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学术纪事：21-22年第二、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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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的重要性 To Write Is To Live 农业符号学：普遍主义与地方性 A List 交论文了？！ 10036字 入坑请谨慎
这几个月我在后台收到过几次读者的留言，说想看学术纪事啦。哈哈，我也想看。这次我把两个学期的纪事合在一起写了，因为这半年里有很多变故影响了我的工作，精力上实在比较有限。其中之一就是今年春天我生了一场病，虽然和新冠没关系，但是杀伤力貌似比新冠还要强，我有好一阵除了跑医院以外一点剩余的力气也没有。好在吃了一阵抗生素以后基本就好了。我导师说这个病就是读博累的，她每年都有学生得这个病，读博 ‘is bad for your health’。我在三月份从意大利回来后勉强撑着自己把系博物馆的展览策划完，展览开幕讲座刚一做完我就彻底倒了。好不容易养得差不多了，又是一个时长一小时、听众上百人的大型公共讲座要做，讲座做完第二天新学期就开学了，要开始教本科生外加处理杂事了。可以说我一点喘息的时间也没有。
我后来决定少一期就少一期了，这也是对自己的诚实。写学术纪事是一件我享受的事情，我很喜欢自己这个规律纪事的体裁，但同时我也没有那种“必须n年如一日不间断”的强迫症。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prioritize和舍弃，必须要选择自己有限的的意志力用在什么地方。
虽然困难很多，这半年里还是有不少高兴的事情。我投出去的两篇论文，一篇瓦尔堡，一篇和同事合写的Henry Power，都在上半年收到了很积极的审稿意见。编辑都很满意，认为基本就是一轮修改的事情，审稿人总体上给的评价也很高，提了不少很有帮助的建议。两个期刊都是有很高声望的，因此收到他们的积极反馈还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动手修改了。我在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放了一个帮助大家处理期刊论文反馈的Notion模板，欢迎取用。
除了期刊论文以外，最近几个月的主要对外产出就是两个展览和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讲座，都是public engagement性质的活动，是对我的博论内容截至目前的概述，做这种概述并不比处理论文本身容易。展览先是在剑桥Whipple Museum线下展了一次，之后又在清华科博线上展，策展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但策展中处理线上和线下的排版、空间、观众体验问题所花的精力其实远多过展览内容本身。我的导师作为一位经常work from home照顾两个孩子的好爸爸，给我详细解释了如何把教育活动传单设计得能让小孩看懂，后来他还把孩子们带来展览里玩，玩得还很开心，证明我的设计还是基本靠谱的。我在一开始还把几个当代艺术作品写入了展览计划，经济上其实不是不可能实现，但后面由于展览空间的缩减还是舍去了很多东西。博物馆策展和我所熟悉的当代艺术策展做起来还是非常不同的，这在和机构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体会。
博士论文的写作我也在种种困难中推进了下来，这是我上半年最欣慰的一件事。第二节往后会主要谈我的论文写作。
休息的重要性
这次生病让我对读博期间（特别是疫情期间）休息的重要性有了很多体会，因此在谈工作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休息。
这次累倒还是有前兆的，我年初在佛罗伦萨EUI访学的时候就开始有精力不支的感觉了。我对佛罗伦萨早已不陌生，虽说还没到某些人当年走访八十多个教堂早期基督教遗迹的程度，但是毕竟之前零零散散在这里呆过快两个月，大路都认得差不多了，该去的图书馆博物馆也基本去过一遍。所以这次来重心还是放在工作上，玩心不是很强。但是在这个zoom如此普及的时代，博士期间出去做fellowship就意味着两个地方的工作量叠加，本来通过地理位置可以逃避的会议、工作也变得无法逃避。我是一个经常say no的人，做不了、不想做、不必做的事情我拒绝的时候从来不会犹豫。但即使这样，我想做和出于义务必须做的事情放在一起也已经有很多了。开完n个会下来，躺在托斯卡纳艳阳下学校花园里的长椅上，看着山上如诗如画的风景，真是觉得一点都不想动。某一天zoom组会之前我跟导师直接说我来不了了，因为再看zoom一眼我就要吐了，没错我用的词就是puke。我说我需要放假。导师立马说没事！快去玩吧！
于是我说走就走，买张火车票北上到博洛尼亚和费拉拉转了一圈，在瓦尔堡研究过的Palazzo Schifanoja的壁画前坐了五个小时，对着原作把瓦尔堡的文章又细细读了一遍。在我心目中这五个小时的体验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我在去程的火车上简单搜了一下瓦尔堡的信件，他当年去费拉拉应当是1911年四月初去博洛尼亚时顺道去的，还曾邀请Franz Boll同往，应当是个一日游或至多两三日游。彼时瓦尔堡主要住在佛罗伦萨，和我这次的行程还挺一致。瓦尔堡研究的这些星相学壁画曾经被无知的烟草商人全面刷白，19世纪中叶才修复完毕对外开放，当时吸引了不少著名学者的关注。这个壁画厅的研究史可以说就是19世纪末艺术史发展的缩影，其重要性估计得几本纪念文集才能讲清，此不赘述。
费拉拉是个神奇的地方，全城的建筑风格都是高高的砖红色古堡和窄窄的小窗户，周六白天大街上走半天可以一个人没有，镇上的人类都像鬼魂一样天黑之后才聚集到路边喝啤酒聊天。走进一个披萨店一整张披萨只要4欧，一大块又薄又脆的烤奶酪饼0.1欧，简直不敢相信。伙计平挥着大铲从大烤炉里一次捞出快十张披萨，再铲起一张放到外带盒里递给我，漆黑的夜幕笼罩下来，将炉膛光、热气和店里嘈杂的谈话声与暗夜中的小镇相隔绝，就像笼罩着千寻工作的汤屋。在费拉拉待了一天回到博洛尼亚，逃离早期近代的市中心北上来到先锋艺术区，汲取了一点柯布西耶的新精神和68年的革命力量，才打起精神回到Fiesole的山头上继续作战。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一下打起精神，现代建筑一定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我看一眼柯布西耶设计的房子心情就会一下变好，就像很多人欣赏最喜欢的导演、音乐人时的状态一样，只不过空间体验对我更重要。在各种旅行陆续恢复的后疫情时代，我还是希望继续我的建筑暴走，把本科时动不动就飞到东京看安藤，飞到魏玛看包豪斯的精神头保持下来。现在回想起病倒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两年积攒的疲惫一下爆发了出来，因为疫情期间在巴掌大的剑桥待了太久，我的休闲习惯已经慢慢被打破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休闲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旅行，尤其是看现代建筑、探险各种科学家和学者的考察路线，另一个是看展，我本科做艺术时翘课坐地铁去798看展是常有的事，而且回来永远心情特别好，一点也不觉得愧疚。但是疫情让这两件事都平添了很多困难。而且以前我经常夏天出去旅行，但是读博一来就发现学期内永远要处理各种其他任务，夏天可能是唯一能专心研究写作不被打扰的时间。每年六月一到一大批美国学者就蜂拥到大英图书馆查档，这就是学者生活中不太健康但是又很难改变的常态。因此现在，我很注意把留给休息、看展、看建筑的时间都排进日程里。在研究中我也加入了很多实地考察计划，这样能给伏案工作的学术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To Write Is To Live
我从去年开始实施“一月一章”，现在一年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写作习惯基本是满意的。和去年相比，我现在每个月写作的天数其实减少了，各种in-person的社交和教学一恢复，能用来写作的整块时间就不知不觉少了很多。去年我每个月写20天没有问题，现在大约满打满算只能保证15天在写作。但是我的写作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去年用来写500-1000词的时间今年集中精力经常可以写1000-1500词，甚至更多。
上半年的写作时间本来就少，我一二月份都在忙期刊论文外加一些talk和教学任务, 三四月份病中除了策展和打起精神来准备讲座基本就没写什么新东西，五六月份才终于空出来专心研究和写作博士论文，但是也还是把两章论文完整写完了。导师说我的进度 ‘very advanced᾽，他们也知道我这半年过得很不容易，所以看见我写出论文还是很欣慰的。疫情中的这两年大家都不容易，身边的PhD同学或多或少都遇到过些不顺，由于各种问题延期、休学的也有不少，导师都很理解。
当你博士论文的写作暂停将近两个月的时候，再启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停得越久就越困难，你必须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找回来。我对抗这种困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直接面对问题。在哪一章、哪一段卡壳，就在哪一章、哪一段继续思考下去，喝杯酒吃点好吃的舒缓一下脑子，再继续想，直到想出结果为止。我五月初回到博士论文上决定开启新的一章时，其实心里是很抗拒也很焦虑的。当时我已经基本没有写作的flow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自己坐在学校的共享办公空间里（这里要感谢West Hub，办公环境真的很好），逼自己开始写这一章，不要因为逃避去做别的。
第一天上午坐到座位上，对着自己的材料和新的pages文档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笔。于是我就一边在文档里排列引文、脚注，一边搭建zotero结构一边想，偶尔看一些新文献，这一天依然没有什么确切的思路。第二天我一样来到办公空间，对着同样的电脑屏幕做同样的事情，终于在快傍晚的时候意识到了我要处理的问题实质上是什么，于是接下来的这两周文思就打开了，基本每天都能写到1000-1500词。写作稳定下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心安了，每天的心情都很好。后来证明这一章处理的问题实际上是我整个博论的关键之一，交上去导师也很满意，说我的论点非常强，接下来就是更细致的编辑工作了。
就在写这篇纪要的这两天（白天写博士论文，晚上写学术纪事），我又在动手写新材料时遇到一个瓶颈，解决方案如出一辙。下午想累了的时候我到楼下的bar里点一杯espresso martini，一边喝一边打开电脑继续想，最后也有了思路。导师和系里的朋友都知道我写东西的时候喜欢喝espresso martini，还拿这个打趣我。对我来说稍微喝一点酒对写作是有帮助的（不是鼓励大家喝酒，喝酒要适量），在你长时间专注想一个问题的时候，酒精有时候可以帮你放松一下神经。但也不是每次都有帮助，灵感只发生在你真正在思考而不是在逃避思考的时候。这两年我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就是写作中有了困难一定要直面它，在哪里卡住就要在哪里突破，焦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对我来说，如果我因为状态不好论文写不下去而转而去写更好写的东西，我的焦虑并不会得到改善，也无法从这种形式上的productivity中获得力量。只有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才能给我力量感。
我对写作中的困难并不陌生。以前本科时写作遇到思路卡壳、时间紧迫、工作由于其他问题暂停等等事故，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拖延逃避，要么去做别的事情逃避，要么什么也不做，拖到不能再拖了以后才去直面困难本身。去年开始教本科生以后发现这种心理在剑桥的本科生身上一样常见，甚至我身边不少PhD同学的应对机制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种拖延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卷之下学生身上的压力本身就一年比一年大，而环境对他们的脆弱却不够宽容。我对那种所谓“严格”的，惩罚挖苦拖延者、落后者的教师一向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恶性循环的开端。越给学生人为制造壁垒，学生越会害怕面对壁垒，而学生的逃避又会换来变本加厉的制度性惩罚，从而进一步剥夺其承受困难和风险的能力。
我觉得我能在写作上战胜自己的拖延，最大的原因就是硕士期间遇到了足够宽容也真心支持我的导师。在我焦虑大发作论文拖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无条件地鼓励我，直到我交稿前几个小时还在帮我修改给我打气，即便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义务。在他们的支持下我真正突破了自己心理上的极限，原本已经申请好的extension都没用上，而且最后还得到了系里最高分。自从有了这个五天从挂科边缘到distinction的经历以后，我的韧性和信心提升了不少，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写下去，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后来读博以后在系里遇到当时硕士论文的导师，我隔着老远就拼命打招呼：my savior! 我说这“救命”之恩我绝对不会忘的。如果在读这篇文章的你恰好是一位老师，希望我的故事能对你有所启发。
To Write Is To Live，取这个标题是因为今天恰好看到了《文豪野犬》中夏目漱石对Odasaku（织田作之助）所说的话。我们习以为常的写作生活可以是一个Oda这样的人活下去的理由。拿着差不多可以维生的一点钱，每天在窗外风景的慰藉下写作，这样百无聊赖的平静日子之所以值得成为理想，是因为正如夏目漱石所说，写作一个故事就是书写一个人的生命。我的写作里又有怎样的生命呢。我时常会想。
农业符号学：普遍主义与地方性
农业是我上半年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两年前刚刚提交博士论文计划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我的论文中会有一章是关于早期近代农业的，我觉得我的导师以及别人也不可能预料到。一个关于医学、炼金术、药学的神神秘秘的“以形补形”学说，为什么会和地里的农作物扯上关系？它们还真的有关系，这就是我随意搜索Hartlib Papers数据库时极为偶然的发现。这一章我在今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写了个草稿，从意大利回到英国后又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许多新材料，最近才和另一章一起成文。正如上次学术纪事中提到的，我所用的材料从Samuel Hartlib的档案出发，涉及到早期皇家学会圈子中几个人包括John Beale，John Evelyn等人关于栽培技术、作物质量、地方特色农产品等等的手稿。
农业、林业、畜牧和果园，这些是早期皇家学会这帮科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大英帝国的荣耀”这种东西的驱使下，他们写过很多东西讨论如何提高木材、蔬果的质量，如何提高土壤的肥力，如何减少对欧洲产品的依赖并且增加出口，这些都构成了皇家学会各种植物学、化学研究的内在动机。但是农业史本身并不是科学史家以往会关心的领域，最近几年来才开始受到重视。说实话这个重视来得有点晚，而且很多问题都还没有充分展开。我在阅读Hartlib的档案之前也对农业没有太多了解，但是读进去就发现农业太重要了。农业、医学，将这两件事纳入思考范围，会改变我们对早期近代科学很多事情的理解。
就拿Nehemiah Grew这些著名的植物解剖学图像来说，如果你不了解Grew、Boyle这些科学家对农业的关注，你会觉得这些图像描绘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探索，拿显微镜看植物结构，再把看到的东西客观描绘下来。但是了解了他们如何讨论农作物的栽培，你就会意识到Grew写这样一本书实际上是在试图理解植物的根、茎都在如何吸收水分，怎样做可以让植物吸收营养吸收得更好，他在显微镜下的研究是同样具有应用价值的。我们很容易把早期皇家学会这些人做的事情理解为纯科学，但实际上它们同样是应用科学。
看一看这些思想产生的环境，就会更容易理解农业在这一时期的植物学研究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我写完这篇论文之后到Audley End House走了一走，那是一个始建于17世纪早期的贵族庄园，直到现在依然由Audley家族所有。整片地产包括花园、果园、菜园、农场、牧场、森林等一系列组成部分，像Robert Boyle, John Evelyn这样家族有大笔财富的科学家住的同样是这样的大house，我们还可以通过图片、手稿得知他们庄园的规模。下面这张表就说明了讲17-19世纪一整年内维护这个庄园都有哪些任务：在特定的月份要采摘、播种、繁殖，做每件事都有特定的工序，这些都是由农庄雇佣的一大批男女工人例如厨娘、挤奶工、马夫等等一起完成的。作为庄园的主人，保证庄园的经营、收益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如果去看Evelyn等人的信件，我们会发现里面贵族庄园主之间讨论自家庄园的来往信件非常多，大家都希望改善自己种植的品种提高收益，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早期皇家学会的科学家都在写husbandry book，还在会议上讨论作物的种植。也正因如此，这些地主科学家和庄园内劳动阶级的交流非常多，既从自己的工人、仆人身上学习知识，也监督他们，改进已有的做法甚至亲力亲为。
更多不特别有钱但是也是有产阶级的科学家住在普通的house里，比如Robert Hooke、Nehemiah Grew、Henry Power等，他们同样拥有kitchen garden（用来种厨房使用的经济作物的后花园）以及农场，这些可以从他们家里留下来的inventory中得知。如果你去看他们书中观察、解剖的植物品种，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花园里常能摘到的水果、花卉、香料等等，他们在自己写的菜谱里、药方里都经常用同样的东西。我正在根据审稿意见修改的这篇合作论文（上一期学术纪事中有提到）就在讨论这种厨房科学与显微镜图像的关系。
那么征象学说和这些科学家的庄园有什么关系？我在这一章里指出，征象正是在田间地头发现的。从德语区传递过来的征象学说里已经包含了一个征象植物的大集合，核桃、小米草、耶稣之掌等等这些征象比较典型的都在里面。但是17世纪传到英国后，英国的科学家们又在更多当地的作物上发现了征象。作物的医药用途一直是庄园种植中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是自用、一方面也是医学探索的一部分。早期皇家学会的科学家经常从朋友之间，以及当地的农民、贵族女性等人那里收集和传播医学知识、经验方，并加以筛选和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行将这些经验之谈与神学、医学理论相联系，把作物的外观和其传统用途联系了起来。例如皇家学会的农业专家John Beale就对他家乡Hereford郡盛产的常用于果酒的山楂（我正准备去他们那里的果酒博物馆）非常感兴趣，他收集了许多山楂酒治结石的当地药方，认为山楂的硬核有石头的征象。
作为“上帝签名”，征象在早期近代的神学著作中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基督教本体论原则，但其发现和应用却是高度地方化的，而且是有产阶级学者对地方生活实践的挪用/移用。这种挪用不仅是一种修辞，而且同样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在17世纪中期英国的改良 (improvement) 风潮下，植物上具有什么样的来自上帝的征象，成为了这些皇家学会科学家提出政策建议，推广地方农产品，减少进口依赖的重要论据，变成了“国家福祉”的神学保证。在挪用中，征象成为了地方知识通往普遍原则的上升渠道，这种上升一方面是政治地位的上升，让当地的农业、医学经验得以在政策层面变得可见，一方面是政治哲学的上升，在“征象”的建构中，切身的实践被转化为神学原则下关于普遍“自然”的知识，多样、多阶层的地方知识被转化为统一的基督教国家的利益，为作为普遍主义的国家主义提供了基础。这就指向了我在上一次学术纪事中提到的征象学说的全球史问题：“征象”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究竟在何处。
A List
我自觉农业这一章是写得比较“剑桥”的，毕竟这种将科学论证作为政治论证看待的视角是《利维坦与空气泵》的时代建立起来的经典方法。深入到英国社会史、政治经济学中也是我之前没怎么做过的事情，虽然我们系做社会史的人不在少数。我希望自己的博士论文每一章都使用一个不同的方法，这一章的方法就与我常做的思想史、书籍史、图像等等有很大不同。我现在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掌握的方法越多，理解史学史的眼界就会越广，学术品位也会相应拓展。例如自己走过了这一条进路以后，我就更能品味到Keith Thomas这种写法的妙处所在，他的书同样大量使用STC上有的17世纪英国的印刷材料，但哪怕面对同样的书本，他这种高度嵌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视角也和我之前关注书籍史、阅读史时的视角完全不一样。
实话讲，我之前对英国的材料、史学史是完全没有了解的，从写博士论文第一章起才开始入门英国史学，可以说现在博士论文已完成的大部分都是我边写边学的东西。但是到现在我大概感觉抓到了这个史学史传统的关键。许多问题的节点都在17世纪中叶的这个时刻里，我这几章论文的任务就是理清它们。
农业这一章大致写完之后，我做了一个比较综合的尝试，将这两年来陆续收集的不同类型档案和印刷材料放在一起，来回应一个更大的问题。这里面包括Hartlib Papers这种大规模的档案，包括藏书目录、阅读笔记这种书籍史、阅读史材料，包括Lady Ranelagh (Robert Boyle’s sister) 的药方手稿，也包括我更早博士以前看过的东西，德国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文献及其在17世纪英国的传播。从方法论上，这次我的思路和以往写作都不同，就是直奔一个问题而去。这个问题也是我整篇论文的核心之一：这些具体的药方、农作物和抽象的神学、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无须多言，这个问题也代表着实践转向以来科学史的重点和难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什么？大家天天都在谈 “theory” “practice” 谈到这两个词好像变得什么都可以指，但是问题似乎越谈越含混。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菜谱研究、工匠知识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是21世纪前20年的一系列扛鼎之作为我们建立起来的。然而了解了重要性之后，我们如何去讨论实践知识和理论范式的关系，这就是这个20年学者们正在努力回答的问题。在这一章中，我找到了一个横跨我上面列举的所有材料的切入点，其影响甚至随着现代药学的全球化已经延续到了今日。这个切入点就是一个简单的列表，一个征象植物的举例列表。
核桃可以补脑，小米草可以治眼疾，圣约翰草可以治皮肤病……这一串列表的原型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几段文字，后来被瑞士的化学医师Oswald Croll整理成了一本经常附在化学书后一起出版的小册子，册子大体上就是一个每个器官1234对应什么植物可以怎么治病的列表。这个列表的影响力是横跨多个领域的，不仅医学著作、药方都在摘要和转引Croll的征象列表，而且教育理论和神学也将其作为一种引导人们认识自然与上帝的做法。17世纪中期，Hartlib周围的教育家都在主张一种教学方法，即先从各种具体植物的征象教起，引导学生思考植物的外观与药性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征象深入介绍植物解剖学、医学、自然哲学的原理等。
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亨利·摩尔在其最有影响力的神学著作之一 Antidote against Atheism 里同样列举了Croll所提到的征象植物，用来证明上帝的恩典，这部书风靡于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中，也是征象学说传到英国知识界的重要媒介。摩尔提到的这一系列征象后来遭到了博物学家John Ray的系统反驳，但是这个反驳反而说明了摩尔的论证在医学和自然哲学中的影响力。摩尔的神学对科学革命的影响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几位大师所分析，但是在今天我还要继续提问：影响科学革命的是摩尔的神学形而上学系统，还是他论证这个系统所举出的征象本身？后者的影响至少和前者同样深远。
例证和理论的关系，抽象和具体的关系，这两点恰好也是Lorraine Daston今年的新书Rules的关注点。这本书我最近正在读，也很推荐大家读。对Daston来说，rules可以是范式、法律、算法、模型、菜谱等等等等，她的工作接续其一贯的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f the self-evident风格，是一个对rules大框架下诸种思维方式的形式分析 (formal analysis) 和类型学，这里我用了“形式分析”这个艺术史术语，因为你看她的书就会发现rules本身即关乎形式，她的分析本质上都是从形式或者用时髦一点的词epistemic genre出发的。Rules这本书提供了许多深刻的哲学洞见，例如我非常赞同的观察之一就是前现代时期很多rules的本质就是例子，抽象的规则是依赖具体的例证而存在的，指向自身之外的具体例证就是规则 (rule)，这正是我这一章表达的论题之一，毕竟doctrine of signatures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规则。
但是与Daston不同，我更关注形式的形成，而不是形式的效果。为什么某些判例、模型，某些具体性可以被上升为普遍性，甚至被跨文化、跨地域挪用，而有些不行？什么样的案例被赋予了规则的力量，如何赋予？在这一章里，我要揭示的另一点就是例证背后的权力关系。在教育理论中，在神学中，征象学说永远被描绘为一个有知者启蒙无知者的工具：上帝将征象启示给无知的人，学者再将这个启示传递给孩子、普罗大众，引领人们通过有限的案例进一步观察发现无限的自然知识。如果说农业这一章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理解知识的流动和形成，我最新写作的这一章追溯的就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这种使signatures成为doctrine，成为规则的机制正是知识权威建立的机制。
交论文了？！
博士论文写到现在，数数今年写过的两章，去年写过的一章半，加上其他零零散散的草稿，我的博论现在已经快有五万词，然而我们的字数上限是八万，这才刚刚是憋在这里两年做的英国内容。现在看来，我原本的博士论文计划体量上完全可以写两个博士论文。我还打算继续用两年把原计划中的德国、瑞士材料写完，但是导师们觉得以我现有的东西已经可以准备明年完成全文第一稿了，其他东西可以博后再做。上周我们聊最近的一章，导师很智慧地说有一些问题现在不需要讨论，要留到和我的二百页论文一起讨论，我觉得她在暗示我可以直接闷头写然后把二百页拿出来。日前我还跟另一位导师日前讨论了半天博论的introduction怎么写，还跟我说他的第一本书是怎么怎么开头的，我说你这样写好俗套啊哈哈哈（其实不是，我心里一直特别佩服他那本书）。其实写到现在，我的导论里需要有什么已经基本清楚了，回答许多大问题的思路也基本出来了。导师还问我what’s your take on scientific revolution? 我的回答暂时保密，但是我的确有一个take，这就等博论写完再讲吧。
导师们都是从实用角度为我考虑，觉得早点写完好找工作，但是我到这个阶段却更想慢下来仔细把问题想清楚，尤其是拼死拼活写完这两章过后。英国这边最核心的一手材料我基本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前两年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和处理新材料上，我之所以能够从各个角度拓展方法论，靠的都是丰富的一手材料，一是自己的数据库，二是到处跑去查的档案，两年里用的一手材料加起来少说也有500G了。能看这么多材料真的是得益于Wellcome奖学金里包含的查档经费，我现在计划去看一个什么档案基本可以说走就走，不用担心开支（虽然报销很慢），因此我每次都建议正在申请博士的同学一定要在一开始的funding package里多申研究经费，而且要充分利用这笔钱拓展自己的研究，不要省着“以后”再用。现在我自己的urge一是回到征象学说产生的德语语境里，我还有许多和概念史、出版史（相对于阅读史我的另一个关注点）、实验史相关的问题想要做；二是去广读、细读二手文献，去回顾关于科学革命、宗教与科学这些大论题的经典讨论，去把论点建构充分回应他们。
博论进行到“可能有答案了”的这个阶段，我发现自己一想这些问题就会想很久，甚至忘记时间，一读到重要的东西也会读很久。思想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一直想下去，想到最后总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那就是我们活过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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