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长篇小说《春山谣》： 一段青春 三种视角

张柠长篇小说《春山谣》：

一段青春 三种视角

文丨曾念长

张柠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春山谣》，在题材上涉及知青扎根农村这段特殊历史。如果用线性时间来还原故事，开头是这样的：春山小学的孩子们在春山公社的组织下，排成长队，跳着秧歌舞，敲锣打鼓迎接上海知青的到来。在小学生王力亮眼中，上海知青一言一行都特别新鲜，叫人心生好奇。这让我想到短篇小说《流动马戏团》，系出同一作者，写一个乡村少年听说马戏团要来罗镇演出，内心暗潮涌动，充满了期待和不安。当马戏团进村时，乡村少年做出一个决定，他要离家出走，去往一个遥远的地方。

把这两个作品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种相似的经验描述。面对外来事物，乡村少年睁大好奇的眼睛，内心开始骚动，甚至萌生新的行动力。在传统乡村社会，孩子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对外来事物特别好奇，是一种常见的生活真实。作家通过小说叙事，把这种生活真实呈现出来了，因此具有一种可靠的客观性品质。不过，这里我想说的，不是小说叙事的客观性，而是它的主观性。

在这两个作品中，作者都启用了儿童视角。儿童不像大人，看待世界时可以借助各种客观性尺度，又是结构，又是整体，又是模式，又是趋势。儿童打量这个世界，实际上只有一个尺度，就是心灵感受。感受到的事物，已经脱离了最初的客观性模样，一部分被放大，一部分被忽略，也有一部分是被无端想象出来的。世界因此变成了一种主观性存在。这种看待世界的尺度，却是最符合诗的原则。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儿童视角是一种纯诗视角。我对《流动马戏团》这个小说印象深刻，很大原因是儿童视角贯穿得相当完美。马戏团的到来，与小镇里的许多人、事、物，并不存在事实逻辑关系，却通过小孩的诗性逻辑联结成一个整体。

在《春山谣》这个作品中，儿童视角再次被启用，若隐若现贯穿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小说中主要写到了两个小孩子，一个是王力亮，一个是马欢笑。两个小孩对上海知青充满了好奇，最后将目光落在顾秋林身上。在大人眼中，顾秋林因家庭出身问题，需要在政治上进行冷处理，因此是一个边缘人物。但在小孩子眼中，顾秋林是个焦点。他有一头飘逸长发，会拉手风琴，特有文艺范儿。顾秋林单纯有趣，又带有一点难以把握的神秘感，因此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中心人物。

作者借小孩子的眼光，把顾秋林带了出来，并在小说中对这个人物做了特殊安排。同其他上海知青一样，顾秋林在春山岭林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是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客观性对主观性的征服。但是顾秋林慢慢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而迷恋上了写诗，开启了主观世界的孤独之旅。他在劳动之余写下了《春山谣》系列诗篇。从故事的角度看，顾秋林所占戏份不多，显得有些平淡。一直到故事接近尾声时，戏剧性冲突放大了，顾秋林还是置身事外。仔细品味，我们却发现，顾秋林是一个藏得很深的中心人物。其他知青在故事层面提供了行动力，惟独顾秋林，在文学层面提供了感受力。正是顾秋林这个人物的存在，知青扎根农村的故事被赋予了主观的深度，由此生成了一部具有纯诗品格的小说。

作者将顾秋林设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与孩子们的眼光恰好重合。但是儿童视角在这部小说里相当隐蔽。张柠创作《春山谣》，没有像创作《流动马戏团》一样，将儿童视角设为显性视角。《春山谣》要处理的，是发生在大历史背景下的知青故事，涉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具有客观性。儿童当然也可以参与集体记忆的构建，不过儿童属于不可靠叙述者，儿童视角因其局部性和主观性，极少被作家用来驾驭大历史题材写作。因此作者选择了回忆者视角作为这部小说的显性视角，让活着的老知青来讲述他们的青春故事。这个视角确认下来了，小说的宏观结构也就随之成型：在楔子部分，上海老知青陆伊回访春山岭，与王力亮、马欢笑等人相聚。在尾声部分，陆伊含泪告诉王力亮，拉手风琴的长发哥哥顾秋林因病离开人世了。中间部分则是他们对知青生活的漫长回忆，也是这部小说的主体。

从内在逻辑来看，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应该是陆伊。时过境迁之后，陆伊以亲历者身份回忆往事，便有了时间纵深感，像一条河流蜿蜒而来。这是一种史诗视角，具有全貌性和客观性。不过这种视角依然带有虚构属性，因为回忆者陆伊也是虚构出来的小说人物。

我们不难在细微处体会到，作者对陆伊这个人物是比较偏爱的。她是知青往事的可靠回忆者，同时也是顾秋林的恋人。不过作者没有将陆伊设为故事主角。在故事层面，这个小说没有中心人物。作者给予每个人物的观照，几乎是平均用力的。于是我们发现，只有文学的中心人物，没有故事的中心人物，成了这个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多数情况下，长篇小说里的中心人物既是故事意义上的行动者，也是文学意义上的思想者。张柠有意将二者分离开来，或许隐含了他对艺术真实的某种理解。那种集行动和思想于一身的小说人物，比如传统史诗和现代革命史诗里的英雄，是否也遮蔽了普通人的日常真实？在革命大历史背景下，众生不可避免卷入时代洪流之中，《春山遥》却以一种平静笔调呈现出每一个人的细碎生活和成长体验。时代潮流波澜壮阔，一代人的青春却被吞没在命运的静水深流里。这是小说的惊人之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知青们响应和拥抱时代潮流，却无从知晓时代潮流将把自己带往哪里去。

这个悖论提醒我们，知青们对大时代的认知也是有限的。陆伊的回忆，充其量只是提供了置身其中的知青故事，却未必能准确讲述大历史逻辑。这种逻辑终究还是要用小说语言来讲述，与群体故事和个体心灵相衔接，转化成流动的生活场景。只是纯粹的文学眼光已显得局限了，文学之外的眼光成了一种必要的补充。这时候作者就启用了人类学视角。知青的政治生活充满了仪式感，与传统乡村习俗的各种仪式相映成趣。这种富有仪式感的生活，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和讲述，就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春山谣》对各种仪式化场景的描述，比如插秧、耕田、赶墟、闹洞房、安葬、贴标语、文艺汇演等等，都是带有人类学意味的。此外，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多少也受益于人类学的眼界。以往我们读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多是留下一种印象，只有政治生活没有经济生活，只有思想生活没有物质生活。《春山谣》大大拓展了革命年代的生活边界，将经济生活描述得极其细致，又将物质生活描述得极其丰盛。这固然需要文学的细节呈现能力，却也少不了人类学在知识考古上的热情与功夫。张柠主攻文学，兼攻社会学人类学等旁科。读过其人类学专著《土地的黄昏》，如今再读小说《春山谣》，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了。

《春山谣》借回忆者视角讲述了一段青春故事，借儿童视角引出了一段青春歌谣，又借人类学视角将一段青春岁月还原成广阔的生活场景。三种视角相互交织，构建了一部完整的青春主题小说。至此，我们不妨回到故事起点——春山小学的孩子们扭着秧歌舞，迎接上海知青以部队的整齐阵容出现在村路口。这个秧歌舞迎知青的场景，既是儿童视角与知青视角的最初交集，也是人类学视角的第一次试探发微，将一派热烈的民间狂欢引向历史深处的革命记忆。

创作谈

青春都一样，命运各不同

文丨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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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柠

这是我的长篇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一个青春故事。《三城记》是子辈的青春故事，《春山谣》是父辈的青春故事。父子两代人，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遭遇的问题截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截然不同。他们的梦想天差地别，一代人渴望着倦鸟归林，另一代人试图上天入地。两相比较，饶有趣味。其中隐含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印记，隐含着命运在不同代际的身体和心灵上镌刻的印痕。在此仿用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句式：青春都一样，命运各不同。

小说写了一群十五六岁的城市青年，离开父母和家乡，来到长江中游一个叫春山岭的地方，跟那里的农民、回乡青年、村镇上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一起生活。从熟悉的城市迁到陌生的村野，从吃饱喝足的日子到缺衣少食的日子，这对他们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是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用汗水、眼泪以及身体中的每一点能量，与大自然的能量发生交换。他们吃的每一粒谷子和每一棵菜蔬，都是这种能量交换的结果。他们离开石头街道来到泥土和草地上，亲见谷子发芽，秧苗长成，稻花飘香，谷粒灌浆，稻子金黄。他们感受到了这种能量循环过程中蕴含的道理，不是书本上的道理，是镌写在大地和泥土上的生命的道理。他们也尝到了劳累和辛苦、孤独和悲苦的滋味，看到爱恨情仇的生长消息，遇见了人的纯洁和愚昧，感受到了命运的侥幸和无奈。经过自然的或者诗的教导，也经过残酷的人心的历练，从五谷不分的懵懂少年，成长为自食其力的青年。

我想强调的是，《春山谣》写的不只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还有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当地农民和回乡青年，还有机关公职人员、医生、教师等村镇小知识分子。农民和乡镇工作人员的故事篇幅不小，也激起了一波波叙事高潮。当地农民、回乡知青、公职人员，并不是顾秋林、陆伊、程南英等知识青年的陪衬和道具。他们携带的习俗、文化、生活、劳作经验，同样是我着墨很多的地方。通过他们，我试图复活20世纪70年代的某些历史场景和生活景观。所以，《春山谣》既可以说是青年的成长故事，也可以说是乡镇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故事，更是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里的农民遭遇陌生人和接受陌生文化的故事。三条故事线索扭结在一起，构成一幅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横断面的画卷。

作为那段渐渐被淡忘的历史的旁观者，我把亲眼目睹过的生活场景和经验，转换成小说中的故事场景和艺术细节。回忆中的碎片图案，通过记忆组合起来，转换成小说中跳跃着的艺术情节。回忆和虚构互相催化，让春山岭的草儿长了出来，鸟儿飞了起来。一边是抽茧剥丝，一边是穿梭编织，逝去的青春在故事中得以复活。艺术劳动的整个过程，携带着欣喜和愉悦，也伴随着感伤和悲痛。除了感恩，别无言语。顺便预告，正在写作的《江东梦》，讲述的是顾明笛的祖辈的青春故事。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1年5月17日3版

微信编辑：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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