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子女入学，居住证应是唯一条件 | 评教育部答记者问

降低入学门槛，增加学位供给

——切实保障超大、特大城市随迁子女

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2021年3月3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深入贯彻‘十四五’规划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布会”上，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一些地方随迁子女上学难、不能异地高考问题，仍然是困扰很多家庭的大事。“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教育部在这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妥善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

吕玉刚介绍，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总量也呈加快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1429.7万，比2015年增长了62.6万。2020年，85.8%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服务，这一比例和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是大体相当的。从去年情况来看，只有三个省份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教育部下一步将在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继续推动入学降门槛。从目前情况看，各地普遍建立了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入学政策，绝大多数省份随迁子女与当地户籍子女享有同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我们要重点推进特大城市和人口流入重点地区进一步完善入学政策，切实做到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能够应入尽入。

二是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要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合理布局城镇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资源。随着常住人口的增长，同步建设城镇的学校，保障入学需求。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学位政策，特别是将随迁子女占比比较高的民办学校优先纳入政府购买学位范围。

三是切实加强对随迁子女的教育关爱。要指导各地建立随迁子女关爱帮扶机制，在情感上、学习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这些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学校的学习生活，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详见：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深入贯彻“十四五”规划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布会[00:24:53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5183/index.htm

教育部：将重点推进特大城市完善进城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976480

随迁子女入学，居住证应是唯一条件 

——评教育部吕玉刚答记者问

我们一边分析随迁子女上学难的具体情况，一边再来看这些措施如何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一、随迁子女入学，居住证外不应有门槛

继续推动入学降门槛，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的概念，居住证应该是唯一条件，任何其它的要求都是不必要，也是不合理的。

2014年国务院正式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共服务”，其中第（一）条就是义务教育；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也讲到：“对于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只要拿到居住证，一定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

但实际上，各地普遍建立了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入学政策，具体可以分为“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入学制”两类，但是由于城市学位供给增长缓慢，难以满足需求，最终无论是哪种入学政策，都实际变成了调控“需求”的工具。

如果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市辖区都可以对“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进行定义，比如符合“四证”要求，又或者“积分排名前30%”，那么就算做到了“应入尽入”，也难以实现“推动入学降门槛”的目标。

在个别超大城市，流动儿童在父母居住的城市进入小学就读，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3年以来，由于随迁子女入学门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幼升小招生人数从2013年的12万，下降到2019年的5.15万，幼升小招生人数的占比也从2013年的34.61%下降到2019年的14.04%。

数据出处：2013年——2019年 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做到“重点推进特大城市和人口流入重点地区进一步完善入学政策，切实做到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能够应入尽入”呢？

二、城镇学位供给，北上广远未满足需求

再来看“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的情况，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14年—2019年间的变化，深圳增加了28万，广州增加了20万，北京增加了12万，上海增加了4万，与快速增加的需求相比，超大城市学位供给的增加远远不够。

数据出处：2014年——2019年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教育统计数据（** 注：上海小学5年制，其它城市小学6年制）

城镇学位供给要增加到什么程度才有机会满足需求呢？深圳市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2020年12月3日，深圳市副市长聂新平在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深圳市计划未来5年内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74万个，全市公办义务教育总规模接近翻一番，公办普高学位将实现翻番。

相较而言，北京市计划到2025年，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左右；广州市计划在2019年-2022年间，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约16.54万个；上海市方面，目前还没有发布学位供给的增加计划。跟深圳相比，广州、北京、上海在扩大学位供给方面的回应依然是非常不足的。

在地方已经有规划的情况下，教育部要如何推动上述城市行动，来保障随迁子女的入学需求？

三、加强教育关爱，需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再来看切实加强对随迁子女的教育关爱，相对于前面两条硬指标来说，这第三条则是软性的要求，对于学校系统来说，能够平等对待随迁子女和本地户籍儿童已经十分不易了，对于随迁子女“在情感上、学习上、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除了学校，社会力量，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广泛参与将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进入学校为随迁子女提供服务，还是在课外为流动儿童创造“安全、有意义的课外时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只是相对于数以千万计的需求来说，目前全国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只有百余家，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型的社区服务组织，有一定服务规模的品牌项目还非常少，比如上海联劝基金会和北京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在城长 | 宝藏小屋”、千禾社区基金会的“城市支教”、真爱梦想基金会的“社区梦想中心”、壹基金的“壹乐园”、龙祥社工的“安全号列车”、新公民计划的“微澜图书馆”等，因此非常需要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公益组织，能够进入流动儿童服务领域。

四、现有统计指标，未反映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迁困境

最后，我们来看吕司长提到的两组数字:

“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应该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达到1429.7万，比2015年增长了62.6万。”

考虑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从2015年的1.4亿增加2020年的1.56亿，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规模占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为9.14%，实际比2015年下降了0.62个百分点。

“2020年，85.8%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服务，这一比例和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是大体相当的。”

当我们在讨论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时候，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服务比例，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该指标未能将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城市由于入学、升学遇到困难而导致的留守、回流和再迁的流动人口子女纳入统计，即使在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人数没有增加，只需减少在民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规模（减少分母）就能提升该指标，因此该指标并不能真实反应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城市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情况。

一组更具有价值的指标是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包括随迁和留守的儿童）的“随迁率”（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简称“在一起”指数），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城市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简称“入公办”指数。

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父母的“在一起”指数为50.76%，比2015年的40.37%提高了10.39个百分点，历史上首次超过50%，但是依然还有近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只能在“老家”留守，前路依然漫漫，迫切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真正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不仅仅是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文 | 魏佳羽

编辑/排版 | 廖细雄 葵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