入道格勃里[6]所开清单上的“自然产生物”那一项。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情绪，文献考据日益将文学研究赶出了美国东部的各个大学。我们不妨问一句，持上述观点者难道不是过分强调了这种方法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却未曾考虑到它对某种潮流的形成可能产生的后果吗？长远地看，任何一种特定理想都会逐步促使大部分普通人——这些人径直呈现出自身所处环境的特点——几乎是不可抗拒地向着该理想走去。如果被强调的是古典文学的细枝末节而不是较大的方面，那么对于细小事物的嗜好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古典文学研究者队伍中广泛传播，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面临“学究做派”这种流感的威胁。就和某种特殊种类的植物需要适宜的土壤、气候才能开花结果一样，某种特殊学问的繁荣也离不开适宜的学术研究空气。我们很难设想在柏林大学的目前的条件下会产生出周伊特[7]这样的学者来。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到这样的危险：假如还要进一步大大推广现在的研究模式，在文学方面具有适当自然本能的青年有可能会完全被驱逐出古典文学研究的殿堂。属于这种类型的青年们不一定想被教育成未来的编辑而不是纯文学的爱好者；对于这些青年来说，“用成千上万种方式来拷问一个可怜的语词”——在古典作品研讨班上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学习如何“折磨”文本或贺拉斯若干首颂歌的意义，这恐怕没有什么吸引力可言。
确切地说，在某些科目特别是英语文学中存在着非常现实的危险，即教育可能会一变而过分偏向纯文学。在美国东部某所大学的大学生看来，“文化课程”一词意味着学生选修这门课时不需要作任何事情。相对于现代语言而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具有许多优点，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仅是掌握古代作者的文字就足以构成讲授该课程的基本框架，而教师则具有充分的理由通过文学方面的阐释来丰富这一框架。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张卜天译》
在我们自己的这种粗暴而具有实证倾向的文化里，具有优势的方面不是对于哲学所具有的天赋，而是对于文学以及想象性的事物所具有的天赋，但如果任其自然发展的话，这种天赋很可能就会隐匿潜伏下来。据欧洲人讲，某种枯燥无味、注重训诂的心性构成了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标志。我们不应当在古典研究领域通过过分强调哲学来助长这种心性，而是尽力充分鼓励提倡把它作为文学来对待，从而抵消化解它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我们在古典文学领域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事实：学习的目的是消化知识而不是积累知识。相对而言，研究古典文学不应关注单纯的“渊博知识”，除非它已经转化成为文化；但文化只有当它的所有人充分浸淫其中时才能看成是圆满完成的。蒙田曾经在他的一篇随笔中说过，他喜爱的是铸造心灵而不是修饰心灵。蒙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隐喻多少有些混乱，但是其中所表达的观点却值得生于学术季世的人深思。随着从以往流传下来的知识在容量上不断增加，在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之间保持正确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知识——根据最伟大的印度教圣人的说法——乃是智慧的源泉，如佛陀指出：
“没有知识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知识；同时兼有知识与反思者便接近涅槃的境界了。”
Montaigne, Les Essais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于，我们的心灵已经为沉重的信息资讯所湮没；对于这些信息，我们缺乏内在活力与反思能力来为我所用并转化为有机的营养成分。我们必须警惕那些不过是信息搜集者的人，不能让他们不恰当地占据平衡处理知识与反思关系者的上风。比方说，假如我们认为检验专业水平的唯一尺度，就是学究们在其所创立的大量繁琐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古典作品的熟悉程度，我们就溢美了学究式研究而赋予其不相符的价值。这意味着抬高了那种消极被动的理智补给工作，这对于当代学术研究来说其实是有毒害的。它鼓励人们放弃一切原生的、自发的思考，从而仅仅在某一小块知识领域成为他人观点的纪录员或仓库。于是，情愿把自己的心灵降低到纯粹机械功能的人常常因此可能熟练掌握材料，并且能对那些更广泛地运用知识的人作威作福；正如福尔摩斯在评论社会时指出的一样，在学者当中，“有些家伙们”虽然具有一定数量的“品质欠佳的事实，这些事实被他们带入高尚的朋友圈子，但让它们像许多牛头犬一样轻轻易易地从一个个巧妙的建议、现成的概括或愉快的想象那里溜掉了”。在注重本然事实的人与注重一般规律的人之间、在具有冷冰冰的理智与具有思想和想象力的人之间，向来存在着一种发自本能的厌恶反感。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把心灵划分为两大阵营的仇恨情绪。在中世纪它们以“实在论者”（Realists）和“唯名论者”（Nominalists）的面目出现而彼此论战交锋。印度教最古老的一本圣书的作者谴责了两类人——论师和饕餮之徒，并且认为他们没有希望获得最终的解脱。
Irving Babbitt, The Dhammapada(译著《法句经》）
如果错误只存在于其中一方，那么这些争吵很快就会结束，这一点已经多次被人指出。我们不妨把这个真理运用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论战；就其实质来考虑的话，这场论战乃是产生于喜爱综合者与喜爱分析者之间的对立。爱默生曾在一篇讨论柏拉图的论文中深刻地指出：古希腊人的主要优点在于他们发现并占据了介乎综合与分析之间的适当中道；这一直也是真正学者的目的所在。
旧人文主义——这在今天的牛津大学仍可见到——具有许多令人称羡的地方，但它至少在某些方面已经变得过时而不足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像我们在沃尔特·佩特[8]那里所看到的，旧人文主义有时将会导致超美学的（ultra-aesthetic）、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即退回到自己的象牙塔中、仅仅在古典文学中寻求精致慰藉的那种倾向。不过，这种英国式人文主义的毛病在于它过分把古典作家处理为孤立的现象，未能以更加广阔的、有机的方式将它们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古典文学作品需要注入新的生命和兴趣不可能指望通过重振旧人文主义来完成，而是要在研究古典作品时更广泛地应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在此我们得赶快补充一句，这些方法必须为观念所渗透并通过绝对价值感（a sense of absolute values）而得到加强。特别是对拉丁语这样的语言来说，它的文学完全是从古希腊文学衍生而来的，并且又对现代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任何对个体作家的单纯割裂研究都完全不足以说明问题。确实，每个作者的作品首先都应当就其自身的具体情形单独加以考虑，但同时也应当把它们作为古代与现代世界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上的环节而予以研究。
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只有让美国的学者从内心真正感到这个传统的连续性，我们才有可能以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在他心中树立起他所明显缺乏的对历史的正当感受与敬意。如果说，其他国家的弊端在于过分尊崇它们的历史，那么，今天美国的失误则显得过分地沉迷于当下了。在美国各城市的中心地区，没有任何像罗马万神殿或巴黎圣母院那样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默默对抗廉价、喧闹的时尚风潮。继承于十八世纪的人性可完善理论，到晚近的进化论，特别是美利坚民族自身的历史经验，所有这些因素都联合起来在普通美国人的意识中隐秘地发挥着作用，于是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相信目前的十年比前一个十年要好，而每一个世纪都比上一个世纪有进步；在文化积累的过程中，首先他必须认识到运动未必都意味着进步，而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不在于新建摩天大厦的数量。摆脱对于当下的奴从状态，这可以算作研究古典文学所带来的一项主要好处。不幸的是，肤浅的现代主义思想（modernism）使许多人完全疏离了古典，并往往打消人们（甚至是古典学者）克服最初困难所必需的信心与热情。
在美国人所有表面活动的中心确实常常萦绕着这样一种模糊的意识：说到底他的生活可能不够深刻、不够有尊严；但他很少把上述不足的原因成功地追溯到以下这些方面，即：他的生活缺乏底蕴和前景，而且他自身对过往历史也没有一种正确的感受，——正如有人曾经正确指出，这种感受比其他任何感受都更好地构成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前面已然说过，就古典研究而言，这种感受不是依靠各自为政的研究得来，而是通过说明这些作家作品和现代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生活和现代生活之间并没有人类心灵所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样一来，古典文学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跨越鸿沟、充当连通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桥梁。
吉尔伯特·海厄特 《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
如果他希望自己能够合格完成这一任务，那么无论多少准备或多么丰富的文化素养都不为过。这需要他在了解古代的世界和文学之外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文学差不多也有同样程度的了解。一名理想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除非他有能力在各个源流中理清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按照麦克思·缪勒[9]的说法，这一思想像火一样在现代文学的血脉中奔腾流淌——的主要脉络之前，是不应该沾沾自喜而止步不前的。以维吉尔[10]为例，要研究他不仅需要熟悉古典时期的“维吉尔”，也需要熟悉后来的那个“维吉尔”——诱导中世纪想象的那个魔幻“维吉尔”、作为但丁[11]向导的那个“维吉尔”等等，——乃至丁尼生[12]的美妙颂歌。如果他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应当能为我们展示亚氏通过拉丁文传统或间接通过阿维罗伊[13]等阿拉伯学者对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他研究的作家是欧利庇得斯[14]，那么他应该知道欧氏在哪些方面影响了现代的欧洲戏剧；他应该有能力对欧利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与拉辛[15]的《菲德拉》（Phèdre）之间的异同做出比较。如果他研究的内容是斯多葛思想[16]，那么他应该能用斯多葛派的“完善”理想来对照圣波拿文都拉[17]和圣托马斯·阿奎那[18]等基督教作家所盛称的“完美生活”理想。在关注迄今所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他也不能忽略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作的教父文学名篇，这些著作表明了古代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过渡为中世纪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上面为数不多的几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都向我们说明，比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的应用可以是多么的广阔而富有成效。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同样，如果用更加自由的方法来代替目前使用的历史主义方法，古典研究的价值该会增加多少啊！我们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主义”一词的；它所指的不单单是对古代文明中产生的事件加以分门别类，而是对那些导致古代社会盛衰沉浮的不同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孟德斯鸠[19]并没有提供古罗马命运变迁的最新观点。我们所说的这种研究并不妨碍许多现代科学理论的应用，但其结果却远远不限于抽象的科学旨趣；它们会为我们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提供指导和榜样。如果对古人的教导置若罔闻，我们就有可能在国家生活中兴致勃勃地“用最新式的方法犯下最古老的罪孽”。对古代共和国的历史进行冷静的反思，这会促使我们对自身所面临的众多危险保持一份警醒。这或许能治愈我们那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思想。不管怎样，它也许能让我们意识到马基雅弗利[20]所清醒地认识到的那种倾向，即一个国家有可能从繁荣昌盛轻易地滑向堕落（“Et in vitium fortuna labier aequa”）。这里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有效地组织学习西赛罗[21]的通信将会对理解当代政治与古罗马政治产生多么大的帮助呵！
刚才我们所倡导的古典作品研究方法或许会使人们不再抱怨它们完全远离了当下的利益和需要。正是这种觉得古代经典已经过时的想法，连同美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本能一道，使大众普遍认为应当由现代语言文学来代替它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未来的美国学者显然会有机会追随那位年青的女中豪杰、《潘丹尼丝》（Pendennis）一书中“布朗施·阿茉莉小姐”（Miss Blanche Amory）的后尘；大家可能会记得，她“通过刻苦攻读现代法语作家的小说而完善了自己的心灵”。通过比较美国东部某所大学的课程目录，我们发现现在它的大学本科生似乎有机会阅读爱米丽·左拉的《溃败》（La Débacle）了，而在二十年前他们会被要求看索福克勒斯[22]的《安提戈涅》（Antigone）。
索福克勒斯（前496-406）
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那个更具有教学价值？在此我们不打算展开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但不妨简单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无论现代语言文学对于古典研究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补充价值，但它们仍然无法取代古代经典的位置。
保罗·布尔热先生[23]最近在一篇自传性文章中对我们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司汤达、波德莱尔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但他无论是向自己还是向他人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他所谓用全部真诚写成的现代作品竟会使他产生一种消极的生活观，而且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深深的失望与幻灭。假如布尔热先生当时能考虑到下面这一点的话，他就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了：他所说的这些作家远远没有激发他的意志与理性，而只是诱使他退守一隅、对自己多愁善感的天性作各种奇怪的试验，并从自身的感受能力中榨取新奇的效果；总之，这些作家向他许诺从生活中可以得到纯粹个人的、美感方面的满足，但我们却无法指望生活本身会履行这一诺言。现代作家并不都是像波德莱尔那样强烈的主观型作家，但这些作家及其性格缺陷在其作品中的凸显、他们由于个人经历而对客观生活现实造成的歪曲，这些现象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比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远更多见。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仅仅刺激起一种多愁善感的、罗曼蒂克的奇思异想，而不是像男子汉一样毅然直视存在的本来面目。浪漫主义未必就意味着蒂耶尔（Thiers）所说的那种“共同体”（the Commune），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和属于古典传统的作品相比，属于浪漫主义类型的文学作品非常缺乏冷静和约束，因此就其对未成年人的心灵会产生何种影响而言，这些作品的价值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上乘的古典文学并不使我们产生某种情感，更不会让我们产生某种冲动，相反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更高理性与想象，这些官能为我们提供了逃离小我的康庄大道，并且使我们得以投身于普遍的生活之中。这样，它带领其研读者离开并超越了自身，因而具有实实在在的教育作用。形式最为纯粹的古典精神感到自己是为更高的、非个人的理性而服务的，于是便产生了克制含蓄、讲求分寸与处处谨严的感觉。通过我们的行为日益合乎那一更高的、非个人的理性，它将把我们——尽管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引向类似于宗教的目的，与“深藏我们自身之中的唯一真实自我、与之同体即与世界同体的那个‘一’”[24]日益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正确理性的指导与制约下，古代经典作品全面协调地发展了人类的一切官能，这样我们便超越了不断重新堕落的可能而不至于陷入“专横孤独的思考力所铸成的灵肉桎梏、感觉的泥沼或幻想的迷宫”[25]。
波德莱尔（1821-1867）
古代经典作品中蕴含的这一崇高讯息需要积极运用我们自身的最佳官能、知解力和想象力来实现。也许正是因为古典作品具有这种纯粹的吸引力，要唤醒对它们的兴趣才会有那么大的原始阻力需要克服。确实，美国的新闻报纸已经让他现代青年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现代色情小说也使他的精神萎靡不振，让他们成为希腊文学者——借用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话来说——就如同用油灰来造枪头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能够从古希腊文化中汲取高尚教益的人总归是少数。不过，古典的精神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产生有益的、塑造心灵的作用：如果他不能理解品达[26]的作品，那么他还可以欣赏贺拉斯的作品；如果他不能欣赏贺拉斯，那么他不妨阅读莫里哀[27]的作品。就其整体来说，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文学最为辉煌地再现了古典主义精神；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学生往往局限于阅读现代二流作家的作品（事实上多半是颓废主义小说）的话，人们本来是可以坚定不移地讲授法国文学的。
颓废小说和其它性质类似的昙花一现的文学作品并不为法国文学所特有，它们在一切伟大的欧洲文学中正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发展。自从彼特拉克以来，现代文学多少变得有些多愁善感，自从卢梭以后都存在着病态的主观倾向，而且近来更逐步出现某种特点，除了把它称为“神经质”之外， 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称。我们可以转述尚佛尔[28]说过的一句话：有些现代人写的书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作者的神经质状态与其读者的神经质状态合了拍。精神方面的消沉绝望，即所谓“怠惰”（acedia），在中世纪时期它曾被认为是七条大罪中的一种，在后世反而成为产生文学的一个主要来源。
彼特拉克（1304-1374）
最近，这个粘乎发潮的法国文学流派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把生活本身界定为“从虚无到虚无的癫痫病发作”。若能从散发毒气的现代文学那儿逃往沁人心脾的古代经典、飞升至更加纯净的天穹，——在那里
“光明的精灵的不朽形体/生活在宁和空气的球状界域之中”
——这可是需要相当的水平的。
因此我们绝不能同意某些人认为现代文学足以替代古代经典的说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同意另外一些人的批评，即：古典文学作品若想保持其传统的地位，就必须就和现代生活的需要与期盼具有更加广泛的联系。鉴于上述目标，古典研究便须采取新的方向；我们需要向文艺复兴时期诸位大学者的精神看齐，但同时也要改进他们的方法。至于目前美国学术界中存在的过多德式研究倾向，还是留给它自己来克服好了。不错，德式研究方法对于美国人的某些实证主义倾向确实很具吸引力，但经过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他会发现德国理想的另外一些方面并不合乎自己的口味；长远来看，首先他就无法取得德国专家那种超乎一切之上的客观立场：后者从来不问自己的工作能不能派上实际用场，他甚至不会停下来问问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用。这样说来，尽管古典作品需要通过使用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而从中受益，但对夸大德式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做法进行反拨并不会产生任何害处。在今天的古典研究中，需要有一个人通过加强而不是放松对现当代的把握来理解过去的历史；同样，我们也需要一种介于中学教师和大学专家之间的学者，用更加广阔和开放的精神来向美国的大学生们阐释古典作品，并且把“自己正在塑造未来共和国公民的心灵与性格”这一意识带入自己的工作中。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古典教学可以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最佳阐释，而人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抱怨把时间浪费在学习死的语言上了。对于后一项指控，我们可以引用洛威尔[29]在哈佛大学校庆会上所做的演讲来加以反驳。这是近年来所有呼吁以更加开阔的心态研究古典的声音中最为雄辩的一段话，他指出：
古希腊人的语言就算是已经死亡，“但其中所珍藏的文学仍然充满了生命力，在这一点上，除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之外，将来或现在恐怕都无有出其右者。它对于现代人就和对最初的读者一样具有魅力，因为它所打动的不是特定时代的人，而是整个人性本身。人生短暂，但人类的真实灵魂用其永恒手指所触摸到的每一页，无论发生在多么古远的时代，都像我们的前人当年所看到的那样新鲜而美好。‘遗忘’直面希腊的缪斯，结果却只是忘记了后者为她所做的事……我们不知道其它研究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特别是当它脱离了古典作品的时候；但我们确实知道，古典作品带领我们远远超越了骚乱的卑下区域，并从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色。”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古希腊的精神；如果确实存在着外国人所指控的“美国人缺乏尺度与分寸感”这一现象，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就更加需要这种精神了。马修·阿诺德说的好，正是古希腊的作家们最好地向现代心灵指示了它需要走的路；因为现代人不可能像中世纪的人那样仅仅凭着想象和信仰的官能来生活；而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一味凭借自己的理性和理解力而生活。只有把人类天性中的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有希望获得平衡的发展，而这种理性与想象的汇合，在那个伟大时代的希腊经典中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能够由此进入古希腊精神的人无疑只能是少数，但仅从他们能够在古典作品中获得动力而逃离现时代的幻象来看，这一小部分人将会在各自的圈子里永远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用《论模仿》（the Imitation）中的话来形容，即：他们从大量私人意见中摆脱出来了。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此处指Jonathon Swift（1667-1745），英国讽刺文学大师，曾任都柏林St. Patrick’s大教堂主持牧师，著有《格列佛游记》、《一只澡盆的故事》等。
[2] 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1875-1901），主张教育摆脱政治和教会的控制，提倡学术自由，在任期间创立研究生院及医学院，并开展高级学术研究。
[3]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与评论家，著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
[4] 此处当指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英国古典研究大家，曾编校西塞罗的《图斯库鲁姆》与贺拉斯的《诗集》。
[5] 伊扎克·卡佐邦（Isaac Casaubon，1559-1614）：法国新教神学家与古典研究大家。
[6] 道格勃里（Dogberry）是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中的一个人物，常用来比喻无知而自负的官吏。
[7] 即本杰明·周伊特（Benjamin Jowett，1817-1893），英国古典学者，以翻译柏拉图的作品而闻名。
[8] 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与散文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著有《文艺复兴史研究》和小说《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等。
[9] 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umlaut，1823-1900）：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
[10] 维吉尔(Vergil，70 -19 B.C.): 古罗马诗人，著有《牧歌》、《农事诗》以及史诗《埃涅阿斯纪》等。
[11] 在《神曲》的前两篇中，维吉尔以作者精神导师的面目出现，带领但丁游览炼狱和地狱。
[12]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著有《尤利西斯》、《悼念》、《国王叙事诗》等。
[13] 阿维罗伊（Averrhoes，一作Averroes，1126-1198）：伊斯兰哲学家，曾评注过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14] 欧利庇得斯（Euripides，485-406 B.C.）：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著有《希波吕托斯》、《特洛亚妇女》、《美狄亚》等。
[15]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著有诗剧《安德罗玛克》、《菲德拉》等。
[16] 斯多葛思想（Stoicism）：公元前4世纪在古希腊出现的一个哲学流派，主张寡欲和苦修。
[17] 圣波拿文都拉（St. Bonaventura，1217-1274）：意大利经院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18]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欧洲中世纪的权威神学家，著有《神学大全》等。—译者注。
[19]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著有《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等。
[20] 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等，鼓吹为达到善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21] 西赛罗（Cicero，106-43 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与哲学家。
[22]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6？-406B.C.）：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
[23]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心理哲学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标榜传统的写实主义，著有《残酷的谜》、《门徒》等。
[24] 原文为诗体。
[25] 原文为诗体。
[26] 品达（Pindar，518？-438？B.C.）：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品达体颂歌的创始人。
[27]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著名剧作家，首创现实主义喜剧，主要作品有《伪君子》、《吝啬鬼》、《贵人迷》等。
[28] 尚佛尔（Chamfort）：十八世纪法国剧作家、伦理学家。
[29] 当指Abbott Lawrence Lowell（1856-1943）：美国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1909-1933），倡导学术自由，促使哈佛大学获得很大学术进展，著有《原则上的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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