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专题| 【张帆】家庭背景、班级情景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

教育社会学专题

家庭背景、班级情景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张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2年第1期

摘 要：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考察了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具有积极作用，但本地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跨群体朋友数量反而越少。总体而言，班级异质性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随着班级异质性的上升，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呈下降趋势，本地儿童则正好相反。所属群体跨群体社会交往越多，学生拥有的跨群体朋友数量越多，并且这种积极作用对本地儿童的影响更大。而外部群体的封闭性越强，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并且这种消极作用对流动儿童更强。最后还发现，上述班级情境影响效应的群体性差异主要存在于本地儿童数量占优势的班级。

问题的提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中国城市发展带来充足的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也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利益冲突、制度排斥和文化差异等原因，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隔离（王春光， 2001），这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阻碍。事实上，这种社会空间的隔离也进一步导致流动儿童面临较为严重的城市融入问题。大量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受到持续性社会排斥，导致他们当中盛行“反学校文化”（熊易寒，2010），并且在心理发展、教育期望、学业表现等方面与本地儿童相比均处于明显的劣势（周皓、巫锡炜, 2008；柳建坤等，2020；谢建社等, 2011）。因此，分析和考察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社会融合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目前的研究或者直接分析影响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现实障碍和影响因素（钟涨宝、陶琴，2010；熊易寒，2012；汪长明，2013；Li and Xiong，2019），或者考察他们在学业能力、行为、心理健康水平等方面的表现和成因（蔺秀云等，2009；Lu and Zhou，2013；柳建坤、张云亮，2020）。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大多忽视了流动儿童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交往，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友谊问题。社会交往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融合（王毅杰、史晓浩， 2010；曹凝，2013），无论是何种类型以及何种程度的社会融入，都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已有研究指出，跨群体的社会交往有利于降低群体间的社会心理距离，增强社会整合程度（Briggs，2007；Martinovic，et al.，2009；李晓光，2020）。相反，如果社会交往被限制在群体内部，不同群体间缺乏接触和联系，就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偏见（Pettigrew and Tropp，2006）。有关青少年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在学校适应过程中的情感投入与其在学校中感知到的友谊数量密切相关（Pietarinen，et al.，2014）。如果他们在同辈中面临较多的社会排斥或被边缘化，甚至会严重损害其成年后的健康状况（Östberg and Modin，2008）。尤其是对流动儿童而言，与本地儿童的友谊对他们的学校参与有十分重要的作用（Zhang，et al.，2020）。因此，有必要对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和深入考察。

学校和家庭是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生活场域。学校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适应未来工作和生活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也同时为他们建立同伴关系和发展友谊提供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社会交往空间。然而，不同学校，甚至学校中不同班级之间，在群体构成、同辈互动情境等方面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青少年在不同的学校和班级所面临的社会交往环境可能会完全不同，进而发展出迥异的社会交往关系（McFarland，et al.，2014）。更进一步说，这种社会交往关系还可能会因为青少年社会身份（如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差别而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同样，作为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家庭也对青少年的社会交往有重要影响。不同阶层的父母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以及亲子间互动的方式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偏好（Van Tubergen and Smith， 2018）。更为重要的是，家庭背景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青少年在何种学校环境中发展社会交往关系。特别是在学校的阶层分割日益明显的中国社会，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更会使他们的社会交往带有明显的阶层烙印。遗憾的是，尽管学校和家庭对于青少年（尤其是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如此重要，却只有少量国内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史晓浩、王毅杰， 2010；王毅杰、史晓浩， 2010），而且也没有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将着重检验当前中国初中教育阶段家庭背景和学校的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差异。具体来讲，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和群体差异；第二，班级情境，尤其是班级中的群体构成、同辈群体、外部群体对青少年的跨群体社会交往起到何种作用，以及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又有何种差异。

文献回顾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交往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渠道，它对人们的社会和心理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因此，社会交往模式及群体性差异历来就被社会学家所重视。已有研究主要从偏好、机会和第三方因素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它们是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个体或群体存在差异化社会交往模式最主要的原因（Kalmijn，1998；McPherson，et al.，2001；Martinovic，et al.，2009）。

关于偏好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网络的构建遵循同质性的原则，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个体进行互动并建立联系（McPherson，et al.，2001）。这是因为，社会属性特征相近的个体之间更有可能分享相似的社会经历、态度或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更具有确定性（McPherson，et al.，2001；Wimmer and Lewis，2010）。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交往同质性偏好的背后是理性选择的逻辑，个体会选择与那些付出的成本最低但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社会成员进行交往。与自身相似的人交往所共享的经历以及互动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时间和精力等资源的投入，增加互动双方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利益，获得更高的社会情感支持和社会回报（Kalmijn，1998；Blockand Grund，2014）。相反，与自身社会属性相差较大的社会成员进行交往，尽管也会使个体获得一些回报，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Lin，1999），但由于需要跨越群体的边界和彼此共享的社会经历较少，因而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这会导致相对回报降低（Wimmer，2008）。

但是，偏好作为个体的内在特质难以直接测量，仅有少量的研究直接分析了偏好所产生的影响（Yuand Xie，2017）。大量研究主要考察社会结构对社会交往的作用（Blau，1977a，1977b；Hallinan and Teixeira，1987；McPherson，et al.，2001；Zeng and Xie，2008；McFarland，et al.，2014）。与内在交往偏好驱动个体的社会交往不同，社会结构是通过对互动机会的制约发挥作用的。互动机会越多，就越有可能建立社会联系。这意味着，同质性的社会交往模式并不必然取决于个体内在的同质性偏好。如果社会属性相似的个体有更多接触互动的机会，即使个体没有明显的交往偏好，与其他个体接触和互动机会的差异仍然会导致人际交往出现同质性的特征。反之，即使有较强的同质性交往偏好，如果有更多的跨群体互动机会，那么，个体仍然有可能发展出跨群体的社会交往。

有关社会焦点（social foci）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互动机会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所谓“社会焦点”，是指一个社会、心理、法律或物理的实体，大量的社会活动围绕这一实体开展（Feld，1981）。日常生活中的学校、班级、工作场所、邻里、兴趣团体等都可以视为影响人际交往的社会焦点。费尔德（Feld，1981）指出，社会焦点为个体建立社会联系提供了机会，处于同一个社会焦点中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互动，因而也更容易建立社会联系。同时，由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社会成员更容易处于同一个社会焦点中，因而围绕社会焦点建立的社会联系往往具有同质性（Feld，1982；Mollenhorst，et al.，2008）。按照这种逻辑，处于社会焦点中的群体构成的异质性将是影响社会交往同质性程度的关键因素，群体构成越多样化，越有利于建立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交往。国外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种族混合社区的儿童往往更频繁地在学校发展跨种族友谊（Mouw and Entwisle，2006）。国内的研究也表明，居住在非移民聚集社区的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距离更短（曾东林等，2021）。关于学校群体构成的研究同样显示，当学校中的种族构成更具异质性时，学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遇到其他种族的学生，因而发展跨种族友谊的可能性及其跨种族友谊的数量也就会增加（Joyner and Kao，2000；Quillianand Campbell，2003；Fischer，2008）。

然而，群体间接触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必然会产生与预期那样多的跨群体交往，这是因为，接触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个体的交往偏好。有研究指出，不同群体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群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机会的增加不足以消除群体的偏见并增强个体选择其他群体成员成为朋友的意愿，相反，个体会感受到来自其他群体成员的竞争或威胁（Quillian，1995）。为了对抗这种威胁，群体成员会倾向于发展同质性的交往。关于学校的一些相关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些研究发现，学生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偏好与学校的群体异质性是非线性的关系，随着学校的群体构成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学生发展同群体友谊的偏好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当学校的群体多样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学生的同群体友谊偏好就会减弱（Moody，2001；Currarini，et al.，2010；Smith，et al.，2016）。

最后，还有少量研究考察了一些重要的第三方（如父母、配偶、同辈等）如何塑造个体的社会交往。第三方因素的存在意味着个体的社会交往会受到其他个体的干涉，但他们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社会交往，而是通过社会规范增加或减少互动的机会，或者通过影响人际交往的偏好间接发挥作用。例如，有研究指出，跨族群婚姻作为社会交往的特例，父母的态度是影响子女婚配对象选择的重要间接因素（Kalmijn，1998；Carol， 2014）。关于青少年友谊的研究也发现，如果父母对其他群体有更积极的价值观或更多的跨群体的联系，子女通常也会复制他们的价值观和做法，进而降低社会交往的同质性（Smith，et al.，2015）。这是因为亲子互动会将父母自身的价值观传递给子女（Edmonds and Killen， 2009；Van Tubergen and Smith， 2018），而父母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子女选择何种类型的学校就读（Kristen， 2008），进而影响子女与其他群体的互动机会。与之类似，关于同辈群体的研究指出，同辈群体中存在压力和惩罚，它会促使个体在与同辈互动时回应同辈的行为或决策，并通过与同辈做出相似的行为或决策来维持与朋友的关系或熟识新的朋友（Frank，et al.，2008）。这意味着，与同辈的互动不仅会改变或强化个体的择友偏好，同时也为个体发展新的友谊关系提供了机会。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的研究指出，由于有更多的机会互动，拥有共同朋友的个体之间更容易建立联系。还有研究发现，种族交往的同质性不仅源于互动双方自身相同的种族背景，还受到那些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同辈之间的同质性交往及平衡机制（如回报友谊、与朋友的朋友成为朋友的倾向）的影响（Goodreau，et al.，2009；Wimmer and Lewis，2010）。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偏好、机会和第三方并不是完全独立地驱动个体的社会交往，它们相互关联且难以分开。因此，在分析时需要综合考虑现实因素是如何通过偏好、机会和第三方三个方面的差异而最终导致个体或群体有不同社会交往模式的。那么，在中国社会，家庭阶层背景和学校中的班级情境是如何通过这三者来影响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的呢？

研究假设

（一）家庭阶级背景与青少年跨群体交往

既有研究已经证明，经济和文化的显著差异和制度排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但有研究也发现，受过良好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有更高的社会融入水平（杨菊华，2015；曾东林等，2021）。实际上，流动人口这种差异化的社会融入同样会反映在他们的子女与本地儿童之间的跨群体交往中。有研究发现，阶层而非户籍因素对儿童游戏团体的形成更具有解释力，由于有共同的兴趣和行为方式，较好家庭背景的流动儿童更容易加入本地儿童主导的游戏团体，而家庭背景较差的本地儿童则较容易被由流动儿童主导的团体所接纳（熊春文、谢彤华，2017）。这表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同样反映了同质性交往的原则。在同质性偏好的驱动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流动儿童可能与本地儿童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更相似，因而更容易交到跨群体的朋友。基于同样的原因，较低阶层出身的本地儿童也更容易与流动儿童建立联系。

家庭背景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社会交往的差异化影响还来源于父母对子女交往偏好和机会的影响。家庭背景较好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往往有更高的社会融入水平，而且也可能会有相对较多的本地社会交往，这会塑造子女的跨群体交往的认知和动机，使他们更有意愿与本地儿童交往。有研究指出，那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流动儿童的父母更支持和鼓励子女与本地儿童交往，家庭处于底层的流动儿童则可能会因不当的教养方式而被城市社会所区隔（史晓浩、王毅杰，2010）。另外，近些年来，随着学校阶层分割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凸显（吴愈晓、黄超，2016），除了制度上的限制外，经济上的排斥也使得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在就读学校上的分布更加不一致。对流动儿童而言，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其进入教育质量较高且本地儿童居多的学校就读，因而也有更多机会与本地儿童互动，进而建立友谊。而对本地儿童而言，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将不利于他们发展与流动儿童的友谊，这是因为，他们同样更可能会进入本地儿童占比更多且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就读，这减少了他们与流动儿童互动的机会。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跨群体朋友就会越多，本地儿童则相反。 

（二）班级情境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 

作为学生日常生活、学习和互动的重要场所，班级的情境对青少年跨群体交往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依赖于班级的群体构成。根据我们在前文的叙述，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会同时影响个体交往的机会和偏好（Joyner and Kao，2000；Moody，2001；Quillian and Campbell，2003；Fischer，2008；Smith，et al.，2016）。也就是说，班级群体构成复杂程度的上升不仅会提高群体间交往的机会，同时也由于个体感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强，同质性交往的倾向也会大大增加。这意味着，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程度与个体跨群体交往之间可能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换言之，随着班级群体构成异质性的增加并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个体的跨群体交往的数量可能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有研究也发现，学校群体构成异质性程度与学生跨群体交往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Fischer，2008；VanHoutte and Stevens，2009）。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班级的群体异质性与青少年跨群体朋友数量呈倒“U”型关系。

除了群体构成外，班级内部不同群体的互动状况也是班级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分析。首先，个体行为必然会受到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因此，所属群体可以视为一种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并且，它对个体跨群体交往的影响遵循同辈效应的逻辑。也就是说，所属群体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择友偏好，也会为他们发展跨群体友谊提供机会。如果大多数成员倾向于发展内部的友谊，那么青少年所归属群体所产生的协调一致的社会压力，以及群体内部所传递的交友偏好，会迫使他们也倾向于发展群体内部的朋友关系，而非跨群体的友谊。而且，当所属群体的交往封闭性很强时，会增加青少年与所归属群体其他成员互动的机会，减少与外部群体成员互动的机会，这就导致青少年更容易发展同质性的友谊。相反，如果所属群体的社会交往更具开放性，那么青少年进行跨群体交往的机会也会更高，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因而就会大大增加。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班级中所属群体的跨群体交往密度越大，青少年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也就越多。

外部群体同样也是影响青少年社会交往的重要第三方因素。既有研究指出，群体的界限将被积极而有目的地建构和维护，以建构和维持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保障群体成员的利益（Tajfel and Turner，1979）。因此，个体在发展跨群体交往时不仅需要跨越自身所属群体的界限，更需要外部群体的接纳。这也意味着，如果外部群体社会交往的封闭性很强，个体就很难获得与该群体成员互动的机会，也就很难发展跨群体的社会交往。而且，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程度越高，个体所感受的威胁感也会越高，进而会提高个体同质性交往的倾向（Smith，et al.，2016）。因此，当外部群体成员社会交往的封闭性较强时，个体也更有可能发展与所属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而非跨群体的社会交往，以对抗外部群体团结一致所产生的威胁。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学校班级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社会交往中。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越大，青少年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 

（三）班级情境影响的群体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情境对学生社会交往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国外有关研究指出，随着社会焦点越来越具有异质性，来自少数种族群体的学生更有可能将多数种族群体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友谊网络之外（Moody，2001；Quillian and Campbell，2003; Smith，et al.，2016）。这意味着，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如外国移民、少数种族等）可能有更强的同质交往偏好，他们对群体构成的变化更为敏感。考虑到流动儿童同样处于类似的情境，我们预测，随着班级群体异质性的上升，流动儿童同样更容易将本地儿童排除在朋友圈之外。换言之，在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并不是很高时，流动儿童就可能会出现上文我们所预测的倒“U”型关系的拐点。

所属群体的同辈群体效应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作用同样也可能会存在差异。与流动儿童相比，本地儿童的来源相对单一，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也较高，因而更容易形成对流动儿童的集体性排斥。这种集体性排斥不仅针对流动儿童，也针对那些试图与流动儿童交往的本地儿童。因此，当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发展友谊时，所面临的阻碍和来自群体内部的压力要比流动儿童更大、更高。另外，按照布劳（Blau，1977a，1977b）的观点，由于本地儿童的规模整体上要超过流动儿童，因而本地儿童跨群体互动的机会本身就要比流动儿童低。所以，相比于流动儿童，本地儿童也更加依赖所属群体提供的跨群体交往机会。基于此，我们推测，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班级所属群体对本地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要高于流动儿童。

国外的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对于外部群体威胁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移民学生已经学会了应对自己的劣势地位，并相对开放地与本地儿童友好相处，移民学生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因而要低于本地儿童（Vermeij，et al.，2009）。有研究也发现，本地儿童友谊关系的同质性程度受移民学生的显著影响，但移民学生的社会交往并不受本地儿童的影响（Smith，et al.，2016）。这些研究意味着，外部群体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同样也可能存在异质性，但其结论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人们更偏好与地位较高的个体发展友谊（Yu and Xie，2017）。“社会认同理论”也指出，个体渴望认同并属于被视为优于他人的社会群体（Tajfel，1982），这意味着，移民学生在社会交往中其实更容易感受到本地儿童的社会排斥和威胁。具体到中国的社会情境，基于户口登记所形成的本地儿童或流动儿童的身份差别具有可变性，只有那些拥有较高学历的流动儿童父母才有可能够获得本地的户籍（吴晓刚，2007），所以，从整体而言，本地儿童在家庭背景等方面始终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因此，流动儿童的交往同质程度难以使本地儿童感受到竞争或威胁。相反，由于流动儿童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对来自本地儿童的竞争、威胁或排斥更加敏感。这也意味着，相比于本地儿童，外部群体对流动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将会更强。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班级的群体构成、所属群体的跨群体交往密度和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密度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都会存在显著差异。

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于2013—2014年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CEPS基线调查以七年级和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28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并从中随机抽取112所学校中的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共收集了19487个学生的基本情况、户籍与流动、成长经历、身心健康、社会交往等相关数据。在本研究中，我们剔除了学生同班级朋友关系缺失、流动儿童或本地儿童数量小于2人的班级样本和部分变量的缺失值，最终形成包含314个班级12055名学生的样本，其中，流动儿童2797人，本地儿童9258人。 

（二）变量测量

1.跨群体朋友数量

我们通过跨群体朋友数量，即与被调查学生同班级但户口不同的朋友数量，来测量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CEPS基线调查通过提名法收集了5位被调查学生最好朋友的性别、户口、是否同校、是否同班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分别汇总了学生所提名的每一位同班级朋友与被调查学生的户口登记地是否相同的情况。如果同班级朋友的户口登记地与被调查学生不同，则赋值为1，反之则为0。最后，将上述结果相加便获得了取值范围在0—5的学生同班级跨群体朋友数量。 

2.学生身份

“学生身份”是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用学生的户口登记地来测量。如果被调查学生的户口登记地为外地，则为“流动儿童”，并赋值为1；若被调查学生的户口登记地为本地，则为“本地儿童”，并赋值为0。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父母的职业地位得分、受教育年限、自评经济地位、党员身份四个变量进行构建。其中，父母职业地位得分和受教育年限均是父母较高一方的取值，缺失值通过基线调查中监护人的数据进行填补。自评经济地位是家长对家庭当前经济条件的主观评估，为从“非常困难”到“很富裕”五分类的定序变量。“党员身份”是二分变量，父亲或母亲任意一方为共产党员或民主党派则被认为具有党员身份，并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最后，为了简化模型，我们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并通过0—1标准化将上述变量合成为取值范围在0—100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4.班级情境

“班级情境”由班级的群体构成、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外部群体同质交往密度三个变量构成。其中，班级的群体构成通过班级群体异质性来测量。参照以往研究的方法（Moody， 2001），我们用班级的“逆赫芬达尔指数”（Inverse Herfindahl Index）来测量班级的群体异质性。“逆赫芬达尔指数”反映了从班级中随机挑选两个学生属于不同群体的概率，数值越大，说明班级的群体异质性程度越高。具体来说，CEPS基线调查除了将被调查学生区分为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外，还可以将他们进一步细分为本地土著儿童、本地新移民儿童、省内流动儿童和跨省流动儿童四种移民流动类型。我们根据这四种移民流动类型来计算“逆赫芬达尔指数”，以更准确地描述班级的群体构成状况。班级“逆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HI_j 为第j个班级的“逆赫芬达尔指数”，P_ij表示第j个班级中第i个移民流动类型的学生所占比例，n为第j个班级中所拥有的移民流动类型数量。

跨群体交往密度反映了群体跨群体社会交往的情况。跨群体交往密度越高，学生拓展跨群体交往的障碍就越少，因而拥有跨群体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可能也会越高。具体地说，跨群体交往密度通过群体内跨群体交往总和与所有可能的跨群体交往数量的比例来测量。我们将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分开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nter_group_j 为第j个班级的本地或流动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密度，n为第 j个班级本地或流动儿童的数量，inter_ friends_ij为第j个班级第i个学生提名的跨群体朋友数量，immigrant_j 为第j个班级中流动儿童的数量，native_j为第j个班级中本地儿童的数量。此外，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将跨群体交往密度与100相乘，进而获得本地儿童或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密度变量。

外部群体同质交往密度反映了本地或流动儿童所面临的外部群体的交往状况，由外部群体内部同户籍朋友数量总和与该群体所有可能的同户籍交往数量之比来测量。我们同样将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分开计算。

本地儿童的计算公式为：

流动儿童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_j^native 和D_j^immigrant 分别表示第j个班级本地或流动儿童所面对的外部群体同质交往密度，n为第j个班级本地或流动儿童的数量，same_friends_ij为第j个班级第i个本地或流动儿童提名的同群体朋友数量，immigrant_j为第j个班级中流动儿童的数量，native_j 为第j个班级中本地儿童的数量。同样，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将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外部群体同质交往密度与100相乘，以获得取值范围在0—100的外部群体同质交往密度变量。 

5. 其他变量

本研究的其他变量包括性别（“男生”=1，“女生”=0）、户口（“农业”=1，“城镇”=0）、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得分、学生的集体融入、自评班内同学交往意愿、亲子沟通频率、家长监管程度、家庭结构、认知能力和班级朋友数量。其中，“自评健康”是学生自己报告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估，选择“比较好”和“很好”的定义为“健康”（赋值为1），其余情况定义为“不健康”（赋值为0）。“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学生社会交往的重要变量。CEPS基线调查设计了由五个有关焦虑或抑郁的题项所组成的李克特量表来测量学生当前的心理健康状况。每个题项对应五个选项（1—5分别代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数值越大，意味着对应的心理健康问题（或疾病）越严重。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上述五个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加总后取平均值得到取值范围在1—5分的心理健康得分，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学生的集体融入情况”由五道相关的题目组成，分别是是否喜欢班主任、老师和同学，以及是否在这个学校感到无聊和是否希望能去另外一个学校，每个题目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前三个题目的选项中1代表“非常不喜欢”，4代表“非常喜欢”，后两个则为1代表“完全同意”，4代表“完成不同意”，加总后取平均值得到取值在1—4分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说明学生的集体融入情况越好。“自评班内同学交往意愿”为被访学生对班级同学是否会与从外地农村或城市来的同学成为朋友的主观认知。若被访学生回答“班级同学会与外地农村或城市来的同学成为朋友”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亲子互动频率”根据问卷中家长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情”“孩子的心事或烦恼”五个方面的频率构建，每个方面均有三个选项，分别是“从不”“偶尔”“经常”，加总后得到取值在5—15的“亲子互动频率”变量。“家长监管程度”根据问卷中家长对孩子“作业”“在学校表现”“每天上学”“每天几点回家”“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时间”八个方面的频率构建，每个方面均有三个选项，分别是“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加总后得到取值在8—24的“家长监管程度”变量。“家庭结构”变量根据学生与家长的居住安排来构造，我们将其分为“双亲同住”（赋值为1）和“非双亲同住”（赋值为0）两个类别。“认知能力”是CEPS提供的使用三参数的IRT模型估计出的学生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化总分。“班级朋友数量”为该学生在班级内所提名最好朋友的数量。

除了上述个体层次变量外，我们还控制了班级层次的学生就读年级（“九年级”=1，“七年级”=0）、班级调查人数和班级的平均阶层地位。班级的平均阶层地位为班级被调查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平均值。另外，我们也控制学校层次的学校类型（“公立”=1，“民办”=0）、学校排名和学校地理位置等变量以排除学校对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学校排名分为“中等及以下”“中上”“最好”三个类别，学校地理位置分为“中心城区”“边缘城区及城乡结合部”“乡镇农村”三个类别。

本研究使用的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参见表1。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青少年的跨群体朋友数量”是计数数据，常用的方法是泊松回归模型。另外，考虑到CEPS数据是整群抽样数据，同一班级的学生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我们使用多层次模型进行估计，第一层是学生，第二层是班级。

我们首先考察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差异及其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关联。为了排除班级层次未观测到变量的影响，我们使用班级泊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为：

其中，μ_ij 表示第j个班级的第i个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β_０ 是截距项；β₁是学生身份变量Mig的系数；β₂是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SES的系数；X_kij表示第k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β_k是对应的系数。α_j表示班级固定效应，容纳了所有班级层次的未观测到的变量。

然后，我们使用班级泊松班级随机效应模型，纳入班级的群体构成、跨群体交往密度和外部群体同质交往密度等班级情境变量，以及班级和学校层次的控制变量，来检验班级情境对学生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和异质性。模型的公式为：

其中，Class_j 表示第j个班级中的各班级情境变量，β₂是其系数；β₁是学生外地身份的变量Mig的系数；X_kij 表示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内第k个个体层面的变量，βk是对应的系数；Z_kj表示第k个班级和学校层面中的控制变量，ζ_k是对应的系数；ε_j表示班级随机效应。

分析结果

（一）个体资源对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察个体层次的移民身份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表2报告了相关的结果。其中，模型1是基准模型，报告了学生移民身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要显著高于本地儿童。具体来讲，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儿童平均拥有的跨群体朋友数量要比本地儿童高约332%。这可能是因为，流动儿童的数量总体上要少于本地儿童，流动儿童接触本地儿童的机会要高于本地儿童接触流动儿童的机会，所以流动儿童也更容易拥有跨群体的社会交往，进而导致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整体上超过本地儿童。同时，模型1的结果也显示，尽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系数为-0.001，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整体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显著影响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

那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因为学生身份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呢？表2的模型2和模型3分别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影响，可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利于增加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而对本地儿童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本地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具体来讲，模型2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会增加约0.3%。模型3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会下降约0.4%。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符的，假设1得到证实。

总之，表2的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作用截然相反：对本地儿童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对流动儿童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其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班级情境对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讨论班级情境对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表3报告了相关的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了班级学生构成异质性程度对学生跨群体朋友交往数量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来说，在模型1中，我们除了控制个体层次的所有变量、年级、班级人数、班级平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类型、学校排名和地理位置外，还加入“班级群体异质性”变量。可以发现，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对提高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有积极影响。在控制个体层次和班级层次的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班级群体异质性每增加0.1个单位，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会增加约12%。

为了考察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对青少年跨群体朋友数量是否存在非线性的影响，我们在模型2加入了“班级群体异质性的平方”变量。结果显示，班级群体异质性的平方的系数为-3.956，班级群体异质性的系数为4.382，并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检验。这表明，班级群体异质性与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班级异质性程度的上升，学生拥有跨群体朋友的数量也会随之增加，但当班级异质性程度达到特定值时，随着班级群体异质性的上升，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却在减少（如图1所示）。这与假设2的预测是相符的。班级群体异质性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不同群体间接触的机会，进而促进学生发展出更多的跨群体朋友关系。然而，当班级群体构成更具异质性时，随着交往同质性倾向的增加，学生跨群体交往的可能性逐渐下降，进而导致跨群体朋友数量减少。

表3的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的密度”变量，以考察所属群体对学生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可以发现，假设3得到证实。模型3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跨群体交往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会增加约6%。这意味着，学生的跨群体交往会受到所属群体社会交往开放程度的影响。如果所属群体社会交往的开放性越强，学生拓展跨群体朋友关系的阻碍也就会越少，获得跨群体交往的机会也会越多，因而也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跨群体朋友。相反，所属群体社会交往的封闭性越强，个体拓展和获得跨群体朋友关系的障碍会越多，进而就会降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

事实上，个体拓展跨群体的友谊不仅需要跨越所属群体的边界，还需要渗透进外部群体。如果外部群体团结程度较高，个体渗透的难度就会增加，而且，个体所属的群体也会感受到较高的利益威胁，进而会减少拓展跨群体的友谊，增加与所属群体成员的交往。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表3的模型4纳入“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变量。可以发现，在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越高，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会越少。具体地说，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就会下降约0.7%。这符合假设4的预测，外部群体团结程度的上升会导致渗透难度和威胁程度的增加，降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的数量。

总之，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班级中的群体构成、跨群体交往情况、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情况会显著影响学生的跨群体交往。具体来说，班级的群体构成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呈倒“U”型关系；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越高，学生的跨群体朋友就会越多；相反，如果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越高，学生的跨群体朋友就会越少。 

（三）班级情境对不同身份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异质性影响

最后，我们使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分别考察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异质性影响，表4报告了相关结果。

我们首先讨论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影响差异。从表4的模型1a可以发现，在其他变量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班级群体异质性每增加0.1个单位，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会下降约8%。模型1b则显示，无论是班级群体异质性还是班级群体异质性的平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模型1a和模型1b的结果可知，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班级群体异质性对其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并不是倒“U”型的关系，而是单调下降的。也就是说，随着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的上升，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在逐步减少。同样的，模型2a和模型2b检验了班级群体异质性对本地儿童跨群体朋友数量的影响。具体来讲，从模型2a可以发现，班级群体异质性程度越高，本地儿童的跨群体朋友就会越多。而且，模型2b的结果显示，这种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从模型2b可以发现，对于本地儿童来讲，班级群体异质性平方的系数为-3.794，班级群体异质性的系数为6.948，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检验。需要注意是，模型2b中班级异质性非线性影响的拐点所对应的数值为0.916，超出了班级异质性的取值范围，所以，班级群体异质性实际上对本地儿童的影响是单调递增的。也就是说，随着班级群体构成多样化程度的上升，本地儿童跨群体朋友的数量也在增加。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效应意味着，随着班级群体构成异质性的增加，流动儿童更倾向于在所属群体内部发展友谊，而且，由于与所属群体内部接触机会的增加，他们也更容易实现这一目标。而对于本地儿童来讲，与流动儿童的接触机会是制约其发展群体友谊的重要因素，班级群体构成越复杂，他们发展跨群体朋友的机会和数量也越多。

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对本地儿童的影响效应要显著超过流动儿童。表4的模型1a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儿童拥有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会增加约4%。模型2a则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本地儿童拥有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会增加约11%。对这两个结果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对本地儿童的影响要显著高于流动儿童。模型1b和模型2b也报告了相同的结果。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符的：由于相对数量的不均衡导致的接触机会的差异和不同群体内部社会压力的差异，本地儿童受到所属群体的影响要更强，因此，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对本地儿童拥有跨群体友谊关系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强于流动儿童。

我们同样可以从表4获得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具有异质性影响的结论。从模型1a可以发现，在保持其他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拥有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就会下降约2%。模型2a则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密度并不显著影响本地儿童跨群体朋友的数量。模型1b和模型2b也有相同的发现。这表明，流动儿童对外部群体团结程度的变化要比本地儿童更加敏感。换言之，流动儿童更容易感受到本地儿童所带来的排斥和威胁。这一结果同样符合我们的预期。

总之，表4的结果证实了假设5，即班级的群体构成、所属群体的跨群体交往密度、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密度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存在异质性的影响。班级群体构成越复杂，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越少，本地儿童的跨群体朋友也就越多。所属群体的跨群体交往密度对本地儿童的影响要超过流动儿童。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密度仅会使流动儿童跨群体朋友数量减少，但对本地儿童的影响无变化 

（四）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

为了确保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我们使用了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由于班级中流动儿童或本地儿童过少可能会对班级情境的三个变量的计算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策略是增加班级中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数量，然后重新进行统计。具体地说，我们尝试了班级中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至少为3人、4人和5人三种情况。其次，我们将因变量替换为“个体跨群体朋友数量的比例”这个相对指标，以更好地消除因青少年班级朋友数量的差异而对估计产生的影响。

表5分别报告了采用两种方法后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哪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的结果与前文所呈现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虽然模型中估计的系数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上文大部分是相同的。总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上文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另外，尽管班级群体异质性反映了班级的群体构成状况，但它并不能揭示班级中哪个群体的数量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班级中流动儿童数量占比不同时家庭背景和三个班级情境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具体来说，我们分别分析了在流动儿童占比大于50%和小于等于50%的两种班级情况中，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青少年跨群体交往的影响。表6和表7分别报告了相关结果。可以发现，流动儿童占主导的班级（即班级流动儿童占比大于50%）仅有33个，绝大部分的班级本地儿童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具体来讲，表6表明，无论是哪种情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于本地儿童来讲，尽管表6的模型1c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方向仍然是负的，而且，模型2c显示，当班级由本地儿童占主导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本地儿童的跨群体交往有显著的消极效应。概括来讲，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不管班级由哪一个群体占主导，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对本地儿童发展跨群体的社会交往关系有消极作用。

然而，班级群体异质性、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三个班级情境变量对青少年跨群体交往的影响会因流动儿童占比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从表7可以发现，我们在前文中所发现的班级情境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差异化效应更适合流动儿童占比小于等于50%的班级，即班级本地学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在流动儿童占比超过一半的班级中，班级情境对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影响会表现为不同的模式。表7的模型1c表明，班级群体异质性及其平方项并不显著影响本地儿童的跨群体交往，而且，外部群体的同质交往越强，本地儿童的跨群体交往数量就会越少。模型1b则显示，在流动儿童占主导的班级中，班级群体异质性与流动儿童跨群体交往呈倒“U”型关系，但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并不显著影响他们的跨群体交往。这一发现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流动儿童等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封闭倾向以及对外部排斥的敏感程度，可能与他们在特定社会空间中所占的比例有密切关系。如果流动儿童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那么他们就会变得相对开放，而且对于本地儿童的竞争也不会更敏感。反之，如果本地儿童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流动儿童则会表现得更加自我封闭，而且对于外部群体的竞争和威胁要更加敏感。同样的，本地儿童在这两种社会情境中也会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关于这一发现，我们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结论与讨论

跨群体的社会交往不仅有助于个体的社会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社会整合程度的提高。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的基线数据，考察了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社会交往的影响及其差异。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社会交往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对流动儿童而言，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跨群体朋友。而对本地儿童来讲，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第二，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程度与学生跨群体交往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一开始，随着班级群体构成的异质性程度的上升，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在增加，但当班级群体构成异质性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却在减少。第三，所属群体和外部群体对学生的跨群体交往具有显著的影响。所属群体跨群体交往密度越高，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多；外部群体同质性交往密度越大，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第四，班级群体构成状况、所属群体、外部群体等班级情境变量对学生跨群体交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性差异。随着班级群体构成复杂程度的上升，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呈下降趋势，而本地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却在增加。所属群体的跨群体交往情况对本地儿童和外地学生都有积极影响，但对本地儿童的积极效应要强于外地学生。外部群体的同质性交往对流动儿童存在显著的消极效应，但对本地儿童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研究还发现，上述班级情境因素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差异化影响主要存在于本地儿童占主导的班级中。家庭背景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截然相反的影响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结构性融入的背后其实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耦合。也就是说，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的跨群体社会交往可能是相似的家庭背景在发挥作用，它是一个基于家庭背景的选择性吸纳和排斥的过程，户籍身份差异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社会交往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消弭。因此，那些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流动儿童更有可能打破社会交往的壁垒与本地儿童融合，家庭条件较差的本地儿童也更容易被流动儿童接纳。对于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学校的户籍分割所导致的接触机会的降低是制约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发展跨群体交往的重要原因（熊易寒，2012），但仅仅依靠增加互动的机会（如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混合编班等去隔离的措施）并不能实现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整合，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本地学生占主导的混合班级中（这也是中国目前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最为普遍的混合编班情况），如果增加班级内部群体构成异质性，本地儿童会拥有更多的跨群体朋友，但流动儿童跨群体朋友的数量就会减少。这意味着，本地学生占主导的班级可能会增强流动儿童“自我隔离”的倾向，当有更多机会找到同一身份的其他学生时，他们更可能会形成封闭的交往圈子。换言之，导致流动儿童整合程度低的原因，可能并不仅仅是以往研究所指出的本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系统性的社会排斥，劣势群体地位（如群体规模）对流动儿童的自我隔离倾向的强化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所属群体和外部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是影响青少年社会交往的重要的第三方因素。在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学校班级中，本地儿童群体内部较为宽松的跨群体交往环境对他们发展跨群体交往更为重要，流动儿童受外部群体社会交往同质性的影响则要更显著。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如果流动儿童是班级中的主要群体，本地儿童而非流动儿童受到外部群体交往同质性的影响要更为明显，具体的原因仍需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总之，本研究关于个体所属群体和外部群体的讨论表明，在未来分析个体的社会交往，尤其是跨群体的社会交往时，不仅要注意到个体自身的属性特征和社会情境中的群体构成状况，更要关注到群体内部和外部的互动状况的间接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考察的以户籍为基础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关系只是当今中国青少年跨群体社会交往的一个特例。事实上，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本地儿童，都是构成十分复杂的群体。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获得本地户籍的城市新移民和新移民儿童的规模也日渐扩大。这些新移民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可能仍然是以户籍为基础，但他们与本地土著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户籍身份差异的范畴。因此，未来的研究不仅要继续关注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之间的交往关系，还要注意城市中青少年群体构成出现的新变化，超越户籍的范畴，从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分析和考察当今中国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研究者尤其需要注意分析本地新移民儿童、二代移民儿童等群体的跨群体交往的模式，以更准确把握青少年跨群体社会交往的群体差异。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社会网络的形成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往往会面临内生性问题的挑战，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同样存在这种问题。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控制影响社会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如互惠、传递性等。其次，从严格意义上说，友谊是一种对称的关系，但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友谊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然而，友谊对称与否对学生自身同样有重要影响（Vaquera and Kao， 2008），并且在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之间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父母和教师的态度也是影响青少年跨群体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因为缺乏此类数据，我们同样也没有将其纳入分析。第四，社会网络的结构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但因为缺乏长时间的追踪数据，我们无法检验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青少年跨群体交往的长期影响及其变化趋势。最后，本文并未考察家庭背景与班级情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也没有考察跨群体交往对青少年社会发展具有何种效应。总的来说，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研究，关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这一问题尚有待收集到更多的数据和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分析。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张   军

排      版：黄钰澄

新媒体编辑：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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