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肢解同窗不担刑责，法律不该袒护13岁作恶少女
2012年， 广西河池南丹一名未满13岁少女，尚在就读小学六年级，因不满同班同学比自己长得漂亮，遂怀恨在心，将其约至自家杀害，并砍断头颅、手臂装入袋中，手段极其残忍。因其作案时未满十四周岁，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受害者父母不满判决上诉。近日，广西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被告人父母赔偿原告各项费用10.8万元。
以上是昨天新浪微博话题#13岁少女肢解同窗好友#介绍的内容。看到这则骇人听闻的消息，笔者很难相信一名13岁少女就能独立完成这样一整套连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无法完成的“凶杀案”，这不仅需要非常好的体力，更需要特殊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且持续时间一定很长，很难从容地将被害人“头颅、手臂砍断，装进塑料袋，并清理案发现场血迹”而不被发现，因此甚至怀疑另有其人，才能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案子。
当然，我最终还是相信司法机关的侦查结果，从法律层面也认可“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结果，但对法院判被告人父母赔偿原告各项费用10.8万元实在不敢苟同，除非被告家庭确实“一贫如洗”，否则赔偿额乘以十倍、百倍也并不算多。我相信受害人父母对这样的判决不可能满意，继续申诉或难避免，社会甚至又多出一名上F者。
这个判决，当事法官完全忽视了生命的“至高无上”原则，对“凶手”监护人未能做出应有的追责，更缺乏对一个年幼生命的起码尊重，可以说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对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近年来，“校园霸凌事件”屡屡发生，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越来越低，犯罪群体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坏孩子”的过度保护。“他还是个孩子”已经成为部分家长“袒护”孩子作恶的最“不要脸”借口。久而久之，就会让“熊孩子”变成恶魔，伤害社会。
立法者应该明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原本意义，无疑是保护守法的未成年人，而不是“袒护”作恶的未成年人。如今13岁孩子，其实知道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甚至更懂得利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不当条款，而放心大胆地作恶。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说法，这种浅显的道理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岁小儿都懂，甚至与生俱来，更不要说13岁的六年级学生了。
“凶手”敢于这么做，不一定因为其不懂法，更有可能是因为太懂法，深知《刑法》奈何不了她。也正因为如此，在少数未成年人中间，甚至产生“犯罪趁早”这么个荒唐想法。那么，原本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刑法》，如今却仅能保护施害一方，而不能保护同为未成年人的受害一方，这就完全违背了当初立法的原意，因此有必要尽快修改，让法律不再袒护“肢解同窗好友的13岁少女”。
我们知道，在1979年制定刑法的时候，中国还处于缺吃少穿时代，考虑到当时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并借鉴国外做法，制定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孩子们的平均身高比80年代有了较大的增长，不满14周岁的体格发育得足以对他人构成威胁。此外，孩子进入青春期的年龄也比80年代提前了不少，儿童生理和心理状况成熟的速度加快，其辨识和控制能力显著增强。据相关机构调查，我国青少年的发育情况至少比20前提前了二至三年，犯罪的初始年龄也随之越来越低。不满14岁的少年儿童犯下杀人等严重刑事案件已是屡见不鲜。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刑法》的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多地保护未成年受害人上。仅仅因为犯罪人年龄较小就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群体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受害人难以接受，很容易产生怨恨乃至复仇的心理。此外，法律不能惩恶，也是社会所难以容忍的，这明显背离了刑法的立法初衷。
有鉴于此，建议降低刑责年龄。
一、将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6周岁调低为14周岁。也就是说，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所有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将现行刑法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至12周岁。也就是说，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完善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程序。相对于成年人而言，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可塑性，改造的空间较大，因此在执行刑罚时应与成年犯人分开，避免感染恶习。
此外，对于社会危害性小、对自身犯罪事实真心悔悟、改造效果好、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封存犯罪记录，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以便于他们悔过自新，重新生活。（我的主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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