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无法忽视的文学力量：小说在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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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专栏：
明末清初的医学小说
与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西医东渐”之际，小说出乎意料地肩负起建构中国现代医学文化的责任。具有西方现代医学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通过小说创作，除了普及现代医学常识外，面对中国医界，还传递出不满与希冀的复杂情绪，在客观上建构了一套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医学话语。如果将文学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多维格局中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医学小说并非孤立的时代写照，而是主动并深刻地介入了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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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 健 鑫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清末民初之际，在“西医东渐”的背景下，分布在商业报纸、医药专刊和文学期刊上的医学小说成为独特的文学类型。区别于作为象征的医学书写，这类小说摒弃了医学的隐喻传统，转而回归纯粹的医学题材，其创作意图在于鼓吹科学与变革，进而配合现代医学在中国的确立，具有浓烈的工具论意味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文学和医学的互动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医学小说分别通过揭批医界时弊、联合媒介权力普及细菌学常识和描绘美好的乌托邦世界等途径，实现了情感动员、知识生产和共识的凝聚，从而建构了一套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医学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清末民初；报刊；医学小说；中国医学；现代化转型
论及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医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弃医从文的鲁迅和他的肺病，也可能是郁达夫在《沉沦》里描绘的那个伤感、颓废、羸弱的忧郁青年和他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还可能是晚清维新志士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而发出的“国病”呐喊。事实上，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讨论单个作家的医学背景或疾痛体验对其创作的影响。其次是疾病诗学研究，主要围绕疾病叙事的主题、形象、文体、隐喻、伦理等方面展开，从文学内部勾勒出疾病叙事的美学特征。最后是现代性框架内的疾病叙事研究，这类研究将疾病叙事视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某种矛盾或问题在文学中的体现，从历史、社会、文化等外部多维视角对疾病叙事进行阐释。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医学的角度切入文本，聚焦医学对于文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关键作家、作品和重大事件进行分析。然而，单向度的研究路径却未能勾连起文学与医学的双向互动，遮蔽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对中国医学现代化转型起到的重要作用。
从《黄帝内经》中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论述，到《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痨病，再到鲁迅笔下的“狂人”，医学书写作为象征，始终是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的鲜明脉络。然而，似乎是不满于医学表述“被挪用”的现实，清末民初的知识精英在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归医学本身”的运动，由此诞生了许多以医学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普遍倡导科学与变革，在当时无疑是具有某种先锋和现代意味的。不过，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一文学事件只是一次单纯的集体情绪的爆发吗？这场反抗的背后是否还藏有某种动机？这种看得见的“回归”是否还带有某种“不见”的权力身影？沿着这些蛛丝马迹对清末民初的医学小说进行梳理能够发现，一条文学作用于医学的隐秘路径正在浮出历史地表。
一、中国现代医学小说的初兴
清末民初，在“西医东渐”的背景下，具有现代色彩的医学小说开始在报刊上出现。长期以来，学界对这类小说缺乏足够的关注。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医学小说主要依托商业报纸、医药专刊和文学期刊三种媒介出版发行，各具特色。
第一，《时报》首倡之功。据笔者考证，医学小说作为独立的小说类型最早见诸报刊是在1909年11月11日的《时报》第2版上。小说题目为《破伤风》，作者是禅。《破伤风》为短篇小说，全文不过700余字，作者以第三人称讲述了谭生之子阿聪被小刀划伤左手，出现身体有灼烧感、四肢强直等症状，后被中医诊断为惊风，但救治手段、药方均无效，最终阿聪身亡。小说利用浅白文言平铺叙事，多以病症作为人物描写，重在阐述医理、普及现代医学卫生观念。在此之前，与医学小说类似，用以说明此类文学范畴的概念，例如卫生小说、医事小说等尚未出现。可以说，医学小说的首倡之功当归《时报》，这也标志着医学小说从自发走向自觉。
医学小说在商业日报上的勃兴与《时报》这一载体密不可分。在近代，《时报》首开商业日报刊载小说之先河，其发刊例中就说明：“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1］（注：句读为笔者加）《新闻报》《申报》增设小说则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均在《时报》之后。可以说，《时报》是清末刊载小说最为重要的商业日报：“《时报》的示范，是日报小说步入繁盛的关键点。”［2］
除《时报》及其副刊《医学周刊》曾发表医学小说之外，同一时期的其他商业日报及副刊鲜见医学小说。这可能与医学小说的情节设置缺乏跌宕起伏，内容过于专业、狭窄等原因导致读者接受程度不高有关，而商业日报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销售发行。所以，医学小说并未在商业日报上呈现出繁荣应是市场的自发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忽视《时报》及其副刊《医学周刊》对于建构医学小说这一文学范畴的创造性贡献。
第二，医药专刊成为主要载体。与商业日报较少刊发医学小说的情况相反，医学专刊发表医学小说并不罕见。这些作品标注各异，如医事小说、短篇小说、诙谐小说、短篇实事、社会小说等等，但都以医学为主题。这也说明，尽管医学小说这一概念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但表述仍未统一。
不过在这些早期的医药专刊上都未刊载小说。目前可见的最早发表于医药专刊的医学小说是1908年刊登在《绍兴医药学报》创刊号上的《医生本草》，但遗憾的是，该文此后并未连载完整。在停顿了13期后，在第15期中，编者对于小说刊载的中断给出了解释：“初版出有医生本草，以作者远游故戛然中断，至今阙如，引为憾事。”［3］可见，早期医药专刊的小说稿源并不稳定。
继《绍兴医药学报》之后，由汪惕予于1908年创办的《医学世界》成为清末民初刊发医学小说的最主要阵地。《医学世界》是由上海自新医院发行的西医专刊，该刊从第12期开始，设置“小说”专栏，但并非固定。该刊所录小说，在篇幅上，皆为短篇；风格上，叙事和说理兼备，偶有抒情；内容上，以针砭时弊、宣扬现代西医以及提倡医学革新为主。值得一提的还有创刊于1914年的《广济医刊》。①
①直至1935年停刊，《广济医刊》共发表了57部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远超同时期其他医药专刊。《广济医刊》虽在刊载医学小说方面发力较晚，但在医学文学史上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第三，文学期刊及职业译家对医学小说进行深化。相较于商业日报和医药专刊，见诸文学期刊上的医学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以中长篇译作为主。医学小说刊载于文学期刊之滥觞可追溯至《月月小说》于1907第1卷第7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医意》，作者为武。该文用推理、戏谑的方式描写了一位医学童子巧解难产的故事，属游戏小说，并无深意。真正将医学小说推向纵深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包天笑，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外国医学小说的译介。1910至1919年，包天笑相继在《小说时报》和《小说大观》上发表了3部重要的医学小说译作，分别是标注为“长篇名译”的《六号室》和《结核菌物语》，以及标注为“医学小说”的短篇小说译集《红灯谈屑》。《六号室》发表于《小说时报》1910年第4期，是包天笑对俄国作家契诃夫《第六病室》的早期中译作品。据考证，译自濑沼夏叶的日译本《六号室》，［4］译作较为忠实、准确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图。如果说《六号室》在某种程度上还属于社会小说，那么《结核菌物语》，则是聚焦于医疗卫生的典型医学小说。该作在《小说时报》1911年第14期和1912年第16期进行连载，从结核菌的视角出发，通过叙述与算学先生之间发生的故事，详细描写了结核菌的传播原理、害处等，同时表达了译者对现实的关注。该文为包天笑译述，原作者是广泽汀波。在以意译为普遍风尚的晚清文坛，译与作的界限十分模糊，这种现象并非罕见，例如鲁迅的《斯巴达之魂》的译/作之争至今仍为悬案，有学者以“且译且作”作为回应，［5］或多或少还原了五四运动以前译/作不分的实际情况。在《结核菌物语》中，包天笑的创造性翻译是将外国医学小说嫁接到中国本土的重要尝试。
《红灯谈屑》在《小说大观》1917年第11期至1919年第14期进行连载，是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医学短篇小说集Round the Red Lamp的最早中译本。译作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内容忠实于原著。里面的15个短篇小说围绕医生、医学生、病人的生活展开，涉及医疗的黑暗面，但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医学人文色彩。［6］例如《不入时之医士》中提及：“有沉暝不可救药者……一若医生在此即可减轻病者痛苦……彼死者亦以文脱医生在此，尚不能为力，可知天命，则亦安然瞑目以逝。”［7］强调了医生对病人心理的安抚作用。《红灯谈屑》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早期传播现代医学伦理的重要文献。
通过职业译家的努力，外国医学小说开始出现在国内文学期刊上，与之而来的新名词、新观念、新伦理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参与着中国早期现代医学话语的建构。
二、“革命”的情感动员：揭批医界时弊
20世纪20年代，受到北伐和随之而来的革命热情的持续影响，中、西医阵营几乎同时提出“医界革命”的口号。两个看似“水火难容”的医学团体虽然各自的“革命”手段有所不同，但在“革命”的目标——推动中国医学现代化转型方面，却达成了某种隐秘的共识。面对医界乱相，“革命”前的双方也在文学场域表现出惊人的“同仇敌忾”，甚至形成一种“合谋”。为什么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针砭时弊的医学小说？这些小说的作用又是什么？要理解这一文学现象，就必须回归革命的逻辑。
“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变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勒庞进一步阐释道：“无论一场革命的起源是什么，除非它已经深入大众的灵魂，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丰富的成果。”［8］情感“串联起文字、图像、书籍与读者的肉身”。［9］如果把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看成是一场由中、西医共同发起的“革命”，那么这场“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情感动员是否有效。所以，这一时期“庸医”形象的大量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情感动员的第一步，即对革命对象的符号化。这些人物的普遍特点是昏庸无能、滥竽充数。《燃犀》里的包宋忠起初只是一家杂货铺的学徒，整日好吃懒做，偶然间觅得汤头歌诀一本，还未及背熟药方，便毛遂自荐，前往好友钱阿贵家，为其老母及妻女看病。到了钱阿贵家，包宋忠“仿佛新嫁娘初婚之夕新郎强他入帏一般；又如新征的兵士奉了主帅命令，头次临阵似的，他的心头突突地（注：原文此处为“的”）跳个不休”，［10］只能装模作样地切脉诊病。写方时，包宋忠趁四下无人，拿出前晚抄写的方子，将两剂合为一方。与草菅人命的包宋忠相仿，《医家伯道》中的某医，原本是城外某药店的学徒，偶然间得到几个方药之后，便辞职回家，依靠诈术骗钱，伎俩有二：其一，凡是轻病一律描述为重病；其二，胡乱编造某人的病如何危急，又是如何吃了他的药治好的。从此名噪一时。［11］
1881年《申报》刊载的《中西医术不同说》就一针见血地揭示这种现象：“中国之悬牌行道者或且恬然不以为怪，披阅本草一二卷，略识药性四五十，即诩诩然自夸于人曰‘我知医，我知医’，而实则症不辨虚实表里，脉不知迟数浮沉。”［12］（注：句读为笔者加）不过，这样的“庸医”形象似乎还不足以引发人们的愤怒。“只有当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相伴的谣言能够引起大众的一致反感时，才会围绕这一符号产生某个共同看法或规范，并引发一场针对那个符号的反感或仇恨以及相应的聚众行动。”［13］换言之，从道德人格上揭露“庸医吃人”的本质，并以此构建叙事模式就成为继革命对象符号化之后，情感动员最重要的环节。
于是，我们看到了《名医》中暗弄神通，为敛财故意让病人病情加重以增加治疗次数的“名医”。［14］类似的还有《杀人医生》中提到的某害人无数的医生，“疾缓也，投以急药；疾急也，投以缓药。利人之病危，以多取诊金。贫而无力者，久病丧命”。［15］原本高尚的治病救人被心怀鬼胎的医生扭曲、异化成获取财富的手段。更有甚者，有的医生还充当起了杀人的帮凶。在《魂语》里，一女魂讲述起自己悲惨的一生：女子本是大家闺秀，与同乡陆生本是情投意合的一对。然而，一富人见色起意，欲强娶该女子被拒后，施以奸计买通医生，害死女子。最后女魂感慨道：“盖医至于今日，已非高尚学术，直为若辈营业之一种生涯也。彼医之受贿，以药杀侬，又胡足惊奇？”［16］很显然，这种叙事模式不仅从道德上对之前塑造的“庸医”符号进一步否定，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病家饱受摧残的描绘，成功唤起人们心中的怜悯和愤怒，进而营造出一个充满仇恨的情感空间。
与革命中的“诉苦大会”相似，对“吃人”医生的控诉很容易让参与其中的人联想到自身的疾痛体验，从而在情感上站在受难者的一方。感同身受的苦难与生命健康被剥夺感此时就会激发出个体的复仇情绪，暴力的冲动在这个由文本构成的情感空间里持续碰撞，最终汇聚成“革命”初始的澎湃能量。
“革命”的逻辑深刻揭示出医学小说如何通过一整套规范的情感动员手段，获得了推动中国医学现代转型的初始动力。同时，这场情感动员还颠覆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完全信任，并由此制造出信仰的空缺。当一部分信仰倒下，就需要另外一部分信仰来代替。接下来，医学小说将如何弥补这个空白？
三、细菌学：文学与媒介权力的联合
1890年，郑观应在其《中外卫生要旨》中说道：“西学之用食物，不敢自恃聪明，虚心查核。于百十年前，名医迭出始，渐明化学之法。用显微镜以察各食物原质若何，兼函油、糖浆、水、蛋白各类若何。深知有益无益，益多益少……凡各物之功用，无一不从化学推核而出，非恃一时之察识便可得其微妙也。”［17］（注：句读为笔者添加）在这里，郑观应清晰地表达出他对以可观察、精确为特征的实证科学的偏爱。事实上，除了郑观应以外，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对于具有极高知识正当性的现代科学（西医）的热情接受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他们从后者获取了建构中国现代医学的重要知识资源。接下来，不妨从细菌学的角度来考察医学小说如何让现代科学从少数精英的“游戏”，变成普通民众认知和信仰空白的“填充剂”。
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是细菌学流行的时代，“现代卫生之工作，最重要者即为预防传染病之发生，无疑地，20世纪初传染病理论核心，即为细菌学的知识系统”。［18］与之相应，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围绕细菌学展开的科普性通俗小说。这里不得不再一次提到广泽汀波的《结核菌物语》，以及它对于推动细菌学在中国的普及所起到的典范性意义。《结核菌物语》由东京博文馆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出版，次年，包天笑就将其翻译成中文，开始刊登在《小说时报》上。包译本保留了原作的标题，在内容方面，也未对章节进行删增。无独有偶，晚清名士丁福保也根据广泽汀波的《结核菌物语》，“自著”了《痨虫战争记》。其后于1916年在《广济医报》第2卷第4期刊载的《梅毒菌自语》，以及1919年5月28日刊载于《医学周刊》的《赤痢菌之自述语》等一系列小说，几乎都受到了广泽汀波《结核菌物语》及其中译本的启发，可谓形成了风靡一时的小说模式。
这类小说在当时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普通民众对于细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的认知门槛，将严肃的科学概念转换为生动的自述。“余之身体，甚为么小，非用数百倍廓大力之显微镜，绝不能赏识余之容貌。余之体态，为螺旋形。头上及足下，各生一毛，行时微微颤动。”［19］在这里，除了对细菌的形象描写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自传式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运用。陈平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缺的是由‘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而这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魅力所在。”进而言之，这种“魅力”即为“真情实感”，如寅半生所言：“事事从身历处写来，语语从心坎中抉出。”［20］换句话说，第一人称叙事让细菌这一生物的存在更加真实可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由于“不可见”引发的猜疑。
至于细菌与疾病的关系，小说则通过建立军事隐喻阐释微生物致病原理，将病菌与敌人、传染与入侵、扩散与扩大地盘等事物建立起直接关联，并由此带来致病观的深刻变革。在《结核菌物语》中，作者就站在结核菌的视角，称自己为“进攻的兵人”，而“人类的体质，譬如高城深壁；人类所进的滋养物，可不就是硝弹火药吗？”［21］又如《病菌大会议》描写伤寒杆菌在人体肠道中潜伏时，同样以第一人称写道：“再说我们到了人类身体之中，就在肠子里扎起大本营来，休养兵力，然后再到各处去攻击。”［22］很明显，在军事隐喻下，作者利用病菌与人类这对矛盾事物，生动还原了生病的过程——人体被病菌入侵，同时还成功地将对疾病的理解转化成两者相互博弈的结果，进而阐释了一种全新的致病观——疾病由微生物导致。
然而，知识的建构单凭文学本身是无法实现的。作为一种权力，传播媒介能够塑造公共认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可以建构现实。［23］媒介权力对人的社会行为的隐性操控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温和的暴力”，［24］它通过控制信息载体，来传播特定的知识体系。在印刷时代，谁掌握了出版机器，谁就掌握了媒介权力。因此，除了小说家外，现代医学知识的“变现”还需要职业编辑和出版商的共同参与。包天笑在《医学周刊》创刊号里的倡议就充分体现出医学小说的出版发行对于建构现代医学知识的重要作用，“医学小说最足以启发社会医学之常识……海内医学家有以医学小说投我者乎？是所欢迎也”。［25］可见，如果没有包天笑等职业编辑、出版商的支持，《结核菌物语》《梅毒菌自语》《赤痢菌之自述语》等医学小说将很难进入读者视野，而小说所承载的细菌学知识也无法真正深入民众。
不难看出，清末民初围绕细菌学知识出现的大量的医学小说，本质上是文学与媒介权力的一次联合。这场联合成功地将当时西方现代科学前沿——细菌学知识转换为普通民众的常识，进而为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与之相伴，一个基于知识认同所形成的现代医学主体正在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现代医学的建构就是不断巩固和扩大这个群体的过程。接下来，医学小说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26］
四、“美丽新世界”：身体改造与乌托邦
在谈论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柄谷行人以美国为例，提到其社会契约是由国歌来表征的。“可是，只有这一点是无法建立起共通的感情之基础的，而作为多民族国家又不可能诉诸‘血缘’，故只好诉诸‘大地’。就是说，这是通过赞美‘崇高’风景之准国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来表征的。”［27］不难看出，柄谷行人认为，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可以在情感方面凝聚对某种事物的认同。这一观点在考察中国现代医学的建构时同样适用。在以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西医）的快速发展下，这种想象最直观地体现在医学科幻小说上。
清末民初出现的医学科幻小说主要聚焦于“身体改造”叙事。这类小说打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神圣观念，将身体视为可以自由拆卸、替换的机器，正所谓“人身一机器耳，机器之用煤与人之吃米无异”。［28］3在这个意义上，《介绍良医》可以说是关于身体改造的典型文本。小说中的医学博士认为“我”的病“非药石可以奏功，必须将脏腑一件一件取出，换上一具完好的，才能回复天然的精神”。［29］很明显，“脏腑替换”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器官移植”的雏形。在作者看来，人的脏器犹如零件，是构成身体这一机器的单元。当机器出现故障的时候，只要将损坏的零件修好或者替换就可以使机器恢复正常。而小说的结局则体现出作者对“脏腑替换”这一现代身体技术的乐观态度。通过医学博士的手术，成功地用牲畜的健康脏腑替换掉了“我”生病的脏腑。最终，即使“我”变得“人面兽心”，却也治好了顽疾。小说传递的“机械主义”身体观简化了人们对于疾病治疗的理解，原本复杂的阴阳、五行、经络、气，此时只需要用“零件替换”来解释，既然“零件”都是能够替换的，那么疾病也都是可以治好的。至此，文本营造的乐观情绪就得到了解释，而这也正是医学小说想要实现的目的。
乐观的情绪很快转化成了一种改造宇宙的雄心壮志，这体现为更深入和富有激情的乌托邦想象。《梦游医学世界》中，在“炼人公校”，“以钢条接人骨，虎皮易人皮，如植物之接种法”，目的是“人人炼得入水不濡，入火不焚，筋骨与钢铁相似也”。［28］2与此同时，人的寿命也渐次加长，以至于一百九十岁只能是“下寿”。此外，小说中对于“吸气法”的描述尤为值得注意。作者认为饮食“日日劳胃”，且如果不吃米，人会因为感到饥饿而不能做事，所以米是“最足损坏人体者”。为了克服这一弊端，科学家发明了“吸气法”，只要空吸数口，便可饱腹。在这里，以摆脱自然规律和人类正常生理需求为特点的想象叙事充分体现出科学进步导致人类征服宇宙的信心不断膨胀。同时，这种浪漫想象也潜藏着利用现代医学改造客观世界，“为天地立法”的巨大心理势能。在布洛赫看来，这种心理势能就是乌托邦的重要功能指向，“是一种‘向着未来和光明不断前进’的梦想，其本身就蕴含有某种可以被人们期待的‘尚未存在’的东西”。［30］
医学小说所描绘的人体改造图景不是为了“异想天开，引人入胜”，而是“尤有至理，非徒寓言已也”，［28］4其本质是建构了一种“浓缩形式的、代表不同时代需要、尚未实现、尚未完成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乌托邦思想产生于现行秩序之中，反过来又冲破现行秩序的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31］换言之，文本构造的医学世界，虽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它所展现的美好图景却实实在在地营造出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对未来的共同期盼。这种期盼并不是一种虚无的幻想，“不是在空洞的可能性中徘徊、迷路，而是在心理上预先获取某种现实的可能性”。［32］无疑，由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强化了这类远景想象的真实性，进而使人们对现代医学造福人类的期盼更加强烈。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形成了文本的裂隙。一面是美好的乌托邦世界和对它的热烈期盼，一面则是“旧法之失传”与“新学之不振”［33］的冰冷现实。巨大的反差让时人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改良中国医学上，“医学不改良，每岁吾民之死于非命者，何可胜数哉？”［34］于是，“医学改良”便借此成为了一种由乌托邦脱胎而来的意识形态。
总体而言，以人体改造想象为特征的医学小说通过塑造一个疾病治疗易如反掌、人类寿命不断增长、身体摆脱自然束缚的乌托邦世界，引发了人们对于“可视化”的美好风景的信心和期盼。而通往“美丽新世界”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改良中国医学，使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可以说，正是医学小说创造出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凝聚起了民众对于发展和建构中国现代医学的广泛共识和当下认同。
五、尾声：文学与医学的辩证法
文学对医学的作用并非是一种“后见之明”的想象，在清末民初中国医学艰难徘徊之际，梁启超关于小说新民的理想依然在医学界激荡。沈仲圭曾在《医学小说之重要》一文中提道：“今之谈国事者，莫不曰欲救中国首兴教育……举办平民教育固属要图，倘无医学小说辅佐其间，恐未能达富强之目的也……小说有引人入胜之妙，忘忧驱愁之能而影响亦之巨……夫小说既有此伟大之感化力及透人勤奋之功，吾人利用之以灌输医学常识讵非宜哉？”［35］在他看来，医学小说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能够重新构建人们对于医学的认知乃至理解世界的方式，进而塑造全新的医学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医学小说的生产、流通深刻地参与了中国医学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用小说来推动医学领域的变革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
从通过揭批医界时弊进行情感动员，到通过联合媒介权力普及现代医学知识，再到通过描绘美好乌托邦的远景想象，凝聚起改良中国医学的普遍共识，我们似乎很难将清末民初的医学小说归结为某种无意识或情感宣泄的产物。相反，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进路恰恰揭示出清末民初的现代知识群体试图通过小说直接推动中国医学向现代转型所做出的努力。如果从文化翻译和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医学小说的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西方医学现代性译介到中国的过程。用史书美的话来说，“这种译介本身就是不同意见的标志，构成了对其他知识形式的挑战”。［36］可见，医学小说的创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提供了获取文化和象征资本，进而推动医学转型的直接路径，这也正是文学能够影响医学的前提。
医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身体技术，除了科学属性外，它还具有人文和社会属性。［37］文化是“一个共同体基于历史、面向未来、协同开展的，由器物、制度、观念体系所体现出的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38］从文化角度而言，医学是一整套包含了哲学、知识、方法的文化系统。正因如此，文学与医学始终存在某种重叠和互动的可能。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医学小说可以被视为是对“西医东渐”的某种接纳和被动回应；另一方面，医学小说本身就包蕴着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力量，它在对中国传统医学观念、伦理、规范、秩序进行瓦解和改造的同时，也树立起现代医学（文化）的权威。而这，正是文学与医学的辩证法，尤其是后者，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史提供了新路径和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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