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丨做学术殿堂里的“问题中人”
▲许纪霖
1977年恢复高考和1905年废除科举一样重要，开启了专家治国的新时代。许纪霖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30多年来矢志于做学术殿堂里的“问题中人”。
导言&采访丨财新记者 谢海涛
文丨许纪霖
本采访原刊发于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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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届六十的历史学家许纪霖教授是个复杂的人。
他研究知识分子，喜欢研究内心世界复杂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配得上理解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一个无法精准定位的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被一种简单的框架定位。如果说一定要定位，毋宁借助丹尼尔·贝尔的话，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确实，在思想的光谱上，许纪霖站于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对两种思想流派都有同情性理解，也都有批判：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后者又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他关心政治，又并非政治人物。他带有“五四”和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介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但骨子里是文化人。他更愿意在政治背后看到文化，在文化背后去看政治。
在文化上，许纪霖又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自认不是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是“五四”的精神支持者，是现代的爱好者，但他所爱的现代是有古典韵味的现代——它从古典延长而来，在今天又赋予新内涵。
他的复杂，也体现在治学领域的丰富上：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他涉猎极广，建树颇多。
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希腊一个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分析历史上的两种思想家：“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前者兴趣广泛，思想在诸多领域焕发光彩；后者兴趣集中，能够创造理论体系。许纪霖在狐狸与刺猬之间。从气质上看，他自认为是狐狸型，但思维以理性见长，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他说，在学术高度分工的时代，要在本专业领域拥有刺猬的建树，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刺猬为体，狐狸为用，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以出世的态度入世，以入世的态度出世”，在许纪霖看来，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是出世，但他从来无法为学术而学术，他关心学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社会的意义。
许纪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他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人道主义精神的熏染中开始启蒙前史，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心灵。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接受现代性知识教育，之后又长期在母校任教。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缺乏独立人格，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他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起步，开始了知识分子研究。他借鉴新社会文化史，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知识分子社会史的新论域。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风雨如晦时节，不忘家国天下。许纪霖在新书《家国天下》后记中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大风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说：家国天下，我心依旧。”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作者:许纪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
与大学前的心灵启蒙
▌财新记者：许老师，您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您以后做知识分子研究，有哪些因缘关系？
许纪霖：先讲一个故事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魏克曼的学生，她在做博士论文时，魏克曼老师让她做上海的“黑社会”。叶文心是严复的后代，她说，我们家族出过商人，出过读书人，就没有出过“黑社会”。她就很为难，她做不了“黑社会”研究。她的博士论文做了民国大学史的研究，她后来做的很多研究，不是上海的商人，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白社会”，不是“黑社会”。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叶文心
做研究，不是说有一种技能、有一种方法，你想做谁就做谁。我的体会是，你如果真正做研究，特别是做人物研究，你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历史学研究最有魅力的是，以理解的方法去做它，这就需要你和研究对象能够心心相通。你所做的研究，一定和研究对象的生活轨迹、阅历有某种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灵之间的关系。
我研究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我的确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杜亚泉了。他是我祖母的伯父，从今天来看，关系是蛮远的，但在当时都是大家族，家族里面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物，就要对整个家族负有责任。我们家原来在浙江绍兴，到我爷爷这一辈移民上海，就和杜亚泉有关。杜亚泉在清末民初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后来又做《东方杂志》主编，就把我们家族的人都带出来了。杜亚泉之外，我的祖父、曾外祖父，都在商务编译所做编辑，特别是曾外祖父杜就田，杜亚泉的堂弟，后来还做了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的主编。我父亲抗战时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在清华毕业，虽然父亲去世很早，但是家里总是有这样一种读书的氛围。
▲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
我讲这一段是想说，的确我家是有这样书香门第的基因，这使得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系里让我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我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感兴趣，当时很多大知识分子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如梁漱溟、罗隆基等，我就觉得这些人物的命运特别吸引我，我就开始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人物着手。
▌财新记者：您是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因此受冲击比较大吧？“文革”中，您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许纪霖：我们家受冲击不是因为知识分子问题，而是因为我奶奶是小资本家，文革一来，我们就被抄家。当时我家住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是父亲在世时的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山阴路在上海是蛮特殊的地方，住在山阴路，特别是大陆新村的，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比如说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我记得读中学时，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分班的，我们班同学都住得比较近，成绩又好，即使在文革时依然保持了非常浓郁的读书氛围。我觉得我最早的现代性的启蒙，是在中学里传看禁书，就是“文革”前17年出的欧洲经典作品，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看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传到我手里，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还，只能通宵看书。
我觉得我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我们看的从赫尔岑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又具有一种民粹主义倾向，对民众的苦难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专制、社会的黑暗有强烈的义愤。我是1977年高考，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大学，大学赋予我的是一个思想，一个头脑，但我的心灵是在中学时奠定的，那个时候刚好是身体的发育期，人格刚刚开始的成长期。读了那些作品，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很多萌芽就此播下种子，这就像传统中国私塾，学生上来就要背四书五经，根本不求甚解，但就是背的这些东西，影响了人的一辈子。我自觉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和19世纪俄罗斯思想传统能够接上轨的。我很难接受一个冷冰冰的，很冷酷的自由世界，也很难接受一个非常狂热，似乎很平等但是漠视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世界。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后来我和王元化先生走得比较近，先生一直讲心灵的契合。王先生去世以后，我为他写文章，说王先生是十九世纪之子，没有把他定位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王先生早年受到的教育，和他一生挚爱的，都是19世纪文学，从这点来说，我们构成了一个心灵的契合，这不是偶然的。
▌财新记者：1975年您中学毕业后就去插队，当时的生活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时间阅读、学习、思考吗？
许纪霖：1975年，我下乡了三年，1977年再通过高考回到上海。我当时在南汇县的东海农场，现在的临港新城，上海自贸区的总部就在那里。
说到阅读，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能把启蒙说到“文革”以后才开始。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林彪“爆炸”，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虽然没有打开大门，但已经悄悄地开了一道窗缝，开始改变了1949年以后的政治上一边倒局面。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农场三年，有幸管理单位的小图书馆，当时中国内部已经出版发行了一些东欧图书，以及苏联“解冻”以后的文学作品。上海当时出了一本杂志《摘译》，内部发行。上海福州路和山东路口有一家科技书店，二楼有一个专门卖内部书籍的地方，我可以凭着单位介绍信，盖个红印章去买书。在文革后期，读了不少这种作品，这让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事情都是发生在苏联，虽然还都是批判式参考。那些书翻译得非常好，都是“五七”干校里的资深老学者翻译的，有苏联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南斯拉夫的《新阶级》等。启蒙在这时已经开始了。这段历史，现在似乎已经被忘却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启蒙前史。
那时我还太小，20岁不到，还没有能力去思考中国现实。1975年批判邓小平翻案风时，我们也是稀里糊涂参与的，心智还不健全，虽然心灵上非常亲和“文革”前的人道主义传统，但是在知识能力上，远远缺乏自觉的反思能力。我们不像老“红卫兵”这代人，他们在林彪事件以后已经有了反思能力。比如金观涛作为文革中的老大学生，那时已经构思出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像“老三届”里的北岛，对现实已经不仅有反感，而且有批判。
▲诗人北岛
那时只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我记得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发下来反面批判资料，我也读了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到现在还记得胡耀邦在讲话里说，“我们要高举骨头，前进！”当时就觉得，啊，这个看上去更亲切，有一种同感，要比批邓材料更亲切，但我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自觉反思的程度。
上大学之前，启蒙的种子已经播下，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心灵意义上的，还不是知识意义上的，但是我想说，心灵比知识更重要，不要以为知识是万能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的心灵开放时，什么知识都能吸纳进来，但是很多人的心灵处于某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哪怕你给他书，给他知识，他也接纳不了。
恢复高考开启了
专家治国的新时代
▌财新记者：您在回忆文章中称，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你是在一艘船上听到的，当时是怎样一种情景？
许纪霖：那时，我母亲作为上海支援内地的职工在重庆工作，所以我每年都要去探亲。1977年探亲，我是和中学时最好的同学一起去的，在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当时船已经开到了武汉了，早过了三峡，视野里前景非常开阔。啊，当时我突然感觉得救了！那时我们在农场，唯一的希望就是回上海，起码要5年以后，现在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我喜欢读书，考试不在话下，就突然有一种得救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点上真的非常感谢邓小平。
在我看来，1977年，在历史上和1905年一样重要。1905年是废除科举，引起20世纪中国一连串变化，但是1977年同样重要。恢复高考，这不只是技术性的安排，它意味着什么？毛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只讲政治，表面上说“又红又专”，实际上“专”不重要，政治可靠才重要，所以才出来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恢复高考之前，工农兵上大学，首先是要求政治可靠，是接班人，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知识不重要。但是恢复高考，邓小平作出了最重大的决定，他树立了一个典型陈景润，表明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过去都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恢复高考以后，开始推行专家治国，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应当说，恢复高考到现在40年，我们的大学体制生产出大批专业人才，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财新记者：1977年，您考入华东师大，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您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许纪霖：我进入华东师大的时候，读的是政治教育系，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心有余悸，知识也比较陈旧，能够学到新的东西不多，我和同学们不满足于课堂教学，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里。那时候吸引我们的，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书店，书店里若有新书，我们就赶紧跑过去抢书，叫秒杀嘛。还有新的杂志，那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通过杂志的方式，新的观念进来了，比如说，我们最早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读到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当年还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杂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未定稿》，是个内部杂志，这些都起到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那时，我读的东西很杂，还读各种小说，到今天我知识比较博杂，和大学所形成的习惯是有关系的。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写一部完整的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财新记者：看您的回忆文章，您大学毕业后，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别人从民主党派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您看到的是民主党派内的大知识分子，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1987年在新启蒙运动中，您开始发表文章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文章中您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专门去学了心理学吗？
许纪霖：没有，当时心理学很热，有一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华东师大有心理学系，但我没去听心理学的课，我买了很多心理学的书，自己看。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着手，用了他们一些概念，因为我要研究人物，特别是要做心态史研究，要借助一些理论工具。我毕竟是政治教育系出来的，蛮重理论的，所以我的早期著作，理论色彩很浓，用了心理学的很多分析方法。但是，后来，我对心理学不满意了，觉得它太浅，它把人看做动物，看作一个实验对象，但是人的心灵远远不是心理能学解释的，实际上涉及到更深的宗教层面，那样才能真正到达人的心灵深处。
▲弗洛伊德
▌财新记者：当时您怎么想到研究知识分子人格，之前有没有人专门做过类似研究？
许纪霖：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人格问题是我在八十年代讨论的核心问题，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还有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都是从心态人格角度做研究的，从这点来说我是受到李泽厚的影响。李泽厚在当时启蒙了一代人，他是用一套文化心理结构，来研究中国的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那套研究方式很热。当时，我还看了台湾学者孙隆基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好像还真的相信，人有一套心理结构，所以我当时就从人格、心态这个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当时执教华东师大历史系，看了我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非常喜欢，通过他的学生带话给我，我那时还是个小年轻，突然陈先生要见我，惶惶然也。当时，是他的学生带我去的，我现在都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话，我又说了什么话，他满口湖南话，我只听懂了一半。他对我肯定有加，我当时很惭愧，都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读过他的文章。所以说，我错过了很好的亲炙的机会。
▲陈旭麓先生与学生在华东师大草坪合影
▌财新记者：您的回忆文章里说，“陈先生对历史的感觉特别好，非常有‘史感’，有深邃的史识――这些史识，既不是靠理论，也是不是靠史料，而是老先生在历史之中浸润几十年，用心灵和生命慢慢体会出来的。”
许纪霖：陈先生在世的时候，给我的影响多是精神上的，他真正给我的影响，还是他过世以后我读他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慢慢有了感觉。在八十年代，我们做研究很迷恋方法，但是陈先生你很难看到他有什么方法，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才慢慢意识到，他是一种“无法之法”，最高的方法是“无法之法”，而不是八十年代我们所追求的有型的方法。
▌财新记者：九十年代初，您和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学者何清涟、历史学者杨念群、高华等中青年学者开始了现代化的研究，这是出于怎样的问题意识？
许纪霖：九十年代初，现代化研究是一门显学，当时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剑客在《读书》上提出重写文学史，我们也有个野心，要重写中国近现代史。过去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以三大革命高潮为中心构成的，我们想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主轴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史，后来出了一本书，命名为《中国现代化史》。
▲左起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实际上，现代化是一个分析模式，是一种研究范式。你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在九十年代，这套研究范式是很新的，《中国现代化史》这本书在大学里影响了一代学人，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它了，这种研究范式现在已经陈旧了，我们对它已经有足够的批判和反思。
▌财新记者：2000年以后，您尝试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一个新的论域：知识分子社会史。是什么意识触动了您开辟新域？
许纪霖：简单地说，我不太愿意重复自己。实际上，我在八九十年代做知识分子研究，后来社会上出现了知识分子热，这个热不在学界里面，而是出现了一批独立研究者，他们做了大量知识分子研究，资料也做得很细，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在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里没有太大开拓。
我不太愿意重复自己，更喜欢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过去做知识分子研究，比较多的是从政治从思想角度做研究，2000年以后，我就带着学生试图开辟新领域。我是在历史系，历史学界那时新文化史很热，社会史很热，我想有没有可能另外开辟一个途径，从新文化史、经济史的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这块过去是比较单薄的，所以就开始做此研究。这个目前还没有做完，我和学生一起写了一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现在还继续在做。我们不是做课题，不是做项目，而是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开辟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不可能做完的
▲作者:许纪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04月
▌财新记者：您是想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打通，研究一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形成的？
许纪霖：简单地说，我过去主要是从心灵史、思想史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但是我后来觉得，研究越是要深入下去，就必须了解知识分子所处的外在背景，这个外在背景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所以，研究知识分子可以有两条理路，一条是内在理路，研究他的思想，另外一个理路是外在理路，研究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关系。过去一讲到时代背景，一定指政治背景，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是，他家庭出身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他少儿经历是怎么样的，他接受了什么样的知识教育，他进入知识圈以后，怎么形成自己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网络除了大家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外，是否还有非政治的生活，比如他们的共同趣味，这些都是过去很少研究的，但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个东西。
▌财新记者：之前，您一直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四五年前，您开始关注左翼作家，写了丁玲、瞿秋白等人的文章，关注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联，这是出于一种怎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你要知道，这几年，“革命”又重新开始热了，被称为新革命史。我过去研究知识分子，主要是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左翼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疏离感，虽然我和鲁迅有相通的一面，身上也有左翼的一些气质，但一直没有对左翼知识分子下功夫研究，到了现在，想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全景式的观察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就绕不过去了，还有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从研究角度来说，我接下来要做的一定和左翼有关。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回到童年，我们的童年是红色的革命时代，所以，到了晚年就会回到少年时代，通过研究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重新思考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那段经历，这也是一个自我反思。
▲鲁迅是当时左翼文化的领袖人物
图为1936年10月的鲁迅与木刻家在一起的场景
摄影丨沙飞
▌财新记者：看来，您是想完成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涵盖左翼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许纪霖：对，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研究，这是我这五年要做的事情。我现在有个整体架构，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世代是怎么交替的，我没有把知识分子割裂成上述三大板块，虽然外面流行这个，但我就要打破这个东西。现在，我的一些成果已经开始发表了，比如说过去到今年，我在做“旧派中的新派”和“新派中的旧派”，那就涉及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新派中的旧派”指的是陈寅恪作为精神领袖的学衡派；关于“旧派中的新派”，我刚刚在《读书》上发表了关于杜亚泉的文章，我把他作为五四时期“旧派中的新派”的典范来研究。我想研究从晚清到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变迁过来的。
▌财新记者：这个要做好多年吧？
许纪霖：我不给自己规定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在从容的心态下，才会有好东西。
思想史研究
与新天下主义
▌财新记者：您最早接触思想史，是在1985年读研时，师从周子东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您的硕士论文是做什么题目？
许纪霖：我是研究张君劢的政治思想。
▲中国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
▌财新记者：硕士毕业以后，接下来很多年，您没有做过思想史研究。
许纪霖：九十年代初，我在做中国现代化研究，还研究过国民党，差不多到了1999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呆了一年，有机会和张灝先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在中文大学又受到石元康先生的影响，一度迷恋政治哲学，因为我觉得我在思想史的学术训练是不够的，展开能力不够，写了一些就没话说了。张灏先生是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本杰明·史华慈的学生，通过张灝先生，我得到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石元康先生那里，我得到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石元康先生是中文世界里，把政治哲学用一种非常清晰、明了，几乎每一个非专业读者都能读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又很深刻的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学生周保松、周濂，都继承了他的这种传统。
此后，我就转向了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思想和观念为中心，来研究思想史，开始有了观念史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差不多持续了10年。今年，我出版了《家国天下》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的思想史的研究成果。
▌财新记者：看您的文章，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您已感到市场逻辑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冲击，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价值系统崩溃，面临着重新寻找自身价值和意义，那时您已经有了研究思想史的意思了吗？
许纪霖：不能这样说。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度迷恋过文化评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本不算是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学科性蛮强的，带有学术规范性的研究，文化评论和它差远啦，虽然讨论的问题都相关。文化评论后来我为什么不做了呢？一是，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我，都批评我，说你老是写那些报屁股文章，他一直对我有所期待，希望我能做一些大的题目，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这是一个鞭策。第二，有一个朋友刺激了我，他说，许老师，八十年代，我们读你在《读书》杂志的文章，是一字一字读的，用红笔画下来的，你现在写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写，你是不是再写一些让我们很激动的，用红笔画下来的文章？这个也给我很大刺激。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应该做别人做不了的，只有你自己才能做的事情，有了这些契机，特别是1999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以后，就基本不沾文化评论了，只是偶尔会有。
▲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思想论坛：
“知识分子：文化托命之人”
从左至右，夏中义、许纪霖、胡晓明
图丨 微博@胡窭且贫
▌财新记者：1999年之前，您读到张灝老师的书《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了吗？阅读没有刺激起你做思想史的心思吗？
许纪霖：最早读到张先生的书，是1994年、1995年，我认识他之前。当时在上海买到了这本书，看了以后一见倾心。当然有刺激起我做思想史的心思，只是当时觉得应该这样做，突然找到了一个方法，但是真正要付诸实践，还要几年以后的事情。
做思想史的人需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我过去没有接触过政治哲学，所以那段时间，政治哲学给我帮助很大。研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当然是因为他们具有亲和性，一个人的思想一定是和对哪几个大师的作品精读有关，我精读过的政治哲学家，一个是罗尔斯，一个是哈贝马斯，那也是在世纪之交两个非常有思想影响力的大师级的学者。虽然我也很欣赏哈耶克，但说实话，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气质，我觉得和他有距离，因为哈耶克解决不了在中国与自由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平等。我对哈耶克通过交易公正解决平等问题的方案，是不满意的。我比较接近罗尔斯。他并不迷信市场，认为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同样有可能产生不公正，所以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矫正自发的市场所产生的弊端。他内在地结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把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融合起来，形成了他的正义观。哈贝马斯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面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于我有更大的亲和性。
▌财新记者：除了研读西方政治哲学，您对中国近代思想传统里面的自由主义脉络，也有一个梳理吧？
许纪霖：我不是专门做西方哲学的，迷恋政治哲学的时候，也会沉浸进去，写了一两篇文章，也给做西方政治哲学的朋友看过，承蒙他们不弃，也略有肯定，但到了一个更专业的空间去交流，比如说到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遇到政治哲学功底高深的学者，比如萧高彦，他的提问，我就挡不住啦，我毕竟不是这个出身嘛。他们提的问题很专业，我毕竟是一个票友嘛，我立即明白，人不要去做跨界的事情，你以为你很有心得，但在专业学者看来，你就是很民科啦。我很快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熟悉、也缺少人研究的民国思想史研究，研究民国的思想史。
▲史华慈
▌财新记者：说到您做思想史的家法，您在文章中称，您从史华慈、张灏那里，找到了思想史研究传统。在遇到张灝先生之前，您对史华慈先生的书都读过了？
许纪霖：对，之前我读过史华慈的书，但说实话，我没有认真读下去，和张灝老师交往后，我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学术传统，这样一个家法，后来我把它提炼成为“问题式的思想史”。它不是考证的，它注重的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回应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路，这就是从史华慈到张灝的学术传统，包括林毓生先生，也在这个传统里面。这个传统，现在即使没有失传，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梁漱溟有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问题中人。虽然回应一些问题，我常常用学术的方式来回应，但是让我激动的是问题，而不是学问本身，所以，我就对这一“问题式思想史”特别有亲和感，我后来讲家法，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做一流的学问，一定要接上一个家法，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你才能变得比伟大多一点点。
▌财新记者：除了张灝老师之外，您跟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除了人格上的感染之外，他对您做思想史研究有哪些助益？
许纪霖：我觉得很惭愧。王元化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张灝先生的风格不太一样，张先生是问题主导，王先生是以义理、考据、辞章见长，他当然也有他的问题意识，但他非常注重考证，从具体的史料进入，展开他的思想，他的东西更厚实，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出身，在考据能力上是弱的，他的研究方法我做不到，王先生给我更多的影响是精神层面，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和张灝先生不一样。
▲王元化
▌财新记者：您做思想史研究，首先反思的是八十年代启蒙，关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2000年之后，您还在不断地厘清中国思想界的分歧，称这个分歧涉及到中国的现代性，涉及到中国能往哪个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您完成了对虚无主义、历史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三大批判”，当时是怎样一种考虑？
许纪霖：简单地说，在21世纪的时候，国家主义、中国特殊论，已经成为显学，形成了形左实右的思潮。在我看来，这个思潮是必须回应的，当时思想界很多人不把它们作为对手，对这些思潮不屑一顾，但是我觉得这股思潮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们同样在知识界，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在我看来，必须用学术的方式来回应它。没有学术内涵的东西，我是不会回应的，比如我不会去回应《中国不高兴》；但上述思潮里面有些内容是有学术内涵的，他们都是学者，虽然我们立场不一样，但他们的主张背后是有理论的，对这些理论必须回应。虽然是“三大批判”，但这个“批判”的方式是学术的，是认真的讨论问题的方式。
比如2000年后出现的虚无主义。一开始大家有共同的信仰，相信人道主义，相信现代化，但是等到这些幻灭以后，就分化了，分化以后，对有一些人来说，他们就什么都不信了，只相信自己的意志力，这是一个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不再承纳宏大话语，什么东西是可信的呢？最后只有自己的意志选择，这就陷入到虚无主义之中。虚无主义这个传统又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有关，中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旦你对启蒙以后现代的方式进行批评的话，如果你没有节制感，很容易走向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走到极致以后，又会回到对国家的膜拜，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财新记者：在“三大批判”之后，您提出新天下主义的思路，是出于怎样的问题意识？
许纪霖：我的新天下主义观，是和前面的“三大批判”联系的。我不赞成中国特殊论，什么都以中国自身特殊的价值、特殊的历史作为一个终极判断，因为这是违背中国传统的。中国传统是天下主义，以人类普遍的价值、普遍的立场来思考中国问题本身。新天下主义，首先继承的是天下这个普世的传统，这是其一；其二，传统天下主义有等级化和中心化的毛病，以华夏为中心，新天下主义要克服中心化和等级化，而赋予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的地位，这样一个新的含义，构成一个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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