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代购救命药，连云港公检法何必下狠手？

（首发人民网）8月31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印度抗癌药代购案，法院以销售假药罪，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对王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 对马前、曹旋昌、马毛毛等3名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在王蜂缓刑考验期间，禁止其从事药品销售活动。（8月31日澎湃新闻(上海)）

昨天中午看到《12人代购印度抗癌药加价销售获刑 被酌情从宽处罚》这个新闻，我就随手发了一条评论：看这标题，还以为都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缓刑，实际上是“对林永祥等11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至六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我就感到奇怪，这些代购印度抗癌药的人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应该罚铁石心肠的连云港法官去看三遍《我不是药神》。

很显然，这又是一件本质上明显颠倒黑白，理论上却似乎是依法审判的案子。为何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就因为法律对“假药”的认定极其荒唐。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之规定，司法机关认定其涉嫌销售假药罪并没问题。（打赏、点赞、转发，都是支持）

但问题是，因为被法律界定为“假药”的这些代购药廉价，是具有实实在在疗效的。这就引发出一个容易导致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人格分裂”的问题，那就是国内一些所谓的“真药”治不好病，而且还死贵，代购的这些“假药”却便宜而且有疗效；患者宁愿吃代购的进口“假药”，也不吃国产“真药”。因此，司法机关如此推出能治病的“假药”，老百姓能认同吗？ 

笔者曾发感慨，《药品管理法》本身因为无视疗效标准，做出这种“指鹿为马”的界定，容易引发人们对社会事务扭曲地认识，有损于司法形象。这样的界定方式，也不利于打击真正的“假药”。

因为矛盾法律的存在，本案中“代购救命药”的十多人“蹲监狱”虽有违公正公平，甚至突破普通民众的认知底线，但也并非庭审法官说了算，甚至并非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的问题。因为依据刑法，“林永祥等人销售金额从5万元到590余万元不等”似乎已经触犯刑律，尤其是“林永祥等10被告人销售假药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依法应当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似有法律依据。

而该文还披露，“法律规定，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的，应当报请最高法核准，因此连云港中院该判决需经最高法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似有高抬贵手的意思。我因此要对连云港中院明事理，在该案中能“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表示审慎的赞赏！但对他们判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实刑”仍不敢苟同。虽然法不容情！但法律是建立在符合道德伦理的情理之上的。因此《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就明确，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对于当地公安，破获这类案件也并无荣光感。“2014年之前，一盒正版的多吉美大约要25000元，印度仿制药大约4000元”。“警方讯问笔录称，部分涉案人加价50元到200元不等”，律师称“涉案药品在香港合法销售，林仅加价3美元，扣除快递费后，几乎没有利润。”那么，这样的代购原本就属于“互助”性质，我是没看出对社会有什么危害的地方，警方又有什么必要投入大量警力去侦破？

对于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更应该看看《我不是药神》的主角原型“陆勇案”。“陆勇案”起初检方是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但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免予刑事处罚，网友也“一边倒”地支持陆勇，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法院当天就十分爽快地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陆勇被无罪释放。如果连云港检察院仿效沅江市检察院的做法“撤诉”，估计连云港中院也会在第一时间十分爽快地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

中国司法因为并非“判例法”，加上权力等人为因素影响严重，导致很多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比如频繁发生的境外“代购假药案”，既然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被无罪释放，结果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可其它地区同样的案件当事人却仍被判有罪，这不就显得异常矛盾了吗？毕竟这是在同一个国家，使用的是同样的法律。就本案而言，我就想问一句，这些人代购的是“救命药”，是善事，连云港公检法又何必将他们往死里整？（我的主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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