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那一声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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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喝
文 | 邹 坤
那声声的吆喝，仿佛来自天籁，竟使我常自梦里听闻。
从幼时起，散布于乡间的吆喝就声声不绝于耳，那吆喝或甜美、或粗犷，或悠长、或短促，或刚强、或柔和，有时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又“唱得红梅字字香”，竟不逊于通俗的、美声的以及民族的那些曲乐。
常听到的吆喝是收废品，多为拉架子车的小老头，和骑二八型加重自行车挂两个背篼的中年人。老头中气尚足，拉架子车在村里的土路上一步一挪，吆喝着：“收废品喽。”那个“喽”拖得老长，像要从村头带到村尾。中年人嘴里吆喝的是：“收酒瓶，收废品，收旧书旧报纸，收旧锅，收废铜烂铁。”这一长串绵而悠长的吆喝叫完，中年人已经骑车走出数十步远。他的吆喝抑扬顿挫，声音有急有缓，有放有收，颇似歌曲的唱腔，宫商角徵几乎占全了。但他像是只关心吆喝之悦人耳，并不操心能否收到废品样，直到身后传来村人的叫声“收废品的，转回来哟”，他才跳下自习行车，调转车头。
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拉着辆很旧的架子车，上面放置一个粗壮的大陶罐，他这样吆喝着：“自家的黄酒哦，谁买黄酒呐。”老人隔十天半月就要到村里走一遭，不过，人们多喜欢喝散装的包谷酒，还有那些年粮食酿的城固特曲，买黄酒的不多。老汉的白胡子像蓬野草胡乱生长，眼角还常有眼屎，看起来不怎么讲究，然买过他黄酒的人并不在乎，听到吆喝常买上一些，他们单喜欢他黄酒的醇厚。过了三两年，有几个月再没见老人卖黄酒。村里人偶尔闲谈时像记起了什么，说：“好久莫见卖黄酒老汉，可能死了吧？！”
卖叮叮糖的货郎不吆喝，他把扁担平放在肩上，并不用手去扶，走几里路也不见扁担掉将下来——这是最让常年在田里劳动的农民佩服的。村人有的互开玩笑，也试着在挑尿桶或担其他啥的时候，学着把扁担平放于肩上，但走不出五步远。货郎虽未吆喝，却用腾出的手敲击两块小铁片，发出叮当的响声，算是另一种独特的吆喝。乡下老百姓生活器具坏了多不会扔掉，要等着小贩来修补，就有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小伙，拖着长音喊叫：“钢筋锅换底吔。”他把“吔”字环绕着拖动，有点儿螺旋式上升的感觉。古人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想他怕是要将这“钢筋锅换底”的吆喝声在树稍绕上半日的。
最有意思的当数村南头卖豆芽的。卖豆芽的平常在集市上摆摊，并不到村里叫卖，只有豆芽没卖完，他才用自行车带着背篓在村里卖：“豆芽子一块钱一斤，豆芽子一块钱一斤。”他的吆喝一句是一句，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有时他也吆喝：“豆芽子五毛钱一斤。”母亲听到吆喝声，就说：“咦，今天的豆芽子没做好，集上不好卖，去，买二斤回来！”我就接过母亲给的一块钱，乐颠颠地跑出门。因是老主顾，卖豆芽的称好后，往往还要给我袋子里多抓上一把。后来，他的女儿在平房顶晒粮，踏空了脚，从房上摔下地，受伤较重，治疗花去许多钱。豆芽利润薄，卖豆芽的就改了行，那“豆芽子一块钱一斤”和“豆芽子五毛钱一斤”遂成绝响。
我也是练过吆喝的。一年暑假，为了挣第二学期学费，我缠着父亲买了大塑料桶，让母亲打了豆浆我骑三轮车出去卖。我下的决心很大，临出门了却扭扭捏捏不想动弹。母亲无奈，就骑车与我同去。走到镇上，我怎么也张不开嘴。
我对母亲说：“妈，我不敢叫，你给我帮下忙么。”
母亲直摇头，说：“这个事情我可莫办法，你自己选的事要自己做！”
我无法，只得硬着头皮吆喝：“卖豆浆，卖豆浆哦。”我的声音极其微弱，像蚊子嗡嗡，一旁不远的母亲都没听清楚。母亲叹了口气，说：“像这样子吆喝，我看你这一大桶豆浆咋卖出去？”
我涨红了脸，眼一闭、心一横，鼓足了丹田气，终于从腔子里发出响亮的吆喝：“卖豆浆——”声音之大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说也奇怪，第一声吆喝出了口，后面的吆喝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不过，我的豆浆只卖了三天就歇菜——豆浆有点儿稀，砸了牌子，不好卖。我把几天的收入盘了盘，基本挣到了买塑料桶的钱。我长松了口气，再无卖豆浆的愿望，亦再未给自己创造吆喝的机会。
生活日新月异，时光也像杨树的叶子黄了绿、绿了黄。小商小贩们似乎不觉间都被组织起来，圈进了那些叫做农贸市场和诸如“集散地”一类的地方。现如今，已很难听到吆喝声了。偶尔能听闻一两回，也是扩音器录下来的声音，尽管仍是乡音，感觉已经异化。从桥头走过，卖水果杂货的排成一溜，喇叭声此起彼伏，“香蕉两块一斤”、“苹果十块钱三斤”，这些沾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吆喝声让我耳中灌满喧嚣和嘈杂，那种土色土香的味道没了，没了。
邹坤，发表有散文作品等，著有散文集一部。现居陕西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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