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豹与羊 喜马拉雅西段生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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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蒂斯坦的锡亚琴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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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巴基斯坦北部巴尔蒂斯坦地区， 那是一个寒冷而又多雾的早晨，我和我的巴尔蒂助手阿里在萨特帕拉谷进行有关雪豹的调查，试图弄清雪豹是否靠近过斯卡度镇。这里拥有6000人口，一个机场，一个广播站和一个大型驻守部队。我们从萨特帕拉湖西端开始攀爬， 天上渐渐飘起雪花，气温却有所回升。在海拔大约4000米的地方，空气稀薄，只有偶尔传来的雪鸡的鸣叫划破喜马拉雅西麓无边的寂静。我们一路在合适的地点放置监控摄像机，6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当地牧民在夏季牧场的营地。这里在冬季暂时闲置。阿里出去捡柴火，我在小屋门前准备生火煮茶。突然间，我听到一声低吼，阿里在雪上嘎吱的脚步声也瞬间停止。我们很清楚，那是雪豹的低吼，低沉而短促。接着又是一声低吼，我们赶快扫视对面的山峰，寻找异动。那吼声从山谷西端传来， 那里海拔大约5500米，我们的视线被层云和冰雪阻碍。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煮茶的事已被丢在脑后，我们静静地在寒风中用望远镜紧盯对面的山峰，然而最终也没看到雪豹的身影，只能无功而返。
你找的到雪豹在哪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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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们听说在我们听到低吼的地方雪豹杀死了三只羊。一些村民目睹了那场光天化日下的袭击。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一位萨特帕拉湖镇的居民就在雪豹捕食中损失了五只羊。他拿着来复枪追赶雪豹，却无法击中目标。而这类对牲畜的袭击也引发了一个疑问：是什么让这些罕见而稀少的大猫如此靠近人类？
保护组织将雪豹定义为一个典型的野生物种，罕见且神出鬼没，以岩羊，山羊为食。然而，有证据显示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雪豹可能会依赖人类社会并捕食家畜。在巴基斯坦、尼泊尔、中国、印度和蒙古这些雪豹活动的区域，20%-70%的雪豹粪便中含有家畜残骸。甚至在捕食家畜的热点区域，雪豹每年能杀死镇中2%-5%的牲畜。而雪豹对家畜的捕食则显示其数量是被人为的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自然极限。从这种角度看，传统上认为人类入侵威胁了雪豹生存的观点将被反转。
介于这一物种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相应的保护也尤为迫切。自1980年起，各保护组织，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雪豹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一直在引导全球的雪豹保护活动。从70年代起，就开始逐步制定保护雪豹的国际条约以及国家规章制度。如今捕杀雪豹已被严令禁止。然而在有些它们的活动区域，当地牧民依旧将雪豹看作害畜并攻击它们。尽管牧民失去牲畜而遭受到经济上的损失，但他们的行为依旧被视作对雪豹物种数量的最大威胁之一。因此·保护组织将问题与当地牧民放牧生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入侵联系起来。
有两份国际性的公文概述了保护雪豹种群的倡议与规划：定期修订的雪豹生存策论（SLSS）以及全球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GSLEP）。这两份文件在范围以及状况评估上多有相似。在对雪豹造成威胁的原因分类中，两者均直接涉及当地牧民。例如，2003年修订的雪豹生存策略提到，对雪豹栖息地来说，最常见的影响来源于放牧和牧民的干扰，尽管轻微但依然有潜在的威胁。2014年修订的雪豹生存策略指出，虽然很少有人类居住在雪豹的栖息范围内，但人类逐渐扩大利用的土地范围，很可能加剧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甚至波及保护区。
03年SLSS指出，损失牲畜主要发生在野生被捕食动物（野生山羊、盘羊、旱獭等）不足时，但更严重的是在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14年修订的版本也提到，雪豹掠夺牲畜的主要原因是放松的防护，简陋的夜间围栏，有利的围捕掩护以及野外食物不足。由此可见，这已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追溯到最早关于雪豹的文献。例如，Helen Freeman， 国际雪豹基金会的创始人，早在这两份文件发布的数十年前提出，雪豹野外数量急速下降是由于人类捕杀，放牧占据高山草场以及野生有蹄类动物数量的减少。在这份文件中，当地牧民以及他们的放牧方式是对雪豹造成严重威胁的根本原因，因此许多保护组织致力于在牧民与雪豹间建立界限。
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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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雪豹生存策论和全球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都描绘了牧民与雪豹之间的矛盾及其带来的挑战在它们描绘的场景中，雪豹只在牧民入侵其栖息地或野生猎物不足时才会袭击牲畜，而猎物不足也是由牧民过度捕猎造成的。因此基于这种人类活动导致的牲畜损失，保护组织主张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禁止雪豹栖息地的打猎活动，减少牧民对该处的入侵，保证雪豹生活在不受干扰的自然环境下。他们倡议建立更多的自然保护区，并加强对现存保护区的管理。
建立保护区的建议反映了现代保护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原则，这些原则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保护运动。上世纪70年代，这也是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主要保护形式。如今许多保护依然遵循前人的传统，坚持自然与文明是两个独立的范畴。这种观点似乎赋予了野生物种某种特权，同时贬损了被人了驯养的物种，将它们置于自然界的下位圈。这暗示了长久以来野生动物保护背后了一种逻辑：自然中只有野生的，未被驯养的才值得保护。这种野生动物观反映了因为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分离的，自然的物种也便是独立的，不受人类控制的这一观点。
在雪豹保护的文献中，雪豹的野性因于人类接触而受到破坏。但是根据野外调查的证据，这种雪豹应是完全野生的形象以及相应的保护态度也许不该持续。文献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雪豹在不缺乏野生猎物的情况下也会捕食家畜。对其他捕食者的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模式。似乎雪豹们很喜欢在人类附近徘徊。
雪豹的腳掌被捕兽夹紧紧夹住。（图／摄影自WWF Deutschland）
除此之外，与保护者认为的牧民的行为活动导致了他们损失牲畜的观点不同。巴尔蒂的牧民们则认为他们散养的放牧方式不是雪豹捕食牲畜的原因。在他们看来雪豹是不受支配的野生动物，在他们的文化中是典型的掠食者，甚至掠夺的人类统治者也会被称为“雪豹”。根据过往的经验，巴尔迪人将与雪豹的相处之道代代相传。对当地人来说，雪豹代表着危险，它们的脚印意味着打乱小镇日常生活节奏的潜在威胁。而对于动物保护者，脚印则携带了关于保护区和种群密度的信息。
同动物保护者相同的是，巴尔蒂人也将野性看作雪豹的重要特点，但他们并不认为野性是野生动物独有的，在他们看来家养动物也同样具有野性。例如许多巴尔蒂牧民向我讲述了一个罕见却被广泛认同的现象：有些本该胆小的圈养山羊会逃跑并加入野生山羊群。同样，雪豹虽然是野生的掠食者，但也时常跨过自然与文明的边界捕食家养动物。巴尔蒂人为雪豹潜入村庄并过度猎杀牲畜感到愤怒，认为是雪豹越界侵扰人类社会，因此他们需要报复。
与动物保护人士观点不同的是，社会科学家们将动物保护看作是价值观的冲突。他们认为是人类社会赋予野生动物及动物保护价值和意义，并批评动物保护领域各国际保护组织及其出资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点矛盾重重。不同社会阶级对自然的审美和社会观的不同就可以反映这种文化上的割裂。例如，有研究表明美国都市、富有、受良好教育的群体对环境保佑更为浪漫的态度，与之相反乡下、贫穷、缺乏教育的人群则更为实用主义。在城市富人开始关注乡村的自然资源时便会滋生矛盾。这种阶层间的分析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一项关于人兽冲突的研究发现环境矛盾涉及观念和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和价值观相关。现代的自然保护大多基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科学方法。意识形态对保护决策和活动以及相应矛盾的影响体现在大型食肉动物和捕食者上。作为具有威胁性的野外物种，西方动物保护人士对它们充满敬畏以及重视。然而在附近的居民眼中，它们的地位则截然相反。在孟加拉和印度的桑德班地区，关于老虎保护的研究发现，对同一种动物的不同看法可能在动物保护者和当地村民中同时盛行。在我所在的巴尔蒂斯坦地区，我就曾遇到过一些村民公开表示既然纽约、伦敦的人们想要保护雪豹，就应该把它们带走。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试图放归狼这一美国西部典型的捕食者的过程中。
我认为雪豹的保护不仅需要讨论对待自然的观点同时也要考虑保持科学专业性和资金的来源。在巴尔蒂斯坦地区，牧民们一方面通过家畜维持着雪豹生存，另一方面也支持这雪豹保护产业，因为持续的牲畜被袭支持了保护组织人类活动威胁雪豹生存的说辞。保护组织能从对社会生态的误读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可以使富有的西方大众相信他们了解并能够解决雪豹面临的威胁。在他们的描述中，雪豹不仅仅是一种生物，也是动物保护文化经济中的一种商品，而这与机构的资金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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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雪豹保护，许多科学实践和知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非政治化和客观，其中夹杂着带有非科学目的的价值判断。关于自然的知识产出也不仅是自然的历史观及其转化，也与控制、影响、金钱或政治经济学有关。
在2017年9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雪豹从濒危降级到易危物种。这显然是一个纯粹基于科学的决定，它引起了雪豹保护组织的热烈讨论。一些组织和国家担心雪豹不再是濒危物种可能影响相关工作的经费，尤其是在新的全球雪豹及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颁布之后。这些反对者认为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这项决定。而其他人则认为IUCN应该客观地遵从现有的科学知识而不是受经费的左右。雪豹保护的政治经济学表明了机构、牧民、雪豹、羊和动物保护人士的命运以一种复杂却显而易见的方式紧密相连: 雪豹既需要生存也需要被威胁。
通常NGO通过广阔自然环境下的异国面孔和动物的画面传达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而这些组织正式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例如，2017年初，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了一则国际雪豹基金会赞助的宣传片。片中包括了许多引人注目的雪豹画面并写道“每一天就有一只雪豹被杀害”，并呼吁行人联系基金会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捐款。这将人们关心的对象转化为商品。被这雪豹生存受到威胁的景象打动并捐款的人们便加入了一种交换关系：用捐助款项交换满足感和为自然做些好事的成就感。而保护组织则通过定期向捐赠者发送照片、新闻、社交媒体信息来延续这种关系。
二十年前，我刚刚参与到雪豹保护中时，工作的重心是评估全世界存留的雪豹数量。那时雪豹管理信息系统(SLIMS)刚刚开发以提供标准化的调查方法报告并记录地区内雪豹密度。2016年雪豹保护人士又着手世界雪豹种群评估（PAWS）。尽管名称不同，但两者拥有共同的目标：确认现存雪豹数量。尽管经过多年研究，研究报告的主旨和态度也依旧没有变。人们可能会问这20年来科学家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又如何避免2040年又开始另一次计算。但也许真正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保护组织还不能提出可靠的全球雪豹种群估计，而是无止境的追求一个可信的数字对组织的经费和整个动物保护产业的生存有什么作用。
雪豹作为“商品”的价值重点不在简单的雪豹生存在野外而在其野外生存持续遭到威胁。这种雪豹濒临灭绝的印象需要不断被加强巩固，才能创造收益。而这就需要一直关注并确认雪豹的现存数量，并显示过去有更多的雪豹，其种群数量逐年缩水。这能够引起人们对雪豹困境的恐慌、内疚以及焦虑，而这些负面情绪则通过捐款得到缓解。不断需要计算雪豹数量传递给捐献者一种紧迫感，一种时间所剩无几只有提供更多的资金才能稳定物种数量的感觉。
而雪豹和牧民的关系则往往被忽略。实际上要更精确地确认雪豹数量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保护就需要在当地牧民身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人力、心理支持，因为正是他们长期遭受雪豹掠夺牲畜。就像传统商品，消费者不了解生产的社会环境，雪豹作为“商品”，捐献者也不了解其社会关系。他们不知道牧民花费劳力饲养牲畜，最后却进了雪豹的肚子。他们不断捐款，消费雪豹这一“商品“，却不知道“商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在雪豹生存的地区，还没有官方政策来解决它们掠食牲畜给牧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牧民却被要求不能伤害雪豹，不得不为它们提供补贴——牲畜。而这份补贴带来的好处则属于NGO、城市精英、政府机构，成为他们的成绩、资金、政治和社会声望。基于这种不平和的成本收益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实际上可以看作做是人类内部两个群体的矛盾：牧民和环境保护者。就雪豹的问题来看，后者试图将他们对雪豹的看法强加于当地人身上，而忽视了牧民们的损失。
本文翻译自Hussain, S., (2019). Introduction. In: The snow leopard and the goat: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S.l.]: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2020年，雪境正在开展人兽冲突项目，本项目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项目服务中心UNDP-GEF加强青海湖-祁连山景观区保护地体系项目资助。
大家对雪豹的保护有什么好建议呢？欢迎留言哦！
翻译：娜日莎
编辑：韦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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