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川时期的民族学院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
编者按：红色的记忆，永远的丰碑。从今天起，本报开设“红色记忆”栏目，将陆续刊登一些发生在鄂尔多斯的红色经典故事。这一专栏以讲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这一阶段红色经典故事的方式，充分展示我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让我们重温红色经典，永远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共同为鄂尔多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以此，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和党的十九大召开。
城川，延安民族学院最终落脚点，党的民族工作试验区和探索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起点，是党在战争时期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
延安民族学院1941年9月在延安成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院校，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也是中国共产党研究民族理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重要基地。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开始筹备民族学院创立工作，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把中央党校民族班、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院校——延安民族学院。1941年9月18日，延安民族学院成立，高岗任西北局书记兼民族学院院长，高克林任民族学院副院长，乌兰夫任民族学院教育处处长。1943年，党中央集中进行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将延安的民族学院、鲁迅艺术文学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等合并，统称延安大学。1944年4月，民族学院从延安大学分出迁到定边，与三边师范、三边地委干部训练班、地方干部训练班合并组成“三边公学”，沿袭民族学院建制。
迁址城川
1945年3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抗战的全面胜利，特别是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培养蒙古族干部，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到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城川。1947年3月，随着全面内战的升级，城川周边形势的急转直下，民族学院转入迁徙办学的困难时期。期间历时近两年，历史上习惯把这一时期的民族学院称为“城川民族学院”。
经过两次大的师生调出后，民族学院仅留下工作人员30多人，学生90多人。1945年3月底，这支学生不足百人的队伍在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和学院副院长王铎的率领下，从定边迁到当时伊盟工委所在地、历史文化名城——城川。
城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较早开展民族工作的地区之一。1936年，中共中央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就在这一带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1941年11月，为遏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军解放城川。1942年9月成立中共城川工委，1943年伊盟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在城川建立组织的步伐。
1944年成立了中共城川工委。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保卫陕北和伊西等根据地，恢复中共伊盟工委，由赵通儒任书记，工委办公地就设在城川，原城川工委改名城川区委。民族学院迁到城川后，先住在城川寨子内的天主教堂房屋和教徒留下的破房子里，随后在学院领导和教员的带领下，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将破房屋修理一新，学院领导住在修理过的土房子中，而将最好的房子，即天主教堂房屋让年龄最小的学生居住。
民族学院来到城川的消息很快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广泛传播。鄂尔多斯的很多人都听说过延安民族学院是共产党、八路军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文武干部的大学校，在民族学院上学不缴学费，不带自己的口粮，公家还给学生被褥、衣裳、老师不打骂学生，各民族学生一律平等，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不受歧视，男女学生之间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友爱，每天共同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民族学院是个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民族学院迁址到城川的消息日传千里，很多蒙汉族青年都想去城川，在民族学院上学。
民族学院迁址城川后，首先建立起组织机构和领导机构，由赵通儒兼任学院主任，王铎任副主任，秘书长是薛向晨，宗群则兼任教育处长，总支书记由刘景平担任。1945年5月以后，王铎、刘景平调离民族学院，由宗群任副主任兼教育处长，闫清芳担任总支书记。随后，民族学院开始招收新生，学员大多来自离城川较近的鄂托克旗、乌审旗农村牧区，也有部分来自陕西定边、靖边两县。新旧学生总人数约200余人，总编为五个班。各班的情况是：“第一班、第二班都是从延安、定边随学院一同转来的旧同学，他们年岁比较大一些，文化程度也较高，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处于半工作状态。第三班是民族学院搬来城川后新招的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蒙族青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有一定社会经验，年纪小的都被编入第四班，被人们开玩笑地称之为‘小娃娃’班。”此后，又以东乌审旗起义士兵为主编成第五班。
学习与生活
1945年4月下旬，城川民族学院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当时教学条件极为艰苦，学生们基本上是一边学习，一边组织师生员工利用业余时间清扫、修缮破旧的房屋，以便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初期的学生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大土坑上睡觉。因为没有教室，甚至没有桌椅，上课、上自习多在宿舍，上课时教师站在宿舍地上讲，学生们坐在炕上，用叠好的被子当做课桌。看书和写字没有黑板，就把宿舍的一面墙用泥抹平，再用黑煤烟子加胶水一起刷上，当作黑板。由于缺油，学生基本上不上晚自习，为不误学生学习，由教师在漆黑的宿舍给学生讲述报纸上的新闻或讲革命故事。记笔记的纸张，是解放区生产的小白麻纸，质量低劣，但学生们仍很珍惜，先用铅笔写字，然后再用毛笔写字。为了省钱，在学生中推广一种用木板钉成一个小沙盘，用来练习写生字的方法。因可重复使用，经济实惠，在学生中广受欢迎。没有钟表，学生们就用一块一尺半左右见方的木板，用圆规划成个圆圈，把圆圈再分成12个格，标上数字，中间插上铁条，造成土钟表。天阴时只好点香，烧一炷香的时间，就是讲一节课的时间。
学院迁到城川以后，由赵通儒、王铎、宗群、刘景平、薛向晨负责，进行教学工作。教员兼职的多，专职的少，王铎和刘景平等人调出后，专职教师仅剩宗群、陈乐山、彭达、闫清芳、章孟男、李庆森、邓佑端、党士秀、乌兰、戈壁舟、布仁特古斯、巴图朝克、周厚雪、彭炳汉等人。学院实行班主任负责制，班主任既是教师，又是辅导员，言行一致，教学育人。
教学内容根据各班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一班的学生由于学习时间长，年龄比较大，基本上都已分配了工作。二班的学员主要来自党在绥远各地的机关和基层，又称“行政班”，因此这两个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政治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政策等，边学习边实践，为将来工作做准备。三班是从部队调来的基层干部和战士，称“军事班”，主要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军队和战争的理论，同时学习出操、列队、射击、投弹及使用武器的要领。四班学生主要是来自城川周边的蒙古族、汉族农牧民，年龄在10岁至16岁之间，学习内容以文化课为主，包括汉语文、蒙语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等。他们虽以学习文化课为主，但每天必须与其他班一样出早操，以锻炼健康的体魄。
民族学院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因需施教。学院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及形势变化和政治任务的要求，随时调整教学内容。民族学院专职教师虽不多，但都德才兼备、热爱学生，深受学生敬重。学院还经常邀请边区领导和地方首长到学校作报告，如杨静仁、贺晋年、赵通儒、高增培等均多次到学院演讲，介绍党内外、国内外形势、鼓励学生学习知识技能，树立其解放本民族和解放全中国的远大理想和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学院根据上级要求，经常举办军事训练班，聘请军人出身的赵英、吴子明等讲授军事理论。此外，聘请雨夜讲授美术，聘请戈壁舟讲授诗歌，聘请李庆森讲授音乐等。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是城川民院教学的又一特色。师生基本上是边学习、边参加生产劳动。除自己动手修缮旧屋当作教室外，学校还组织教职工开荒种地，到沙漠里砍柴，到野草滩捡拾牛粪，解决烧柴和取暖问题。为了改善伙食，学校隔一段时间便组织师生员工到野外去围捕野兔，到寨子周围去挖苦菜、拨沙葱，到苏坝海子里捞小鱼。
教职员工及学员们的辛勤劳动，带来了教学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到了1945年7月份，我们的生活起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我们有教室、桌凳了，可以在教室上课了。蔬菜大丰收，除了满足食堂供应外，还许学生随便摘着吃。饲养的猪也多起来，一月可以吃到两三次肉了”。当时的教员学生都这样说。通过劳动，学员们既改造了思想、树立了劳动观念，又学会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在改善办学条件、节约费用开支的同时，增强了学员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当时的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民院师生自己动手修建了篮球场，购置了相关设备，经常组织班与班之间、民族学院与办事处间的友谊赛。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文娱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每逢节假日，学院都组织大家扭大秧歌，自编自演一些小文娱节目。
蒙古文教员巴图朝克创作了《永远跟着八路军》的蒙古语歌曲，云照光等人排演的小歌剧《兄妹开荒》 《牛永贵挂彩》 《张良卖布》 《傻瓜》《小姑贤》等节目，深受群众欢迎。
民院的师生多才多艺。李庆森的小提琴演奏、巴图朝克的四弦胡表演、巴音道尔吉的牧笛独奏、巴音其劳的圣灯筷子舞都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赞扬。学院利用星期天时间，给来城川天主教堂做礼拜的农牧民组织专场演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讲解抗日形势，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使城川周边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
民主管理，是民族学院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学院各班都从学员中民主选举学习班长、生活班长和伙食委员，参与院方布置的有关工作并管理本班的学习、生活、伙食等事务。
本期编辑：李丹妮 校对：何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