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贲圣林：中国在金融科技监管领域面临着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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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8月25日，由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办，金融科技50人论坛、神州信息协办的“金融科技创新应用与发展”研讨会暨首届“NIFD-DCITS全球金融科技创新案例”入库证书颁发及新征集启动仪式在金融街i客厅举办。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出席并发言。
贲圣林 CFT50学术委员、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从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国际最佳实践、中国机遇三个方面分享了观点。
贲圣林认为面对监管的挑战，需要拥抱创新，把握风险。首先，行业形象有待重整。网贷行业乱象等问题导致社会上对金融科技企业出现了信任危机，这很大部分是由于监管远远落后于行业发展。“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监管悖论陷阱已严重制约金融科技的进一步长足发展，监管者需要平衡好风险可控与创新发展，促进守正创新，依靠技术驱动和有效规则，为社会创造价值。
贲圣林指出，当前，全球金融监管正处于从2.0时代升级到3.0时代的关键时期，监管模式革新和技术融合交互是主要趋势。英国在金融科技类监管方面做得比较好，2016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推出了金融监管沙箱，到目前为止42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学习借鉴。监管沙箱的优势在于：准入条件清晰且适度放宽，注重产品与服务本身；运营监管灵活，鼓励基于合规的创新试错；退出机制自由，推动产品与服务落地。中国在金融科技监管领域离全球金融中心还有差距，但也面临着重大机遇。中国的监管沙箱正在加速布局，目前为止全国有7个城市成为监管沙箱试点城市。贲圣林指出，目前的试点具备如下特征：一是监管主体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协调，并适度包容地方差异；二是在整体流程方面，入箱主体业务范围限制比较少，箱内运营机制相对趋同，出箱关注监测风险并考量业务是否足够成熟；三是风控消保机制趋同，虽然需要进一步细分功能的构建，在7个城市试验基础上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
现场实录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与发展”的研讨会。过去一段时间，金融科技发展可谓是席卷全球，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金融中心的数字化转型（FinTech）以及新兴科技公司介入金融服务组织（TechFin）这两大趋势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主流现象。结合这一趋势，我今天想从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国际实践与中国机遇三个方面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一、监管挑战：拥抱创新把控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发展面临有两大机遇，第一大机遇是FinTech与TechFin的协同共进。狭义的金融科技主要涉及全球传统金融行业、传统的金融中心如何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最重要的挑战是把握合规与创新之间平衡的问题。而TechFin，指的是科技金融、科技公司如何深入涉足金融服务。比如蚂蚁集团，脸书公司等等，用自己的科技力量让金融服务成为它生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金融效率大大提升，金融服务的成本大大降低，金融触达的范畴更广、更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科技FinTech，和科技金融TechFin是两股重要的力量，我们希望它们协同共进，相向而行。在这两股力量情况下，中国要实施快速的、可控的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中心，像伦敦、纽约、新加坡，都提出要发展金融科技，定位在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金融科技中心。第二大机遇就是金融创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机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还是大多数人所不能获及、大多数企业所不能触达的，所以传统金融在服务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广大的民众过程中存在一种叫金融压抑的现象。广大民众没有得到普惠金融式服务，被传统金融服务排斥在外，所以包容性金融、普惠性金融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许多“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人口，像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都有超过2亿甚至更多人口，但其传统金融无法触达、无法覆盖到主要的群体、主要的生态，所以在这些国家，金融科技或者说科技金融有巨大的发展机遇。这是普惠金融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可能得到实现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广大的市场参与者、各国的监管机构能够更好的平衡好风险可控、合规与创新。
在此基础上，金融科技时代也对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乱象丛生，一说到网贷就认为是互联网金融，一说到网贷都觉得是骗子，所以我们整个行业的“污名化”现象非常严重，导致了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监管规则等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行业发展，在很多发展高点，特别是2016年，网贷行业在中国不完全统计有将近一万家，各类网贷平台没有资质，没有基本的准入门槛，没有规则意识，广大消费者、广大投资者也无法辨认，各类网贷平台良莠不齐，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系统性、社会性风险。政府通过三年时间在互联网金融乱象整治中取得了决定性成绩，但是很可惜，我们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沉重、教训非常痛苦，整个网贷行业目前大概只有38家留存下来，整个行业生存也危机爆发，对总体金融科技的发展也留下了很多创伤。我们前期让它随意发展，后来又不得已出了重拳，造成“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所以如何平衡好风险可控与创新发展可能是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许多发达国家的监管者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金融科技时代，不能解决好这一平衡问题一定会制约金融科技的发展，约束普惠金融梦想的实现。
如何做好这一平衡？我认为关键之一是要做到守正创新，明辨什么是好的创新、什么是坏的创新。我们有很多金融创新打着创新的名义，其实做的是一些不良的创新，有害的创新，是“伪创新”。比如说以短期类的高回报为诱饵，打着电子商务消费返利等名义，没有给社会创造新价值，没有服务好消费者、投资人的根本利益，还有如过度开展股票质押，这些都属于坏的创新，不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没有服务实体经济。相反，真正的也是需要鼓励的金融创新则服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健康的需求，服务广大的中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以及多次场合都特别强调金融一定要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一定要服务人民大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服务体系，依靠给社会创造价值，依靠市场价值、创新技术和规则制度等来共同驱动，也是我常说的金融发展的“三驾马车”。第一个是市场的价值，有没有创造客户和社会价值，这是判断一个金融创新是否是可持续、是否健康的标准。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金融服务往往没有真正创造新的价值，更多是价值的转移，过度的价值转移而没有创造新的增量的价值对社会来讲应该说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市场价值、客户价值、社会价值的创造应该是金融科技发展、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拉动力。第二个是技术。今天大家可以想像没有科技能力的金融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好的情怀，好的想法，但如果没有自身的科技能力，金融科技持续发展就很难行稳致远。第三个是所谓的规则与监管，正如刚才讲到的互联网金融、网贷在监管上某个阶段的缺失，后来又被迫施以监管重拳，造成了一个行业的大起大落、起起伏伏，甚至让我们丢失了在这个领域里边本来一些好的元素服务社会的机会。
因此，价值、技术以及规则如何更好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应该把先进技术加上好的导向，由价值导向、社会价值创造判断金融创新是否良性，加上对客户需求、潜在的需求的挖掘，通过政府相关规则的完善，同时加强监管严格执行。中国在价值创造和技术应用上做的不错，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规则滞后，监管不力，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
二、国际实践：未来已来将至已至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监管远远落后于市场的发展，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下面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国际上在面对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是如何完善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创新的。
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监管我个人认为英国做得最好，英国本身监管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既没有联邦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工，也没有像美国或者中国有央行，各类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英国只有英格兰央行加上FCA，也就是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统筹安排。正因如此，过去的几年间英格兰央行和FCA推出了金融监管沙箱，广为大家所学习跟借鉴。在2016年英国推出监管沙箱以后，目前已经有42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的推广、应用各自版本的监管沙箱，中国也在去年开始这一监管实践试点。监管沙箱不仅是一个较好的国际实践，也能在科技创新较快的年代平衡好风险把控与创新发展。
监管沙箱在助力金融科技创新方面，与传统金融监管相比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总体而言，它适度放宽准入条件，注重产品与服务本身。监管沙箱实际上就是“试验田”，在特定的客户范围内，特定的产品范围内，特定的时间段内，特定的机构层面先行先试，确保风险可控。第二，监管运营灵活，鼓励基于规则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得到较好的实践，一旦从实验室经过验证再在监管沙箱之外更多地推广。第三，有比较严格的退出机制，推动产品与服务的落地，让金融科技时代的创新与风险把控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三、中国机遇：加速布局引领未来
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中走在了前列，但是我们的规则与监管却较为落后，所以我下面谈谈金融科技监管的中国机遇，中国如何加速布局，引领未来。
过去二十年金融科技发展包含了金融IT阶段、互联网金融阶段以及智慧金融三个阶段。在全球传统金融中心排名中，纽约、伦敦雄霸前列，中国的上海、北京也不断的进步，但是离全球金融中心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而在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中，不仅北京、上海、深圳雄居全球一线城市，杭州也成为金融科技的一线城市，旧金山、硅谷作为科技城市的代表位列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的一线，排名第二，纽约、伦敦也在急于转型，紧跟金融科技发展浪潮。
在此大背景下，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高地实际上是在中国，重镇也是在中国，但像监管沙箱中国版这样的监管创新却由于种种原因比英国晚了三年，目前仍在加速布局中。去年2019年8月份，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金融科技三年规划》，将第一次金融科技监管试点放到了北京，今年4月份央行又把监管沙箱试点从北京扩大到了7个城市，包括上海、杭州、重庆等，到今年6月份北京已经公布了第二批监管沙箱试点名单。到7月份，成都、广州先后宣布进行试验，上海首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在今年7月份快速推出，深圳也同步推进，8月份杭州市、雄安、苏州也都推出了监管沙箱试点名单。
对比7个地方的监管沙箱的实践，我从几个纬度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参与主体。监管沙箱的监管主体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协调，由各地分支行协同当地地方金融监管局共同作为执行主体，保证了中国监管沙箱在各地的一致性。同样，准入要求具备共识，也注重了地方差异。例如北京允许科技公司直接申请测试，深圳在首期试点项目中纳入了征信机构作为它的参与主体，重庆由行业协会参与试点项目。同样申请主体也存在一定共性，比如在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有34家试点单位，其中有29家都是银行机构为主，其他的持牌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联合为辅，申报的项目特点比较明显，围绕普惠金融、风险控制、抗疫情等，同时也注重了降成本、降风险、提高效率。技术应用也较为统一，比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成为主要的技术特征。项目各自类型相对来说有侧重点，北京侧重的是通用性、基础性，上海尤为强调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深圳偏向于场景应用的深化，而重庆往往做的更接地气，强调地域的特点。二是整体流程。在流程方面，京、沪、深、渝、苏、杭、雄安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1）入箱主体业务范围限制比较少，遴选标准相对比较统一，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协调；（2）箱内运营机制相对趋同，虽然公开度、透明度还不够足；（3）出箱监测机制基本相似，主要关注两大方面，一是监测风险，二是考量业务是否足够成熟。目前监管沙箱仍处于创新试点阶段，还没有形成沙箱外运营的一些标准和规范；（4）入箱审核时间各有不同，入箱和初审时间上海和深圳大约为30天，北京的第二期、重庆、杭州相对比较长，差不多60天。三是风控消保。风控消保机制相对趋同，但同时需要更加具体、细化、完善一些规则。鉴于国内监管沙箱仍缺乏系统性机制的设计，这7个城市目前在风险控制与消费者保护机制设计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是也需要进一步细分功能的构建。在风险控制上，要求比较原则性，具体的规则需要明确要求。同时重视消费者的选择、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的补偿，这方面都相对比较一致。但消费者保护机制仍有待完善，未来需要在7个城市试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
各位朋友、各位领导、各位观众，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国际实践和中国面临的一些未来机遇。我所在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在过去6年过程中积极参与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守望者、观察者、研究者、参与者，我们不断为行业护航，也在这个过程中打造了一个以政、产、学、研、创一体化，跨学科、全球化的全球金融科技生态。我们正在筹备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作为我们浙江前景与杭州前程研究中心的延伸和升级版；我们在浙江大学的生态有7个学院共建，包括计算机学院、数字学院等硬科学。我们下设较多的研究中心、研究室、研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和全球的合作，跟英国剑桥大学、英国FCA、美国沃顿、南非的社科院等等一系列政、产、学、研、创、投的机构进行合作。我们非常珍惜这次在北京金融局和人民银行总行的指导下到北京来建立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的机会，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北京的朋友，甚至全国的朋友更好地一起合作，为中国监管科技的发展、补齐中国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短板做出更多的贡献，为夯实中国金融科技引领世界的基础出一份力。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来源：金融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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