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实践专题丨【王路昊、林海龙】成为“最佳实践”：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

话语与实践专题

成为“最佳实践”：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

王路昊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林海龙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原文刊于《社会》2021年第1期

摘 要：

作为生产和传播政策知识的政策过程，政策试验中的政策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通过话语网络分析揭示了政策试点的个别经验是如何在话语传播中“成为”“最佳实践”的。首先，本文分析了试点经验在话语变异与互文作用下的动态形成过程。一方面，不同的转义者对试点经验的转译是多元的；另一方面，话语之间的长期交互逐渐形成了有关政策知识的话语共识，最终被官方的政策话语所采纳。接着，本文讨论了编辑规则、话语秩序以及话语实践等对试点经验总结的影响。最后，本文还为解释试点推广何以失败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即试点经验的形成离不开话语建构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恰恰导致实际经验的流失。

问题的提出：作为政策知识的试点经验

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基础性制度”，政策试验吸引了社会学、政治学、政策科学等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适应快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公共治理绩效的关键（Heilmann，2008a；朱旭峰、张友浪，2015；陈那波、蔡荣，2017）。这种基于地方试点和创新再由中央进行顶层设计并推广的政策过程被形象地总结为“以点到面”，并被运用在经济发展（Heilmann，2008b）、科技创新（Heilmann，et al.，2013）、社会服务（朱旭峰、赵慧，2016）和公共卫生（王绍光，2008）等广泛的政策领域。

正是由于政策试验“以点到面”的核心特征，已有研究往往集中在“点”或“面”，即试点本身或扩散过程两端。聚焦于试点一端的研究，更关注试点单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以韩博天提出的“分级制试验”（Heilmann，2008b；韩博天，2019）为代表，一系列研究聚焦于试点单位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央地关系和层级政府结构。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在试点过程中扮演着控制性的威权角色。具体而言，中央政府不仅对试点选择、实施与纠偏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刘培伟，2010），还可以通过财政激励等方式调动地方开展试点的积极性（Zhu and Zhao，2018），甚至还掌握着某一试点经验是否在全国推广的决定权（Mei and Liu，2014）。当然，试点单位和试点过程本身的机制和特征也受到广泛关注（刘军强等，2018）。一些研究发现，试点单位自身的态度（Tsai and Dean，2014），掌握和投入的资源条件（李壮，2018），其作为科层化组织的结构和机制（陈那波、蔡荣，2017），以及试点过程中政策企业家的参与（朱亚鹏、肖棣文，2014），均影响试点的结果和成效。

　　聚焦于扩散一端的研究，则主要致力于解释效仿者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如何影响其对试点经验模仿、学习和扩散的成效。从外部条件来说，政策扩散的结果受制于纵向和横向维度上不同的压力和影响机制。纵向上，自上而下的强制、劝服和催化对政策扩散起到重要作用（Berry and Berry，1990；Braun and Gilardi，2006）；横向上，竞争压力、模仿机制和交流学习同样影响着政策扩散（Tolbert and Zucker，1983；Bennett and Howlett，1992；Shipan and Volden，2008）。就内部因素而言，扩散的结果更多取决于效仿者自身的种种机制和能力，如经济水平、人口规模、财政实力等综合的经济条件，政府的选举和运行机制，地方官员的执政经验、个人才干和学习偏好，等等（Berry and Berry，1990；Meseguer，2005；Walker，2006；杨宏山，2015；周望，2016；李智超，2019）。

　　在“以点到面”的过程中，最核心的是作为政策知识的试点经验。事实上，政策试验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恰恰在于其作为一种“中国经验”，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被视为一种能够生产新的政策知识并进行扩散的机制（Heilmann，2008b；王绍光，2008）。换言之，无论是试点过程中试点单位想要发现和总结的，还是扩散过程中效仿者想要学习和复制的，均是作为政策知识的试点经验。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政策知识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对试点经验作为一种政策知识本身的讨论不多。原因在于，已有研究倾向于将政策知识“黑箱化”，即试点经验被视为一种中性、客观、价值无涉的知识（Boekema，et al.，2000；Volden，et al.，2008）。已有研究往往将试点过程类比为试验或实验（Mosteller and Mosteller，2006；刘军强等，2018），其目的在于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知识并进行有效的复制、模仿、学习和推广。因此，研究的重点自然落在如何改进试点和扩散两端的过程和机制，进而保证政策知识的成功生产和复制。

　　然而，这种知识实在论的预设已经受到社会学建构主义传统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挑战和质疑（Berger and Luckmann，1966）。事实上，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类型，政策知识同样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已有研究发现，试点在生产政策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对知识的建构（李洁，2016），甚至是扭曲和夸大（李壮，2018）。政策知识的建构往往离不开话语的媒介和影响。正如福柯（1998）指出的，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具有默会性的原始经验要上升为具有推广性的政策安排离不开话语的建构，而话语对政策知识加工、提炼和包装的过程，往往隐藏着致使实际经验变形和走样的风险。如蛇口工业园在试点伊始便提出了“五不引进”，但在政策扩散时这一核心经验并未被有效复制，各地“招商引资”中的竞次行为屡屡发生。为弥补已有研究在政策知识建构过程方面的缺失，本文旨在回答：试点的个别经验如何在话语传播的过程中被包装、解释和建构为一套完整的政策知识？话语建构何以导致“最佳实践”在推广和复制过程中的困境？

重新打开黑箱：知识建构论和话语视角的引入

（一）知识建构论视野下的政策知识        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经典论断（Berger and Luckmann，1966；郭强，2000）。舍勒（2000）和曼海姆（Mannheim，1936）在提出“知识社会学”这一名称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其核心观点，即知识是在特殊历史社会环境下被建构的产物，其本身也会在转移的过程中被新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不断重塑。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1966）则在其经典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指出，生活的知识基础特别是制度和结构，是主观过程的客观化以及透过客观化过程而建构的互为主观的常识世界。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想、信念和知识等主观过程建构出来的表现为客观“实在”的东西。由此他们提出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即揭示被常人视作理所当然的知识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过程（Berger and Luckmann，1966）。
　　事实上，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试验”或“实验”本身，始终充满着磋商等社会建构的行为（Knorr-Cetina，1995）。这种对知识建构的磋商在所谓的“科学实验”中尚且普遍存在（肖瑛，2006；Doing，2008），遑论极易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政策试验了（Beaton，2008）。虽然近年来不少研究呼吁和尝试将“试验”改造为“实验”以提高政策知识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刘军强等，2018），但政策知识生产过程的建构性及其对政策实践的影响等问题仍未解决。
　　知识的生产伴随着磋商的过程，因此，对知识的总结、叙述以及话语传播均会影响到最终的盖棺定论。对此，组织制度主义通过揭示制度扩散的微观过程指出，某一种新的管理知识或理念的广泛传播，往往更加依赖于其话语传播过程中的建构，而非受制于该知识或理念生产的“原型”（Czarniawska-Joerges and Sevon，1996）。组织制度主义近年来亦强调从话语等微观的过程去讨论管理知识或理念是如何在扩散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清晰的表达方式、影响力、合法性和流行性（Sahlin and Wedlin，2008；Wedlin and Sahlin，2017）。试点单位成为被竞相模仿的“最佳实践”可能同样存在一个有赖于话语传播的政策知识建构过程。

　　（二）知识的话语传播

　　正如著名政策学者马琼（Majone，1989：1）指出的：“公共政策是由语言所组成的。”随着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话语的定义也愈发多样和宽泛（Van Dijk，2011）。但一个广为接受的共识是，话语是具有反身性的，即话语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映和媒介，更是对其所描述的“世界”的一种建构（Potter and Wetherell，1987；Gee，2004；谢立中，2010；Van Dijk，2011）。话语的这种反身性与吉登斯和贝克等人对于反身性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贝克等，2014）。这也是政策知识能够在话语传播中变得重要的原因所在，其不仅是对试点经验的反映和总结，更是对试点经验的加工和建构。
　　如上所述，组织制度主义注意到了话语传播在制度扩散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发生所谓新制度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后（Schmidt，2010），进一步夯实了其有关制度扩散的微观解释（Sahlin and Wedlin，2008；Wedlin and Sahlin，2017）。从话语的视角出发，制度的扩散并不是直接在行动层面上表现为对某种制度的接受和采纳，而是通过话语文本的媒介作用在行动与话语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的（Phillips andHardy，2002；Phillips，et al.，2004；Schmidt，2008）。如图1所示，事实上，那些“最佳实践”的真实行动和理念本身很难直接被其他组织观察到。真实的情况是，行动者对制度的认知往往需要通过对“文本”的学习来实现。“文本”的一大特性在于，它们是能够被解释的（Phillips，et al.，2004）。因此，制度扩散正是借助了在各种书籍、手册和刊物中传播、解释和说明“文本”的行为才得以实现。
以此为基础，组织制度主义揭示了制度理念等知识之所以是在话语传播中变得清晰、富有合法性和吸引力的核心原因，即话语建构中“转译”或“编辑”的作用（Wedlin andSahlin，2017）。“转译”这一概念由拉图尔提出，是指为了征召和控制行动者的行为，由事实构造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利益的解释（Latour，1987，2005）。组织制度主义者在吸收拉图尔 “转译”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编辑”的概念来解释制度扩散中制度理念等被不断解释和建构的过程。他们揭示了理念和知识在话语传播中一直处于不断被编排、解释和说明的流变之中。直到某一些解释获得可供辨识的特征、合法性的地位和清晰的表达方式之后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黑箱化”解释， “黑箱化”之后的解释被效仿者所普遍理解、认知、认同和模仿，进而实现快速的制度扩散和制度趋同（Czarniawska-Joerges and Sevon，1996；Sahlin and Wedlin，2008；Wedlin and Sahlin，2017）。
　　显然，转义者，即那些搬运、传播和编辑理念或知识的人或组织，在话语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ahlin-Andersson and Engwall，2002）。除了效仿者与被效仿者，许多个人或组织都在扩散中扮演着转义者的角色，并参与到对政策理念或管理模式的建构当中，如政府、学者、大众媒体、国际组织等（Barnett and Finnemore，1999）。这也体现了话语的变异性特征，即同样的事件或者同一套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叙述的逻辑和传达的涵义存在巨大的差异（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即使是同一个试点成功的案例，在不同的话语文本中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述。同时，话语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互文性，即话语处于复杂交错的文本体系中，文本与文本之间往往相互影响（Faireloogh，1992）。话语的意义建构正是在文本的相互关联中实现（Phillips and Brown，1993；Hardy，2001）。因此，不同转义者的编辑和解释常常相互交织和影响，直到完成对知识的“黑箱化”建构（Czarniawska-Joergesand Sevon，1996）。当然，所有转义者都具有对成功经验进行再度转译和解释的能力，所以话语的建构过程是保持开放性的（open-ended）（Wedlin and Sahlin，2017）。
　　综上，话语分析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工具，更是阐明现实中社会构建的理论途径（Phillips and Hardy，2002；Phillips，et al.，2004）。既有研究偏重于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并集中在西方的政治场景，有关中国本土治理情境的研究尚显不足。受到组织制度主义话语转向的启发，本文尝试打开试点经验在话语传播过程中被建构成为“最佳实践”的“黑箱”。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从话语分析到话语网络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旨趣，本文对话语的定义和分析更接近话语建构论的传统（Gee，2004；谢立中，2010；吕源、彭长桂，2012）。在话语分析的众多方法中，本文选择了近年来兴起的话语网络分析。作为一种质性分析方法，它结合了以类属为基础的话语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可被视作政策网络分析到话语结构层面的一种拓展（Leifeld and Haunss，2012；Leifeld，2013）。话语网络分析的核心特点在于呈现话语文本中理念、概念、词语等类属之间的关系，反映话语内容出现的频次和彼此的亲疏远近，进而有助于揭示不同话语文本的结构特征和变异性（Wang and Wang，2016）。
　　话语网络分析能够借助各种网络分析的工具和手段，亦能充分与传统话语分析的其他方法结合，具有强大的分析能力（Leifeld and Haunss，2012）。本文对话语网络分析的一个运用拓展，是结合话语网络和解释语库来揭示话语结构。解释语库的概念从吉尔伯特和马尔凯（Gilbert and Mulkay，1984）对科学话语的社会学分析中发展而来，后被广泛运用在各种话语分析之中（Potter and Wetherell，1987；Juhila，2009）。所谓“解释语库”，“是指反复使用的词汇体系，它用以描述和评价行为、事件及其他现象”（Potter and Wetherell，1987：149）。解释语库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反映和解释话语和行动的一种结构性，同时能解释结构下的许多细节（Juhila，2009）。已有研究发现，特定的语库往往主要使用在对应的话语情境之中（Gilbert and Mulkay，1984）。那么，结合解释语库和话语网络，可以观察到一个话语文本主要使用的是何种解释语库，及其如何通过互文从其他的解释语库中寻求支撑和补充（Phillips and Jorgensen，2002）。

　　（二）案例与选样：科技政策领域中的政策试验

　　本文选择科技政策领域的政策试验进行分析。一方面，自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科技政策的发展便离不开各种政策试验，如高新区政策的出台离不开中关村等园区的试验（Heilmann，et al.，2013；李振国等，2018）。政策试验作为科技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机制，长期关注如何解决科技体制中的“两张皮”问题，即如何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虽然在长期政策试验中，地方科技试点的经验能够被中央所吸纳和推广，但试点经验在扩散中被修正、重构乃至扭曲的现象却较为普遍。例如，最初东湖创业中心的政策试验旨在通过促进科技人员下海来解决“转化论”问题，但在后来孵化器政策的扩散中，其更多被转译为通过土地承租和基础物业服务等来招商创业（罗公利等，2008；Wang and Wang，2016）。可以说，科技政策中的政策试验不仅运作方式成熟稳定具有代表性，亦关系着当下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但已有研究较为有限。
　　具体而言，本文选择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分析对象。新型研发机构是一种“聚焦科技创新需求……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研发机构。其诞生于广东地区，在解决“转化论”问题方面成绩卓越，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尖兵连”。有关新型研发机构的大量政策工具和政策理念都来自于TS孵化器——中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该研发机构由我国北方一所全国知名高校T大与南方沿海的经济特区S市于1996年底共建。其作为“最佳实践”对后来政策安排的影响深远。第一，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组织理念，即“不像大学、不像科研机构、不像企业、不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理念，后来该理念被总结为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特征和理念。第二，形成了结合企业孵化、技术支撑、风险资本、教育培训“四大功能”的组织架构，被各级政府的政策吸收，也被诸多效仿者参考和借鉴。第三，一系列率先践行的制度成为广为流行的政策工具，如校地各占50%的股权合作模式、理事会下的院长负责制以及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等。此外，从选样的典型性和理论依据出发，TS孵化器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试点，不仅充分反映了科技政策中涉及政府、企业、高校等多元行动者的复杂属性以及 “转化论”等问题，其从试点到获得认可再到顶层设计的完成历时20余年，为本文追踪话语建构中的动态过程提供了可能。

　　（三）数据收集

　　本文的基本分析思路如下：首先，分析在话语传播中，各类文本如何在话语的变异与互文过程中动态地建构了有关试点经验的流行性解释；然后，比较流行性解释与政策文件所代表的官方解释的差异，说明话语传播中的流变与建构如何将试点经验包装为一套自洽完整的政策知识；最后，将流行性解释与试点单位在日常工作中的原始经验与解释进行比较，揭示在话语的转译过程中哪些重要的试点经验最终流散。基于此，本研究需要收集三类相关话语文本：（1）作为官方解释的政策话语文本；（2）作为试点原始经验的日常话语文本；（3）在试点经验传播中建构政策知识的传播话语文本。
　　本文的话语文本收集主要来源于累计两年多的田野工作。在访谈方面，针对TS孵化器及相关孵化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笔者累计完成深度访谈126次。此外，笔者还对其他以TS孵化器为学习对象的10家新型研发机构进行了累计71次访谈。在档案资料方面，笔者收集了TS孵化器存档十年以上的各类内部简讯、会议纪要、年度报告，以及下文具体分析的3本回忆录性质的纪念文集和1本媒体文集。此外，笔者还多次对内部会议和项目活动的现场进行观察，收集公开材料如各级政府的政策、学术论文等。其中，政策话语和日常话语两类文本相对容易界定，本文分别以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田野工作中的访谈纪要作为分析文本。对于较难界定的传播话语文本，本文主要遵循既有制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两个主要的选样原则进行选择（Phillips and Hardy，2002；Phillips，et al.，2004）。其一，文本必须足够丰富以呈现话语传播中的变异性和互文性，便于揭示意义建构的过程。其主要判断标准是文本产生和扩散的连续谱系是否完整、是否具备代表性。其二，需要将文本定位到其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等语境中，进而讨论其中涉及的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和实践过程等问题，即文本生成的具体语境是否能够有效地与社会现实产生关联。

　　本文选择了三类主要在现实制度场域中传播的文本类型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第一类是试点单位对试点经验的自我建构。已有研究指出，在试点经验自下而上的传导过程中，离不开试点单位的自我总结、宣传和包装（李洁，2016）。现实中，TS孵化器的多位领导曾根据其内部讨论的相关政策模型向广东省提供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广东省有关新型研发机构的相关政策。本文选择TS孵化器于2001年、2006年和2016年内部刊印的三本回忆录性质的纪念文集作为样本。三本纪念文集记录了TS孵化器发展的全过程，连续性较佳。同时，纪念文集在周年活动中被大量赠送给相关媒体、受邀地方领导和友好单位，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质，能够代表试点单位对外经验扩散的自我建构。

第二类话语样本是大众媒体对TS孵化器经验的传播。已有研究发现，一旦试点取得成功，试点经验往往会通过密集的媒体报道进行传播和扩散（Heilmann，2008b）。事实上，“新型研发机构”的提法最初来自媒体的报道。本研究选择2016年TS孵化器官方收集汇编的《20周年媒体文集》作为样本。该媒体文集汇编了1996年至2016年地方和中央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该文集由试点单位进行选择和汇编，表明试点单位对上述媒体报道的认可。该样本兼具连续性和完备性，有助于研究者挖掘不同话语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第三类话语样本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已有研究发现，政策试验的评估和政策制订过程中专家学者往往起到一定的作用（Zhu and Zhao，2018）。此外，制度的扩散也会受到专家学者的影响，那些经过学术概念公式化的理念能够迅速扩散（Barnett and Finnemore，1999）。TS孵化器很重视借助学术界进行经验总结和宣传，其官方广泛使用的孵化器功能运行图即来自一篇学术论文。此外，一些学者的确在地方政策的制订中提供了决策咨询。据此，本文收集了1996年至2018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相关学术论文，共计37篇。
（四）数据分析
　　话语网络分析的流程大致如下：（1）建立供话语分析的数据库；（2）通过编码进一步处理数据；（3）在编码的基础上构建各类话语网络；（4） 借助网络分析工具在内的多种分析方法对话语和话语网络进行综合分析（Leifeld，2013；Wang and Wang，2016）。本文主要遵循以上流程展开分析，鉴于上文已经说明了数据库组建的情况，本节最后部分主要说明数据编码和话语网络的构建过程，分析结果则在下一节展开。
在数据编码上，主要参考与本研究预设一致的建构扎根理论的编码策略以期实现话语结构的“自然呈现”（Charmaz，2006）。如表2所示，首先通过一级编码形成尝试性类属，其目的是对话语文本中的数据进行有效的提取并进行标签化和范畴化，最终形成尝试性类属329个。然后进行二级编码形成概念类属，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整合话语文本的信息，并对干扰信息进行筛除，消除文本中的“噪音”，最终得到概念类属132个。在三级编码中，本文对概念类属进行了主题归类以进一步呈现话语的结构，并最终将所有概念类属归纳为三种解释语库。（1）本土性语库。该类语库中的类属主要是TS孵化器作为主体对其历史和事件的描述，相关话语内容产生的语境源自试点开展的过程，包括27个概念类属。（2）公共性语库。该类语库中的类属主要是政府、媒体等公共话语中常见的概念、词汇和提法，相关话语内容在试点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于公共话语中，包括68个概念类属。（3）学术性语库。该类语库中的类属主要是学术论文中的研究领域、学科、流派、概念和理论等，相关话语内容产生于学术文献，包括37个概念类属。表2：编码示例

在话语网络的构建上，本文分别构建了文本—关键词二模网络与共现矩阵网络。首先，为了对各类话语文本在不同阶段的动态变迁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根据TS孵化器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界定和总结，以及小威廉·休厄尔（Sewell ，2005）关于历史性事件能够对认知图式产生永久性改变的分析，将TS孵化器试点经验建构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6年至2001年，对应TS孵化器5周年的纪念和总结，该阶段的重大事件是T大与S市合作建立TS孵化器。第二个阶段为2002年至2006年，对应TS孵化器10周年的纪念和总结，该阶段的重大事件为TS孵化器凭借“非典”时期研发的红外测温仪在全国名声大噪。第三个阶段为2007年至2019年，对应TS孵化器20周年的纪念和总结，该阶段的重大事件为TS孵化器被认定为全国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前两个阶段的学术论文的数量非常有限，分别只有2篇和6篇，难以构建网络，后文也只作简单的话语内容分析。此外，直到2015年才出现了第一份政策文件，即政策话语均产生于第三个阶段。

　　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自我陈述、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三类传播话语构建二模网络。具体而言，本文将话语类别作为行，将概念类属作为列，并根据实际需要筛选了词频为3次以上的类属构建二模网络。之所以选择概念类属，因其既兼顾了信息容量的密度又保留了足够多的细节，避免了尝试性类属信息过于庞杂和解释语库过于抽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节点（即概念类属）依照其所对应的解释语库合并，计算出各网络调用各解释语库的频次，进一步转化为各解释语库在不同话语网络中使用的占比情况。
　　最后，构建各类需要分析的共现矩阵网络。与二模网络的构建相似，对编码完成的话语样本进行词频筛选与时间分段，之后分别将其题录信息导入SATI3.2软件，经过字段抽取、频次统计、矩阵生成等程序形成共现矩阵。考虑到本文数据来源的多元性，由频次直接构建的网络之间不可比，需要进一步处理数据。目前学界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计算二模网络的列模相关系数所得的相似矩阵，这类方法反映了网络各节点的活跃程度，但在大规模网络中存在适应性不佳的问题；二是假设观测网络背后存在潜在结构，通过数学方法提取观测网络背后的关联模式（陈华珊，2017），这类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考虑到文本的概念类属本身已经是对现有文本的抽象，基于此再假设文本网络存在潜在空间则难以解释其意涵，因此，本研究采用相关系数法算出原始共现矩阵的相似矩阵，使用相似矩阵进行分析。随后，本研究测量了网络的中心势、密度、平均路径、节点数量，以及网络节点的点度、中间中心度及其作为概念类属出现的频次。最后，本研究通过Spring算法实现网络可视化，并使用Louvain算法进行聚类分析。

试点经验的形成过程：话语建构的动态变迁

本节旨在通过不同阶段和不同话语网络之间的比较，分析TS孵化器的试点经验如何在话语的动态变迁中被建构为一套完整自洽的政策知识。对此，下文在借助话语网络呈现的基础上，参考原始文本，解释和分析话语建构的变迁过程。

（一）1996年至2001年：合法性叙事的初步实现

在该阶段，TS孵化器开始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相关经验。5年文集是对其初步探索的一次总结。如表3所示，该阶段的自我陈述是一个话语内容相对复杂且解释权较为分散的话语网络。一方面其聚类子群和网络节点的数量相对较多，说明其话语内容较复杂；另一方面其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势相对较低，说明其解释权较分散。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合法性建构和初步经验总结两个方面，参见表4的关键类属和图2的聚类情况。第一，合法性叙事的实现主要依靠对建院宗旨的阐释，集中反映在图2绿色聚类部分。一方面，合法性来源于对“校地合作”宗旨的复述，即“转化论”和“教育培训”是T大和S市最初的合作意向；另一方面，TS孵化器进一步强调了其作为第一家校地共建的孵化器所具有的改革意义，集中反映在聚类中对“T大文化”“校训”“特区文化”等内容的强调，如借助“特区文化”强调了TS孵化器继承和发扬了S市改革开放前沿的传统和文化。第二，经验的初步总结在网络中则较为分散。其中，浅褐色部分集中了最初的一些抽象性总结，如“市场导向”和“四不像”，该部分在经验总结中相对核心，“市场成功”也更多地归功于这些抽象性经验。其中，“市场导向”是众多抽象经验的核心，其中心度和频次甚至高于“市场成功”。而“四不像”在当时只被初步提出，在网络中的频次和中心度都较低。紫红色部分主要反映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和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围绕着如何利用好“T大资源”，做好“孵化服务”和“技术支撑”等工作。总体而言，该阶段的自我陈述集中于合法性的获得和初步经验总结两方面。在合法性上，兼顾了科技体制改革中的“转化论”任务以及T大文化和特区文化传统下的改革者身份。在经验总结上，初步形成了以“市场导向”和“四不像”解释“市场成功”的抽象归纳，同时具体地阐释了如何用好“T大资源”办好“孵化器”。
　　新闻媒体对这家首个校地合作共建的孵化器给予了高度关注。由表3可以发现，其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势和平均路径长度均高于同阶段的自我陈述，而聚类子群和网络节点数则低于自我陈述，说明其是一个解释权更集中、话语内容更简单的话语网络。具体而言，媒体话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参见表5和图3。（1）围绕建院宗旨阐释试点的合法性和任务，反映在图3灰色部分，即“校地合作”“转化论”和“教育培训”等关键类属的共现。（2）围绕“市场成功”对TS孵化器“技术支撑”“孵化器”等工作的成绩进行宣传。

相较而言，在该阶段，学术界对TS孵化器尚缺乏关注，仅有两篇相关论文。且值得注意的是，两篇论文的作者单位均为TS孵化器，可视作试点单位对其经验进行学术化总结和抽象的尝试。从话语的主要内容来看，两篇论文都肯定了TS孵化器完美地完成了“转化论”任务，总结归纳了其在技术支撑、风险投资方面的新思路和新做法。

　　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不同话语类型对试点的解释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共识。从话语的变异性来看，自一开始有关试点的解读就是多元化的。比如，在合法性叙事上，TS孵化器非常看重自身的改革者身份，格外强调他们是带着T大“行胜于言”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到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S市，而媒体报道和学术论文都忽略了这层身份建构的叙事。此外，TS孵化器在该阶段虽然尚缺乏系统的经验解释框架，但可以发现“市场导向”这个核心基调已得到反复强调，其在话语网络中比“市场成功”更加核心。在媒体报道中，则只剩下了“市场成功”。
　　另一方面，话语中的共识，即被各类话语反复肯定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叙事层面，在经验总结方面尚缺乏较为一致的解释。对关键类属的横向比较亦能够发现，在各类话语中均处于核心的类属主要有“校地合作”“转化论”“教育培训”和“市场成功”四项，这些内容其实都围绕着TS孵化器的建院背景、宗旨及其背后的合法性展开。（二）2002年至2006年：解释框架初具雏形
　　在该阶段，TS孵化器继续在市场上开疆拓土，其在2003年的“非典”抗疫中名声大噪。2004年4月初，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视察TS孵化器时，询问了是否可能研发一种快速测温仪。TS孵化器临危受命，在7天内完成了样机的研发，10天后仪器便在S市的机场和海关进行试用。该产品不仅在“非典”期间畅销海内外，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段“打硬仗”的经历成为TS孵化器成功经验的最佳案例，也是该阶段话语叙事的重点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TS孵化器进一步增加了对其试点经验的总结和宣传力度。由表3可以发现，该阶段自我陈述的话语网络更加复杂多样。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势都达到各类网络中的最低值，同时其网络节点数和聚类子群数非常高。从话语内容来看，在合法性叙事和经验总结两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解释和内容，参见表4和图4。（1）合法性叙事集中在图4的绿色聚类，继续围绕着“转化论”和身份建构展开。在“转化论”方面，不再强调校地合作的建院宗旨，而是更多地宣扬“市场成功”的实用合法性（Suchman，1995）。在身份建构方面则大大加强了对“四不像”的论述， “四不像”正是 “T大文化”和“特区文化”在TS孵化器的试点中孕育的精神结晶。（2）试点经验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其中核心的部分是浅褐色的聚类，该部分围绕“市场导向”详细解释了孵化器如何开展“技术支撑”“风险资本”“孵化服务”等具体工作。其余的聚类则相对边缘，值得注意的是，蓝色聚类中“T大资源”不再用来解释孵化器的相关工作，而更多地用于“教育培训”方面。

较上阶段而言，该阶段的自我陈述在合法性叙事和经验总结上都更进一步。在合法性获得方面，更加突出了“四不像”等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在经验总结方面，抽象概括和具体经验都更加丰富饱满，同时，通过“市场导向”来解释“企业孵化”“风险投资”“技术支撑”等四大功能的模式也初现雏形。

　　　　与自我陈述的复杂与丰富不同，媒体话语在该阶段保持了其简练的叙事风格。如表3所示，其网络密度和平均路径长度均略低于上一阶段，而高于同阶段的自我陈述，同时网络中心势也大幅度提高，达到18.87%。此外，话语节点数也保持在较低的25个。总体而言，该阶段的媒体话语是一个解释权更加集中且内容依然简单的话语网络。媒体报道同样主要涉及合法性和经验两个方面，参见表5和图5。（1）如图5绿色聚类部分所示，与自我陈述类似，合法性叙事围绕“转化论”吸收了“市场成功”，并淡化了“教育培训”和“校地合作”；不同之处是话语中依然没有提及“四不像”。（2）如图5紫红色部分所示，与自我陈述类似，初步形成了围绕“四大功能”解释“市场成功”的解释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媒体话语依然强调了“T大资源”在相关功能实现中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场导向”的重要性。总体而言，该阶段的媒体话语依然较为简单，最大的改变在于其初步形成了以“四大功能”解释试点成功的解释框架。

　　在该阶段，学术界对TS孵化器的关注依然不多，共有4篇相关论文，但突破了之前TS孵化器自说自话的情况。该阶段出现了第一篇高被引论文，这篇发表在2003年的论文率先较完备地分析了TS孵化器的结构功能框架。此外，4篇论文中最高频的类属也是“结构功能”。随后，这套结构功能的解释逻辑迅速被试点单位和媒体话语所采纳。

　　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三类传播话语依然保持了极大的变异性。一方面，在合法性叙事中，TS孵化器较之前更加强调了“四不像”及其背后的改革传承，其他话语中则没有关于“四不像”的内容。另一方面，虽然存在着类似的结构功能解释，但自我陈述中“市场导向”“打硬仗”等相关经验其实区别于其他两类话语的简单总结。此外，自我陈述中对试点经验细致和丰富的解释也远胜其他两类话语。
　　尽管如此，各类话语在对试点经验的解释方面取得了更多的共识。对关键类属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在各类话语中均处于核心位置的类属包括“转化论”“市场成功”“企业孵化”“风险资本”“技术实力”等。其中，前两者是合法性叙事的核心，后三者是结构功能解释的核心。换言之，在该阶段初步形成了对试点经验的解释框架：一方面，其合法性的获得在于通过“市场成功”完成了“转化论”的任务；另一方面，其经验核心在于围绕“企业孵化”和“风险资本”等“四大功能”实现组织升级和重新整合。

　　（三）2007年至2019年：流行性解释的最终形成

　　在该阶段，TS孵化器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绩。自2007年孵化出首家上市企业后，其已经孵化了20余家上市企业，并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2012年，《人民日报》以“新型研发机构”这一新概念概括了包括TS孵化器在内的多家孵化器和研究机构，引发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TS孵化器被公认为是最早进行新型研发机构试点的单位，成为众多后来者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其自身也加快建立分园以实现自我复制。
　　在成立20周年之际，TS孵化器对其一路的艰辛探索再一次进行了总结。由表3可见，该阶段自我陈述的话语网络变得相对简单了，网络中心势和网络节点数恢复到与第一个阶段相近的水平，网络密度则大幅提升。在话语内容上，除了此前的合法性和经验总结外，衍生出更多关于自我经验复制的内容，参见表4和图6。（1）如图6紫红色聚类所示，合法性叙事依然重要，但更多集中在身份建构而非“转化论”，且强调了“四不像”内含的“体制创新”本质。更多的叙事揭示了“四不像”其实是在“高校压力”和“市场压力”的夹缝之中闯出来的一条艰辛道路。（2）试点经验方面的内容被极大地精简了，如浅褐色部分所示，仅保留了此前“市场导向”下对“孵化器”“技术支撑”等功能整合和升级的解释。（3）与更多地方政府开展“校地合作”发展“分园”是该阶段TS孵化器的工作重心之一，集中体现在绿色聚类部分。

较之前而言，该阶段的自我陈述发生了一系列的重新组合。首先，在合法性叙事方面，进一步突出了其改革者的身份认同及背后的艰辛历程，弱化了“转化论”方面的叙述。其次，在经验总结方面更加精练，强调各种功能整合背后的“市场导向”。最后，强调了基于更多“校地合作”而进行的“分园”建设。

　　在自我陈述更加精练的同时，该阶段的媒体报道随着TS孵化器获得新型研发机构的认可而变得更加复杂。由表3可见，其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和网络中心势均为各阶段中最低，特别是网络中心势下降明显，与该阶段的自我陈述相差无几。此外，该阶段媒体报道的话语节点数和聚类子群也大幅高于之前各阶段。总体而言，媒体话语较之前更复杂，解释权更加多元。不过，话语的核心内容依然围绕合法性和经验解释展开，且二者更紧密地结合在图7的绿色部分。结合表5亦能发现，绿色聚类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关键性类属。在合法性叙事上，媒体话语继续强调在“转化论”方面的“市场成功”，且吸收了“四不像”的身份符号；在经验解释上，继续采用了“四大功能”的叙事逻辑，新吸收了“市场导向”这一关键逻辑。不过，“市场导向”在媒体话语中的中心性依然不如自我陈述。此外，图7蓝色的聚类主要反映了新一轮“校地合作”下的“分园”建设，更多的经验阐释则分散在其余三个聚类中。相较前两个阶段，该阶段的媒体话语更加复杂，不仅吸收了“四不像”和“市场导向”等自我陈述中的常见提法和解释逻辑，报道中也力图呈现试点的更多内容和细节。　　有关新型研发机构的学术研究在该阶段成为科技政策和创新研究中的热点。由表3可见，该阶段学术话语的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均高于自我陈述，接近媒体话语。学术话语的网络节点数高达77个，聚类子群达到了5个。总体而言，其网络的复杂性高于媒体话语，低于自我陈述。此外，学术话语的网络中心势相对较高，类似于媒体话语，说明其是一个解释权相对集中的网络。在具体的话语内容上，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解释试点经验的各种分析角度展开。如表6和图8所示，核心子群共3个。（1）网络中绝大多数的关键类属集中在图8绿色部分，反映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核心，“转化论”的“市场成功”是大多数论文选样的依据，“结构功能”分析则是主流的解释框架。除了上述与既有共识相关的内容外，学术话语更加理论和抽象，不仅大量涉及“技术管理”方面的内容，还有更多关于破解“体制障碍”、实现“体制创新”以及更新“科技政策”的建议。（2）分析“新型研发机构”的不同“组织模式”是常见的研究选题，集中体现在图8浅褐色部分。在这类研究中，TS孵化器只是多个案例或组织模式中的一个。（3）还有一类研究旨在对TS孵化器的本土经验——“四不像”“四大功能”等——进行再解释，但总体来说，这类研究侧重于诸如“组织管理”方面的结构功能变革或者“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该部分内容反映在蓝色聚类上。除此之外，整个网络中还分散着有关理论、概念和学术流派的各种论述。

TS孵化器作为典型案例在该阶段成为学者争相研究的热点。大量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解释的多元性和变异性，相关概念、理论和视角层出不穷，但是，结构功能主义一直是孵化器等创新中介研究中的主流（王路昊、曾国屏，2014），结构功能解释在该阶段依然主导着学术话语。

　　不难发现，TS孵化器作为第一家新型研发机构，学界对其解读在该阶段变得五花八门。学术话语和媒体报道都在追逐这一热点议题，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解读，相比之下，试点单位自身的叙事反倒变得简练清晰。此外，在合法性叙事方面，自我陈述对“四不像”中的改革精神甚至是反叛精神进行了更多的解读，媒体和学者们则更多地将“四不像”和“四大功能”混为一谈，或者仅仅将“四不像”作为一种符号象征。
　　不过，经过长期的互文性影响，各类话语的核心内容越来越一致。对关键类属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在各类话语中均处于核心位置的类属包括“转化论”“市场成功”“孵化器”“风险资本”“四不像”等。与上一阶段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四不像”作为一种身份符号在各类文本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换言之，经过长期的动态扩散，话语之间的互文越来越频繁并形成了对试点经验的流行性解释，即TS孵化器作为以“市场成功”实现“转化论”的成功试点，其核心经验是对“孵化器”“风险资本”等“四大功能”的重新整合，整合后的新型研发机构呈现了“四不像”的特征。

　　（四）关上政策知识的“黑箱”：从流行性解释到官方文本

　　经过长期的试点推广和话语传播， 2015年之后，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开始制定发展新型研发机构的相关政策。2019年，科技部正式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本文构建了政策话语网络，以反映政策知识的官方界定。首先，通过表3可以发现，政策话语网络在网络节点数、聚类子群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的数值上都很低，而在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势方面则很高，表明该话语网络内容较为简单，且解释权非常集中。其次，通过表7和图9可以发现，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着图9的绿色部分展开，且与上述流行性解释高度吻合，即肯定了“转化论”的核心任务以及“市场导向”下各种功能的整合与升级，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可见，政策话语仅在吸收流行性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政策支持的内容。极少数的变化体现在：首先，“市场成功”作为宣传性质的话语因不适用于政策文件的语境而被“市场导向”所取代；其次，“四不像”因其语焉不详同样不适用于政策文件的语境而被“体制创新”取代；最后，“风险资本”这一功能被弱化，“人才引进”这一功能被更多强调。此外，“政策支持”作为核心部分，在政策文本中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但政策支持没有跳脱出既有的政策工具如税收减免、经费补助等。

试点经验的建构规则：话语的变异、互文及其问题

基于上文对试点经验话语建构的动态变迁分析可以发现，政策知识的最终形成既离不开各类话语的多元解释，亦依赖于话语共识的逐渐形成。一方面，由表3和表8可以发现，自我陈述、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的话语网络特征、结构及其主要使用的解释语库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反映了它们在论证逻辑、叙事风格和话语内容方面的变异性。另一方面，在长期的交互过程中，各类话语的核心内容又逐渐趋于一致。在第一个阶段，形成了“转化论”命题下较为统一的合法性叙事；在第二个阶段，结构功能解释的框架开始广为接受；在第三个阶段，各类话语普遍吸收了“四不像”的身份符号。为揭示政策知识建构背后的话语规则及其可能产生的问题，本节将进一步围绕话语的变异性和互文性展开讨论。

（一）变异性：政策知识的多元解释及其编辑规则

　　作为不同的转义者，试点单位、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在进行政策知识的建构时，在选材、论证和叙事的特点和倾向上存在着不同，其背后是各方在知识的编辑规则方面的差异。

　　整体而言，如表3和表8所示，自我陈述的话语较为复杂且解释权相对分散，在解释语库上更多使用公共性语库和本土性语库。话语内容主要是尝试使用本土经验对公共话语中的“转化论”等核心命题进行回答。因此，其主要的编辑规则是所谓的“去语境化”，即编辑的过程旨在进行抽象归纳，摆脱原有的语境和地方特殊性，进而可供其他组织模仿和采用。相应的，原有的语境在扩散中则被忽略（Czarniawska-Joerges and Sevon，1996）。通过去语境化的编辑，作为默会知识的试点经验进一步被抽象和文本化，更易传播。纪念文集的优点是其更加“真实”，回忆录内容来源于试点参与者的回忆和总结，在解释试点经验时，具有较高的还原度，内容更具体，细节更丰富。其劣势是可理解性较低，如“四不像”的说法本来就具有模糊性，又涉及“特区文化”和“T大文化”等文化渊源，这些很难被外界的媒体话语和学术话语所理解和引用。话语最终的流行更多得益于其契合了新型研发机构中的“新型”二字，成为一种鲜明的身份符号。总的来说，自我陈述实现了对试点经验最初的文本化，且具有较高的还原性，但较难被外部所理解和传播。

　　媒体报道则较为简单且解释权更加集中。在解释语库上，媒体话语以公共性语库为主，主要围绕着“转化论”这一核心命题肯定了试点的“市场成功”，报道该试点在“四大功能”方面的成绩和创新，使试点经验更加符合既有主流观点。事实上，其主要编辑规则是“逻辑重构”。“逻辑重构”的编辑方式是指，一种制度创新的成功往往会用那些已知的因素或者符合主流观点的条件来进行解释，成功经验中的其他方面则被忽视（Christensen and Lægreid，2002）。转译的结果是，媒体报道大幅度提高了试点经验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但其主要的解释框架是公共话语中过去广泛传播的信息，在“四大功能”这个看似新颖的总结和作为标签出现的“四不像”之外，很难找到TS孵化器独有的经验。总的来说，媒体话语的认可实现了试点经验的合法化，并赋予其更高的可理解性和可传播性，但其解释过于简单且还原度低，导致其在经验复制方面的参考价值也较低。

　　学术研究的话语虽较为复杂但解释权相对集中，主要围绕“转化论”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学术话语的主要编辑方式是“公式化”。该编辑方式是指，很多制度理念、知识和经验往往通过一些学术概念甚至是学术性的公式表达，尤其体现在一些管理理念上（Drori，et al.，2013）。此外，在对待TS孵化器的试点经验时，学术话语不像自我陈述或媒体报道那样将其视为“原型”，即直接将试点经验本身作为榜样进行传播和宣传（Özen and Berkman，2007），而是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样板”，将试点经验化约为某种理想型、命题、假设、模型，或者是细分的追赶指标（Wedlin，2007）。总体而言，学术话语率先从结构功能角度对试点经验进行了拆分解释，实现了一种标杆化，同时论证逻辑更加科学严谨，具有较好的可复制性。不足之处在于，学术话语较为晦涩且概念繁多，对试点扩散中的效仿者而言可理解性不佳，其学术化的抽象过强导致还原性较低。

综上，如表9所示，三类主要转义者在话语文本中对试点经验的解释和建构具有较大的变异性，具体表现在依据三种不同的编辑规则分别完成了对试点经验的文本化、合法化和标杆化，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政策知识的话语建构。

　　（二）互文性：共识形成背后的话语秩序与社会实践

　　如上文所述，政策知识的“黑箱化”有赖于话语长期互文过程中的共识形成。虽然各类话语的解释存在变异性且各具影响，但在互文过程中不同话语类型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式依然存在主次之分。首先，相较而言，媒体话语的受众更广，话语体系的开放性也更强，在传播中影响力更大。《人民日报》提出了“新型研发机构”这一说法，极大地推动了试点经验自下而上以及“四不像”等本土性的符号被广泛接受。此外，媒体话语所关注的“转化论”等公共性语库中的命题也构成了组合政策知识的话语秩序（Foucault，1971）。无论是自我陈述还是学术研究，其最终都要回到媒体报道所关注的“转化论”命题是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因此，媒体话语所进行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包装，也最早形成话语共识。其次，无论是政策制定者的取向还是话语传播中的偏好，都更青睐于表达更清晰、操作更明确的内容（Sahlin and Wedlin，2008；Wedlin and Sahlin，2017）。故而，自我陈述和学术研究对政策知识建构的影响，有赖于其对 “转化论”等问题的回答是否更具可理解性和可复制性。学术话语的文本相较于自我陈述看似更加封闭，然而一旦结构功能的解释框架被各类文本所采纳，其便迅速成为广为接受的共识。最后，对试点经验最熟悉的试点单位的自我陈述，因转译方式导致了其解释的可理解性和可复制性较差，较少在互文中被其他类型的话语文本所吸收。有关“四不像”的内容直到第三个阶段被新闻媒体采纳后才广泛传播。

　　话语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受制于各自的编辑规则和转译结果，还有赖于话语交互背后复杂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互动（Fairclough，2013）。以结构功能的解释框架为例，虽然“四大功能”最初是在2003年的一篇高被引论文中被总结提出，但该论文产生的背景是，随着TS孵化器在“非典”后声名鹊起，其为了更好地总结和宣传相关经验委托T大经管学院开展横向课题。TS孵化器非常满意该论文提供的解释框架，认为论文“既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又便于理解和传播，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外解释的不少困惑”。于是，TS孵化器将论文中有关“四大功能”如何重新整合和改造的组织运行图，广泛使用在官方网站、宣传材料以及上报给政府的决策咨询报告中。“四大功能”很快在采访报道中被媒体话语充分吸收。最后，作为S市和广东省的智库成员和决策咨询专家，TS孵化器的多位领导也多次在对相关政策的建言中推广“四大功能”，影响了当地政策的制定。

　　话语共识的形成离不开互文背后的社会互动，事实上，政策话语是长期以来话语的社会实践性的最终呈现。这些话语的实践性源于方方面面：试点单位为了使试点经验受到上级乃至中央的重视而采取的叙事策略（Green Jr and Li，2011；Garud，et al.，2014）；不同身份的政策企业者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使用的宣传策略或修辞技巧（朱亚鹏、肖棣文，2014；Phillips and Malhotra，2017）；以及，在话语的反身性下，如“转化论”这样的合法性压力对政策的形塑（Suchman，1995；O’Kane，et al.，2015）。在这个过程中，试点单位、大众媒体、学者、官员等关键的转义者可能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例如，试点单位的领导可能是新闻报道中的受访者、学术论文的作者、决策咨询中的智库专家，甚至有几位TS孵化器的领导后来直接进入S市的科创委等相关部门担任领导。

　　综上，话语秩序潜移默化的规训，编辑规则对转译结果的影响，以及话语的社会实践性都促进了话语之间的交互、吸收和影响，进而促进了话语共识的收敛和政策文件的出台。

（三）迷失在转译之中的“最佳实践”：原始经验的流失

　　虽然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流行性解释被政策话语最终确定下来，但仍需注意，纪念文集中的许多经验未被政策保留，其与试点单位日常话语中的原始解读差异巨大。

　　首先，就TS孵化器的试点过程而言，作为核心理念的“四不像”显然不仅是一种宣传的符号，还是一种切实的理念性知识。在访谈中，多位中高层管理者将孵化器的成功经验归结到“四不像”上， “‘四不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干出来的……因为市场是残酷的，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那么如何在市场中生存，就需要摆脱既有的从高校找技术的思路，先生存下来……”。由此可见，“不”字恰恰才是“四不像”的关键。进而言之，“四不像”与“转化论”和“四大功能”在理念层面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市场需求优于成果转化在TS孵化器的内部经验总结中形成了共识。副院长IS认为：“市场生存是残酷的，我们首先需要立足市场，面向市场。”前院长IG更是直言不讳：“事实上，包括T大在内，能够转化的成果是不多的。” TS孵化器早期甚至还通过投资茅台等项目实现原始积累和市场立足。另一方面，“四大功能”几乎是“四不像”的反面，是一种“四都像”。如上所述，“四不像”的核心在于对已有制度安排的反叛，而“四大功能”强调的是对已有制度安排的接受和整合。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四大功能”因能够被还原为广为接受的四类公共性话语，从而实现了有效的扩散。

　　其次，随着“四不像”在转译中的流散，一系列其他理念性知识和工具性知识也迷失在话语的传播过程中。在理念性知识方面，“市场压力”“打硬仗”是与“四不像”高度一致的理念，这些理念意味着“市场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的是与之匹配的市场经营能力，以及面对市场竞争的挑战和经营亏损的巨大风险时进行投资的魄力。在工具性知识方面，以“企业化管理”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知识同样消失在传播过程中。相较于组织的功能建设，实际上项目管理对TS孵化器的成功更为重要。不少受访者认为，以项目而非科层制为管理的核心，“能够更好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同时“提高团队面对市场挑战和风险的能力和经验”。

　　由此可见，当前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机制和规则对于“最佳实践”的推广造成了诸多问题。除了上述宝贵的政策知识的流散和对其误读之外，目前这套主流知识在传播中还存在着其他困境。其一，虽然主流知识中强调了用“结构功能”解释“四不像”和“转化论”的框架，但实际上，话语的变异性造成的认知困境依然存在，如不同的文本对“四大功能”的解释是不同的。在有些文本中“教育培训”属于四大功能，而在有些文本中又不属于。此外，在“四大功能”的基础上，后来还出现了“五大功能”“六大功能”，似乎只要符合一种结构功能的组合就是“四不像”的核心所指。这些功能如何整合成了“四不像”也说法不一、语焉不详，有的文本认为，只要同时具备四个功能就可以，有的文本则认为这是一种“基因杂糅”的结果。总之，变异性和模糊性并没有就此消除，相反关于解释的解释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被话语制造出来。其二，“四大功能”看似容易复制，但其背后所需要的培养市场能力的相关知识并未被有效扩散。这种“结构功能”的解释导致效仿者保留了大量既有模式的弊端，比如“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在管理中依然保留着事业单位的特征（王路昊，2019）。许多效仿者在政策学习受挫后，基于路径依赖很容易顺从既有的组织惯性，其结果是对TS孵化器的模仿变得形似而神离。

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政策知识的建构性
　　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的，不存在任何纯粹的话语之外的“客观”对象（福柯，1998）。对试点经验而言，一旦被“说”出来，就不再存在一种“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经验。正是通过话语分析，本文尝试揭示政策试验过程中试点的个别经验是如何被话语建构为一套完整的政策知识的。基于TS孵化器的案例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一系列有待被更多研究检验的初步结论和命题。
　　首先，所谓的政策知识本质上是一套被编辑完善的话语。由此，政策试验生产政策知识的过程也是一系列文本进行话语建构的过程。不同于已有研究中普遍的“知识实在论”倾向，本文坚持一种“知识建构论”的理论预设。由此，当前政策试验中出现的种种不足和偏差，可能并非试验的机制不够完善或不够科学所致（Mei and Liu，2014；刘军强等，2018），还需要关注内生于其中的政策知识的生产过程和话语机制。
　　第二，试点单位虽然掌握着对相关政策知识最初的解释权（李洁，2016），但政策知识的最终形成往往是多个转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在试点经验被“黑箱化”之前，往往存在着多个解读版本。由于不同的版本在挑选材料、建立逻辑和解释重点等方面的编辑规则不尽相同，彼此之间常常存在较大的张力和变异性。
　　第三，政策知识重新组合的种种规则往往受制于话语背后的权力（Foucault，1971；Fairclough，2013）。当“话语秩序”先于试点而强势存在时，试点经验往往只能围绕着既定的叙事命题和框架展开。此外，政策制定者对政策知识易读性和可复制性等偏好，也会淡化试点单位对其经验的原始解读。
　　最后，政策知识的话语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话语规则，潜藏着消解和扭曲实际经验的风险。在预期的解释逻辑和论证思路几近明确的情况下，包括试点单位在内的各种转义者都将默契地遵守既定的话语秩序，并极力迎合制度环境的期待和标准，而忽视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制度变革的话语要素。

　　（二）讨论与反思：试点推广的困境及其破解

　　一直以来，有关局部性的试点经验在推广为全局性的改革后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备受关注（杨雪冬，2008）。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领域中先后掀起了多轮试点推广的高潮，各种“模式”“经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目光，但喧嚣和热情退却之后实际的推广成效往往与预期相去甚远，甚至某些试点成为“孤例”的情况并不少见（吴昊、温天力，2012）。如果仅仅局限于“点”和“面”的思维框架，难免令人怀疑试点是否虚假宣传或过于特殊（李壮，2018），抑或反思效仿者的学习能力或条件要素（杨宏山，2015）。对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即对试点的政策知识的总结和推广离不开话语建构的过程，但话语建构和经验总结的过程可能是一个离实际经验越来越远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试点推广中的一个悖论由此显现。一方面，试点经验必须经过话语的建构才可能被认知、学习和传播；另一方面，对试点经验的编辑和转译又常常导致试点成功的某些关键要素在话语的建构中趋于流散。这样一种认知的困境和悖论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和认知的范畴化问题（Potter and Wetherell，1987）。通过范畴化来对经验世界进行简化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认知和知识的偏差。在传统研究中，范畴化的认知困境也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Wilder，1986），然而，有关范畴化的话语研究则指出，范畴化同样是话语建构的结果。范畴往往是基于特定的方式被话语挑选和组织起来的，通过话语分析去揭示范畴被界定和建构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范畴化产生偏差的原因（Watson，1983）。由此，话语分析同样有助于揭示对试点经验理解和认知的偏差何以产生。自上而下的话语秩序无疑值得我们反思。换言之，要改变试点经验认知中的偏差，需要从改变话语秩序开始。在加强自下而上的话语传导和水平的话语扩散，并解放话语中的束缚之外，话语变异性本身必须更多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就学术研究而言，独立的学术话语应该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试点经验和精神的优质文本，而非仅仅是阐释“话语秩序”的语言工具。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冯莹莹

  排   版：莫太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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