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境迁——始于“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的思想史考察//高强，等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论文导读
体育哲学理论与知识共同体的发展汇聚于思维方式的境迁历程之中。虽然在思想史上，对“体育本质”进行发问已展现几代体育哲学学者的智慧。不同年龄层次的当代中国体育哲学学者对“体育本质”的重新发问——既是一个对理论命题的逻辑延展，又是不同时代精神与知识背景的思维方式碰撞。
从表面上，“体育本质”中国当代发问具体呈现在体育哲学学者在体育之所“是”与所“在”上的争议，前者仍然在沉溺于搭建概念的逻辑辨析与学科的结构框架上；后者则更多的以批判反思为主要特征，寓破于立，以语言哲学等理论为思考出发点。两者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而深究思维方式层面上则彰显当代体育哲学论战背后浸润的“西方逻辑”的“分析式”与“存在式”2种思维方式的此消彼长，左右体育哲学学者思考的是深匿于概念定义、理论阐释与争议中，以特定哲学理论为代表的思维方式，结合思想史的考察则不难发现其间呈现一条从“西方逻辑”向“中国智慧”迁移与融汇的过程。
“西方逻辑”思维方式主要以西方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近现代康德之后的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为呈现方式，分别对古希腊竞技理念、当代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产生“西方逻辑”下的体育哲学“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随着西方逻辑的解释乏力与概念困境的出现，精致的分析哲学无法应对日渐日新月异的体育运动现实形态，而专注人类体验的欧陆哲学亦无法规避日益交融的中西理论与概念体系带来的思维方式冲击。当代中国哲学的包容性，以思想交融与道德行为判断为主要特征对思维方式形成了变革性影响。当代中国体育哲学汲取西方体育哲学理论成果并兼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初步形成“知行合一”特色体育哲学的“智慧式”思维方式，进一步促发了对体育学与哲学关系的反思，并形成新的体育哲学概念与理论系统，以“中国智慧”的思维方式逐渐参与世界体育哲学整体话语重建。
作者简介
高强，生于1980年11月，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99年求学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哲学系完成本科、硕士阶段的学习与学术训练，在体育与健康学院师从季浏教授完成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其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法国加香高等师范学院进行联合培养博士生学习，2009年博士毕业跟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完成博士后合作研究，2011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2013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19年晋升教授。目前研究方向为体育哲学，主要聚焦于思想史与形而上学研究。
20年间曾认真解读维特根斯坦的神来之笔、米歇尔·福科的天才之作，后机缘巧合进入体育哲学圈，致力于实现哲学与体育之间的真正融通，中外体育哲学的交流与对话，使体育哲学中的理论与思想不再被“方法论”与“思想基础”等角色定位所困顿，进而推进体育哲学在学科与理论方面的共同发展。
截至2021年3月，已主持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主持在研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主持完成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独立出版3本学术专著，以第一作者发表CSSCI期刊论文35篇，其中5篇发表于体育学一级学科权威期刊《体育科学》，2018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得一项上海市哲学社会学科学术成果二等奖。
本文引用格式
高强,许浩南,程一帆.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境迁——始于“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的思想史考察[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3): 60-71
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境迁——始于“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的思想史考察
对体育本质的思考与争论不仅是体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出发点，也是展现体育哲学学者们话语背景、知识结构的载体。由此可知，体育本质呈现为体育哲学的一个理论主题，对体育本质进行讨论的思想史过程呈现了体育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变迁。基于前者——将体育本质视为理论主题的体育哲学研究已凝聚了数代体育哲学学者的匠人之心，然基于后者——对思维方式的思想史考察却鲜见于体育哲学研究中。
将体育本质从“理论主题”的讨论迁移至“思维方式”的考察由哲学理论工具以及体育哲学论域的时运变迁所致。自20世纪70年代始，学者们针对“体育是什么”的交相辩难展现了其对体育本质的持续追问，以概念界定的形式充分呈现了作为理论主题的体育本质的研究特征。时隔30年后的2019年，重释体育概念又开始萦绕在学者们的笔尖与心际，并在新的话语背景下凝聚成对体育本质的新论辩模式。若要既延续体育本质在体育哲学研究中的核心价值，又规避以往体育哲学研究中的积习，且兼顾“当代”与“中国发问”的时代与文化意义，则需进行基于“思维方式”的改弦易张，转变论析的方向，将论辩置于“宽口径”的哲学理论框架与“深切口”的思想史追溯中进行阐释，以期突破困境，打开体育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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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本质”的当代中国发问及思维方式解析：体育之“是”与体育之“在”的相争与相融
2019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5期的系列特稿“体育概念及其价值功能的再认识”已隐含论辩方式的悄然转移：一方面将“体育是什么”的概念讨论问题展开为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将2种论调等量齐观。一方学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探索体育的本质，即给体育界定概念，对体育的功能作出解释”，其中“体育的概念是对体育本质认知的概括，是思维的基本单位，不仅有助于在理论层面上构建逻辑一致的体育科学体系，形成学术共同体，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对体育运作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学者承认，体育概念作为“术语”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对它的解读、转述与应用无疑处于历史性与个体化的变动之中，所以将对体育本质的讨论总结为：“体育概念问题的讨论必须始终紧密围绕鲜活的体育实践及其带来的问题而展开，至于其延展开来的作用、功能、价值等问题恐怕将是一个永续的话题。”在这次论辩过程中不难发现，一方学者仍然坚持“体育本质”是维系“体育功能”“体育科学体系”“学术共同体”的逻辑核心，另一方学者则将“体育本质”归结于形成体育概念的“术语”与“集体记忆”等各种变动因素。前者坚守逻辑阵地对体育本质“言之凿凿”，后者却依旧将体育本质的讨论归于“以待时日”的话语分析。
乍看之，本次“重释”的论辩方式难以形成传统理解中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前者倾向于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在逻辑上是收敛和封闭的，而后者指向对体育展开哲学分析的方式、方法进行讨论。进而视之，两者间其实呈现了对体育本质的2种思考方式：前者追问体育本质之所“是”，在层层递进的逻辑基础上，“体育的概念”符合“体育的本质”的设定，而“体育的功能”“学科体系”“学术共同体”等都是在符合前者基础上的逻辑延伸，俨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式”思维方式；而后者的思维方式迥然不同，无论将体育概念视为“术语”还是“记忆”，都是将体育本质落于人类的思维过程中，将其视为一种思维现象的铺陈，显然是追问体育本质在人类思维中的所“在”，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式”思维方式展示了人类知觉世界的方式。足见，无论是追问体育之“是”的“分析式”思维方式还是回答体育之“在”的“存在式”思维方式，与其说给出了2种体育本质的规定方法，不如说呈现了针对体育本质的基本思维方式。如果将两者视为非此即彼，必取其一的做法无疑依旧重复传统的体育本质与体育概念的辩论。
虽然两者的论点格格不入，甚至不在一个论域之中，但如果跳出两者陈述的差异，将追问“是”与“在”都被视为人对体育本质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则能形成全然不同的思维导向：第1种是整体性思维导向，人的思想具有整体性，既包含概念的定义、范畴的划分等可明言之处，也包含术语形式、话语模式和社会历史变化背景等不可明言的内容，两者共同融入人类思维的整体之中。当展开了对“体育本质”的发问时，概念化、系统化、抽象化的“分析式”思维方式与描述性、日常性的“存在式”思维方式是共存的，这就为体育哲学的分析带来了积极的转变。在对体育本质进行界定时的种种元素，如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运动（sport）、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等的内涵都可被理解为在一种特定思维方式下对体育本质的一种理解与解析形式。研究者需回归的是形成某种理解形式的思维方式，而非纠缠在语言与概念“游戏”之中。第2种是如果就哲学理论本身而言，受地域、学派与时代所制约，众多理论既会相互支持和延续，亦会相互驳斥与批判，使哲学理论在体育哲学中的引入往往是分而治之的。在思维方式的统摄下，交相辩难和文化区隔的哲学理论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即可规避不同学派理论间的异见隔阂，如存在主义学派往往拒斥本质主义之说，但“拒斥本质”本身就是思考本质问题的一种方式。中西哲学之辩本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议题，但当代体育本质发问又极具中国的文化场域特征，因此，应将中国哲学与中国体育哲学的思考汇入学者对体育本质的思维方式之中，在哲学思想史与中国论域融合下形成新的分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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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本质的“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线索与定位
“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之争同样存在于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呈现、阐释当代哲学争议的缘起与现状，为剖析当代体育本质说背后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哲学思想史线索与定位。
2.1 思想源始：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在思想源始上并不割裂，都起源于一种人们较为熟悉的“符合论”哲学真理观，它的形成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作为一位“伦理实践家”，苏格拉底“第一个认识到理性的普遍方法的必要性”，即“通过沉思对自身进行澄清的方法，这种沉思是以作为一切最终有效性之最初源泉的确真自明性完成的”［3］40，而柏拉图将其转化为一种“作为有关真正生活实践之科学理论的那种真正科学的表达和系统的展开”。亚里士多德则将前两者的伦理学与科学论描述转化逻辑学的真理观语言，论道：“……我们把在现实中结合着的东西在思想中结合起来，把在现实中分离的东西在思想中分离开”，“真理就在于 ‘知性与事物的符合’即判断着的思维与现实相符合”，实现一种现实与意识之间的符合关系。从以上3位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看出，虽然“符合论”是一种逻辑学式的描述，却蕴含着将个人生活、科学思维与逻辑论证相融合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康德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对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进行了改观，将现实与意识的符合关系转变为实在与意识的符合关系。康德认为：“对实在的认识并不在于将超越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这个所谓的‘真实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我们自己（空间—时间）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只有当宇宙不再是超越意识的实在，而是先验主体的产物时，我们能够做出有关这个宇宙的准确而又不依赖于经验的陈述这一点，才成为可以理解的”。可以看出，康德对于实在与意识间关系的论述打破了原有“符合论”真理观中的现实与思想相互符合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将“真实”定位于“我们自己”这个先于经验的主体身上。康德在古典时代“符合论”中的“现实”与“思想”均衡的“天平”中倾向于“思想”一侧。这导致在确知真实或概念定义时，人所倚重的是来自时空观的直观能力与悟性。但与其说康德 “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是一种理论创建，不如说更在于后人对其的传承、发展与批判。缪勒认为，现代哲学对康德理论形成了3种形式的发展：第1种是肯定式的，其中包括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第2种与第3种都是论战式的，前者包括布伦塔诺等人，希望形成一个新的自明性学说替换康德的形式主义学说，后者则是指“现代经验论和分析哲学对康德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往往认为，“所有的综合陈述都是经验判断，他们必须由经验科学检验。哲学已经不再能与专门科学并列地做出关于实在的、有牢固基础的、能加以论证的陈述了。它必须回到逻辑学、科学理论和基础研究领域中去”。
可见，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出发，历经康德的理论改观，哲学真理观更多地求诸自身，在人类意识的内部讨论本质问题。这同时也为体育本质观做了一个重要文明史与思想史的区隔，即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至古希腊时代的诸多哲学理论都是与古希腊竞技而非当代体育处于一个思维方式背景下的，经过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后的现代哲学对康德的批判发展后形成的诸多哲学理论与体系，则与当代体育共享同一个思维方式。
2.2 “分析式”思维方式的哲学背景：从“分析主义”到“实用主义”
“分析式”思维方式以分析哲学为主要特征，其很难被界定为一种特定的哲学理论，而是涵盖了现象学主义、物理主义、日常语言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等，内部存在具有一定差别甚至相互批判的理论支脉。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要求“首先建立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逻辑规则体系”，“认识者的任务除去规定纯粹逻辑的领域之外，主要是研究同关于实在的经验知识相关联的问题”，而“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分析哲学首先相信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达到对思维活动的哲学解释；其次相信只有以这种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才能达到一种广泛的解释”，所以它“即使不是一个学科，也绝不会仅仅是一种方法，它至少还是一种运动，一种思潮”。分析哲学对体育哲学的影响正是源于这种思潮的方式——“热衷于找寻基础性的事实先于（而不是）对细微经验或付之于经验手段；热衷于发现‘先验’条件；倾向于将差异扩大成极端，如寻找原则性差异或将逻辑内涵一以贯之；倾向于构建清晰的边界，经常寄希望于在形成一定数量的具有一致排斥性的清晰选项；沉迷于精确化，尤其那种与数学相关的方式”。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也承袭了分析哲学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上的主要观点及主要方法，如皮尔斯认为：“实用主义信条遭遇质疑时往往会诉诸延续性、权威、先验直觉和科学方法”，所以在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和杜威看来，科学方法就是基于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呈现经验主义的色彩。它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研究源发于“让我们的头脑更清晰”，认为“意义是由它所导向的习惯确定的”。
由此，讨论逻辑、分析语言、寻找事实、探究意义成为以“分析式”思维方式对体育本质进行阐释的思维线索与分析方法，具体体现为“分析主义—实用主义”分析模式。
2.3 “存在式”思维方式的哲学背景：“现象学—存在主义”转化与思想史方法
“存在式”思维方式的哲学背景与“分析式”大相径庭，它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及之后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对康德理论所做出的肯定式回答，强调“内在先验论”，即存在一个“全部实在的主观一致”的“被先验净化了的意识”。它通过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转化将“分析式”思维方式中对“是”的追问转变为对“在”的回溯，走向一种视界融合的思想史分析方法。
2.3.1 “现象学—存在主义”转化
与“分析式”思维方式相似，“存在式”思维方式也从回答“体育是什么”开始，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在“存在式”思维方式中对概念的分析并不将其视为一个抽象概念之问，而将其视为一种人类语言陈述。陈述凝聚成意义，根据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论述，“在真正认识的情况下，纳入陈述中的一切意义都能得到其直观的充实。但是属于这种意义的，不仅有指示具体事物或这些具体事物的特征的意义，而且还有系词‘是’所表达的存在，此外还有形式词‘和’‘或者’‘某一个’‘不’等的意义”，以“铅笔是红的”为例，“‘红的’和‘是红的’所意指的是一样多”。由此，“体育是什么”需要转化为3个部分，即主语“体育”、系词“是”、宾语“什么”。基于现象学理论，正是系词“是”才能更明晰地展现主体意识的特征。海德格尔对此展开了极为详细的分类：“席勒是《华伦斯坦》一书的作者”，这里的“是”是“同一性的意义”；“席勒是一位诗人”中的“是”则是“物和属性的关系，或从外延方面说，是用来表达要素和类的关系”，但与“狮子是野兽”完全不同，因为它与“狮子们是野兽”意思相同，这里的“是”则是“一种属性和包含着它的另一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是”还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情态句，如“明天下雨是可能的”，或是解释的，如“这是淡紫色的”，或是同意的，如“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这一层意义上，如果回到追寻确定的“体育是什么”，更符合的是“一种属性和包含着它的另外一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但对它的分析不能止步于逻辑上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需要深入人的存在社会和历史的具体存在方式中探析陈述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
海德格尔基于存在主义肯定了人的认识行为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联。“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或者说唯有它才是基本问题，那么就须对这一问题的发问本身做一番适当的透视”，而“发问不仅包含有问之所问，而且也包含有被问及的东西”，所以“作为一种寻求，发问需要一种来自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的事先引导”。“审视、领会与形成概念、选择、通达，这些活动都是发问的构成部分，所以他们本身就是某种特定存在者的存在样式，也就是我们这些发问者本身向来所是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基于此，海德格尔继续论道，只有“向着世界的方式并且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样式，才可能以明确的形式‘观察’如此这般照面的存在者”。同时亦指出，“知觉的完成方式是把某某东西看作某种东西，把它作为某种东西来谈论，在解释这种最广泛意义的基础上，知觉就变成规定。被知觉的东西和被规定的东西可以在语句中被说出，于是就作为这样被道出的东西保持和保存下来。有所知觉地保持关于某某东西的命题，这本身就是在世的一个方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从“某某”到“某种”的过程，描绘了人的认识是从“知觉”历经“语言”到以命题的方式被保存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就形成了视界融合的思想史分析方法。
2.3.2 走向视界融合的思想史分析：“追溯”与“凸显”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转化导向了视界融合的分析方法，它并非回归混沌不分的初始状态，而是展开了思想史分析的具体步骤。“追溯”是思想史分析的第1步：正如海德格尔对传统的分析，“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源始的‘源头’汲取出来，传统却赋予传承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而喻的性质，并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所以，如果需要了解存在“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源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实则海德尔格已经发现所谓的“理论认识”并非是亘古不变的，希腊人的理论认识更多的是一种“静观/沉思”，“古典的理论筹划是围绕着本原和原因展开的”，“存在与思维是同一的”，而现代理论认识“先揭示出一种持驻的现成事物（物质），开启出一种视野，从而主要地着眼于这一现成事物的可从量上加以规定的组建环节（运动、力、处所、时间）”。现代科学从量上来把握现成事物，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之领会，“是一种实验式的观察”。2种理论认识之间存在着思想史的关联与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关联了“分析式”与“存在式”2种思维方式，为分析体育本质的哲学认识提供了思想史平台。追溯形成体育本质的哲学思想源头并在不同的时代进行分疏是思想史分析的一个基本框架。
在“追溯”的基础上，思想史分析继而需要实现一个理论性的“凸显”步骤，即需要将关于体育本质的“理论认识”从众多不同类型的认识中凸显出来。海德格尔将人与世界的接触方式区分为“现成在手”与“上手”，而“理论认识本质上是为对现成在手事物的把握，而操作着、使用着的操劳活动首先就表现为与包括用具在内的上手事物打交道。只有当与上手事物打交道的操劳活动遭遇障碍时，才会引发对现成在手事物的理论认识”。从这一角度看，对体育本质的“理论认识”并非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问题，而是人们在众多“现成”的体育现象中发现与先前对“体育本质”的理解发生了偏差之后导致的理论追问。由此将对“体育本质”的发问在众多“体育是什么”的发问中凸显出来，前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后者会包含日常操作性的理解（如可以规约到体育教育、大众体育等实际操作的问题上），而体育哲学所需形成的应当排除日常理解而专注于“理论态度”的“观察式的规定性”。
在此实则是将有关重提体育本质的“是”与“在”的思考置于“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背后的哲学思想史变迁过程中。不难看出，两者的争论其实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观念角力，而是一个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思想史的交融流变过程。在当下的中国学者群中重提，更赋予其时代意义与对体育哲学的发展意义。通过在学术思想史层面上挖掘思想批判与理论构建的过程，才能使中国当代体育哲学学者对体育本质的发问思接千载，形成体育哲学之中国智慧的切入点与实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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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历史嬗变中的体育本质说
作为语词的体育概念，无论是作为古法语的“desport”还是现代英语中的“sport”都形成于近现代之后，所以单纯基于体育概念的哲学讨论受制于哲学理论的时代背景，但对于“体育本质”的理解是人类认知能力逐渐展开的一种方式。因此，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对古希腊竞技或当代体育的论述、思考都能被积极合理地纳入对体育本质的探讨背景之中。
3.1 古典时代“符合论”与古希腊竞技：基于时空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正如前所述“符合论”是一个古老的真理观，实则与现代体育的思想方式迥异。时至今日，将这种“符合论”思想方法直接在体育哲学中应用的研究仍不少见。落实到对体育本质的分析模式上，学者往往倾向于检验“体育”概念的描述是否与当下具体的体育现象相符合。这种分析模式往往会预设体育已具备身体与心灵的价值，推及三维的体育观等，从而批判现实中的体育政策与行为，试图指导“何为体育”，并进一步推衍至形成健康观、学校体育观等。毫无疑问，借古讽今、借古喻今是这种体育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常用方法，而当下对“符合论”的运用将观念超越化，任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则是值得商榷的，需要在“源始经验”中进行重新检视。
通过追溯“源始经验”，古典时代的“符合论”与古代竞技，更为具体地说是与古奥运会系列的竞技运动相伴而生的，作为人类思维先验形式的时空观将两者融合。古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被当作一种历法时间而成为人类的记忆，进而进入人类思维方式之中的。乍看之，将奥运纪年作为历法时间与现当代的时代、世纪纪年的方式差别不大，但在不同时代语境下表现出明显差异。保罗•利科将古今历法时间视为一种在“思辨的领域取得它的描述和解释空间”的“可思之物”，具体可区分为4种形式——“时间计量学”“编年学”“时间编纂学”“时间智慧学”。“时间计量学”即年月日；“编年学”即“表示长阶段的线性时间，世纪、千年等这些时段的划分是通过创始事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强调的”；“时间编纂学”则是“让我们进入与历法系统不同的各种符号系统”；“时间智慧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性历史的计划”，“指的是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历史分期那样的大的历史分期”。然而，在保罗•利科看来，奥运纪年属于“编年学”，它“并不区分自然和历史，它既能讲述宇宙史、地球史，也能讲述人类历史知识其一部分的生命史”，它与之后的“时间编纂学”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一种“从叙述者立场出发写成的编年史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一时间，而在此之后，叙事便使被叙述的历史同其作者分离了”。很明显，在“编年学”与“时间编纂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是整合的而后者是分离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所流行的则是“时间智慧学”，“依据艺术‘时代’进行历史分期的方式，到了18世纪，则是根据 ‘世纪’对历史进行分期”。古希腊时代的竞技比赛中蕴含的整体性观念就在时间观中得到了一种本质的阐释，古希腊时代竞技的本质是一种对人类、宇宙与地球的历史的“分有”，是一种“编年学”时空观的人类意识传承方式。显然，古希腊竞技与古希腊整体论观念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共通，甚或说，由于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蕴藏于古希腊竞技之中，据此形成的对古希腊竞技本质的分析模式就包含着很多现代人尚不能接受和理解的，被称之为“迷信”的神秘主义交感式内容。
随着古希腊整体论式的式微，“符合论”的真理观不再居于人类思维中心。当代体育的思维方式是在全然不同的“时间智慧学”时空观下的，需要在康德的思想革命后的思维方式下进行检视。
3.2 “分析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下的体育本质说
3.2.1 “分析式”思维方式下的体育本质说：“分析主义—实用主义”分析模式
（1）“分析主义”分析模式：基于逻辑规则体系的本质观。在当代体育哲学领域，已有部分学者认识到思维方式与体育本质观之间的联系。Breivik已发现古典时代的“符合论”不能再应用于对当代体育本质的解析，取而代之的是康德及其同时代哲学家所引领的基于“逻辑规则体系”的思维方式。然而，无论是康德还是同时代的哲学家，既鲜有论及体育更遑论形成所谓“体育哲学”思想。在体育哲学形成时，“分析式”思维方式的“逻辑规则体系”能深入体育本质思考的原因是，在体育哲学形成的最早20年间，美国体育及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美国学术圈对体育哲学形成了主导影响，使分析哲学的“逻辑规则体系”能够深入体育本质思考方式。所以早期体育哲学的学术讨论内容主要聚焦于“体育的形式特征，不同规则的角色，对玩耍、游戏、体育的定义，正是基于一定的本质主义，（体育哲学）会集中关注所有体育项目的普遍或本质元素”的思维方式。由于分析哲学本身的理论差异，逻辑规则形成对体育本质不同的分析维度。这导致了在形而上学论域，与其说论者是在寻找体育的本质是什么，不如说在寻找体育的本质不是什么，如何区隔于其他活动的，诸如“体育是如何区别于玩耍、工作、游戏、舞蹈、锻炼、艺术和另外目的性的活动”。Suits对“游戏”（game）与“表演”（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分充分展现了对罗素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理论的积极引用，但由于在现实中体育与游戏、表演等活动中存在着各种交错、类似、矛盾的规则与特性，往往分析哲学的理论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形成确定的区分，同时又不停地打破确定的区分。分析哲学涉及伦理学论域，却将运动行为从“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孤立出来”，讨论其体育独立的伦理价值；认识论又是分析哲学讨论的重要论域，在体育哲学中形成了3种形式的认识论，形式主义内在论（internalist-formalist）认为游戏是规则的产物，外在论认为游戏由特定群体的好恶来确定，内在论或解释主义认为游戏往往有一个内在目标，且能被了解它的人感知到。可以说，在“分析主义”分析模式下，对体育本质的思考更多地展现为一种基于概念逻辑区隔为特征的演绎模式。
（2）“实用主义”分析模式：基于实用意义与价值的体育本质观。与分析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相似，美国实用主义体育哲学家William Morgan与Paul Weiss对体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后者还担任了首任国际体育哲学学会主席。William Morgan的实用主义色彩是明显的，他认为：“哲学总寄生于文化与社会之上，并对其发展进行反应。”Paul Weiss师从哲学家怀特海，专注于解读实用主义创始人C.S. 皮尔斯的文献，在其体育哲学作品《体育：一个哲学的探究》中实现了将体育从“体育爱好者、教练员、运动员、专家和其他哲学家”成见中释放出来，引领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体育哲学研究，开启了诸如“改良主义与完美主义、惯习教养与具身性、自我与群体、女性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研究主题与方法。
Paul Weiss秉承了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特征与“分析式”思维方式的分析模式，将体育的本质定位于“追求卓越”并赋予“卓越”概念以人类世界的普遍性，试图打通哲学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隔阂，并在体育与追求卓越的行为间进行连接。他认为，对于寻常人来说实现卓越殊为不易，而追求身体的卓越与规则的掌控是实现卓越的一个渐进式方法。体育也是因为追求卓越这一主题实现了与“人之为人”的关联。实用主义将“对卓越的追求”等看似具体实则抽象的概念置于“体育本质”之中，其实质也是分析哲学背景下用一种“逻辑规则体系”对体育进行归约，并用演绎的方法向外延伸。
可见，在体育哲学的“分析式”思维方式下，从搭建“逻辑规则体系”到实现“追求卓越”内涵拓展的分析模式的转变，呈现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化，体现了体育哲学从逻辑架构到应用方式的推进过程。由于分析哲学是将哲学与科学区隔，实在与经验的关系需要由经验科学进行研究，但是“分析式”体育哲学一直致力于将体育的“本质”与体育的现实功能绑缚在一起。当代体育哲学学者实则已意识到基于“分析式”思维方式分析模式的症结所在，也清醒地发现正是美国体育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学术机制（学术机构、学术刊物）的作用，使美国体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体育哲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寻找与“分析式”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传统重新形成体育哲学的分析模式。
3.2.2 “存在式”思维方式下的体育本质说：“社会学—历史学”与“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
虽然时至今日，基于“分析式”思维方式的英美体育哲学流派仍占据了当代体育哲学的主流，然而分析哲学追求概念与逻辑精致完善的思维方式日益受到了变动不居的体育现象的激烈挑战：内在逻辑固化的体育概念日益无法涵盖区别于传统身体竞技与集体性项目的现代体育活动。Connor已意识到体育概念与现实体育行为之间存在着先天的隔阂，并指出通过分析哲学主导的“体育本质”的逻辑衍生方式对体育行为进行机构性与伦理性评价无疑是在“削足适履”。
虽被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英美学派所遮蔽，但另有一支受到欧洲大陆哲学理论与学术团体滋养的体育哲学学脉仍然保留着区别于“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尤其在法国、捷克、挪威的体育哲学学者，以高等院校、研究所为基础形成了新的研究中心。欧洲大陆体育哲学学者一方面延续了对康德思想的肯定式与论战式并存的路线，另一方面与体育学其他人文学科相互侵染，形成了欧陆哲学学派的体育哲学研究。近年来，欧洲大陆哲学学派积极与英美分析主义范式对话与融合，并主动吸纳了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与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搭建了欧洲体育哲学学会等学术发声机构，从而对当代主流分析哲学体育哲学流派的主导话语形成了冲击并产生了重建作用。
体育哲学的欧陆学派同样参与了体育哲学的萌发期。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体育哲学家Lenk提出将体育看作一个“生物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形而上学的现象”，并借助西塞罗与毕达哥拉斯之口为体育进行了定位：“他们（参与奥林匹克竞技的自由民）视野心、金钱于无物，一心专求诸事之本质，并自冠为爱智慧者（与哲学家一词相同），所以竞技中的竞技者追求真实之境而非自我私欲，将沉思与对本质的追问远远凌驾于其他一切追求之上。”但Lenk对毕达哥拉斯的引用另有深意，将人们对体育本质的思考引向了与“分析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将古希腊竞技的符号性与神话价值落实在“社会—历史”结构与个人体验之中，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吸纳哲学人类学的方法，以此体育哲学引向对“人”进行全面理解“存在”之维。
针对体育的本质，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相互交融形成了“社会—历史”与欧洲大陆体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对Lenk所倡导的研究理路形成了“回音”。在“社会学—历史学”分析模式中，体育社会学以希林的“运动态身体”为著，将人的体育行为诠释为推进个体人“理性化”的进程，使之融入整个工业化的职业背景。希林吸纳了身体研究的成果，但在对体育现象的分析与研究中依然秉承了分析主义哲学的做派，而体育史研究受欧洲大陆哲学浸染颇深。法国历史学家维加埃罗的身体史研究与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身体人类学研究使体育史走向了与体育社会学不同的发展方向，体育中的身体行为被赋予了不同的符号性意义，并直接与人类的语言、德性及社会礼仪发展相互融通，而非简单地成为“社会—历史”模式的一个“摹画”。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研究的结合在身体研究打破了分析哲学的思想桎梏，突破了概念研究及其衍生性研究的窠臼。如果说在“社会学—历史学”模式与“分析式”思维方式中的实用主义一维尚处于“暧昧不清”的阶段，那么以心理学、行为学、脑科学与神经科学为主体参与的欧洲大陆体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是将欧陆哲学在体育哲学研究中愈加具体化与实践化的一种思维方式。现象学及其后继存在主义哲学成为其中的思想内核。捷克体育哲学家Martinkova等积极将现象学中的“意向”“知觉”“技巧”等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相结合，将体育中的个人体验、感知提升为一种个体融入世界的方式，形成了体育哲学之大陆哲学范式的理论内核。而同在欧洲大陆哲学与身体人类学研究浸染下的法国体育哲学家 Andrieu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与当代身体研究相结合，更为主动地走向了实践哲学道路；将体育哲学与实验哲学的方法相结合，在具体的心理学与行为学观察与测量中将现象学及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与概念落实在具体的运动行为之中，从而实现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与英美分析哲学间并非泾渭分明，Frias等曾试图在诠释学的框架内重新理解体育概念中的语言与价值因素。
“社会学—历史学”与“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借助了欧陆哲学学派的思想成果，前者多吸纳了布迪厄、福柯的社会批判思想，后者则多仰仗于梅洛-庞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理论资源，但是由于前者的批判思想深入社会权力与语言符号，后者则深入人类思维内部，欧洲体育哲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与体育现象与体育学科本身渐行渐远。Bernard Andrieu亦承认，其实当前体育哲学中已吸纳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行为生理学、现象学、神经认知的精神病理学”，但体育中的身体是具有整体性的，不能将其归结于各种神经元素的相互作用，是需要在“身体—心智—精神”与外在世界的互动中得以理解的。Breivik撰文表示了完全沉溺于“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的当代西方体育哲学其实已偏离了现象学的要义，概念与抽象思维在体育中依然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不仅如此，对于体育哲学的学科而言，概念讨论与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必要的，也是其避免体育哲学沦为特定体育相关经验科学“方法论”的关键。然而，在“分析式”与“存在式”2种思维方式或隐或显的争议过程中，形而上的概念分析与形而下的知觉体验之间的疏离是难以弥合的，这就为中国传统体育与中国体育哲学思想提供了补益世界体育哲学发展的契机与必要性。
3.3 中国“智慧式”体育本质说：走向“知行合一”的体育哲学
基于西方逻辑“分析式”与“存在式”的体育哲学思维方式都对中国体育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及其展开的体育哲学分析模式在中国体育哲学学者中不乏追随者。但由于在哲学义理上“存在式”思维方式对“分析式”思维方式形成了批判，且基于“分析式”思维方式的分析模式又在概念与现实间的逻辑困境前止步不前，中国当代体育哲学学者虽直接汲取现象学及存在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体育哲学主流形成了积极反思，却迷失于西方逻辑当前的发展乏力中。中国传统哲学在哲学义理上契合了当代“存在式”思维方式，却不偏执于抽象概念分析或知觉体验描述，形成独特的基于“知行合一”的“智慧式”思维方式。
中国体育哲学欲融入国际体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当代变更与理论辩难中，需要依照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在“源始经验”中追溯西方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联，从而反思与重建，乃从补益“存在式”体育哲学的思维方式，突破“存在式”与“分析式”思维方式间的“剑拔弩张”，进而凸显中国体育哲学的智慧特征。
3.3.1 中西哲学基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契合与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智慧说
从主导体育哲学的西方逻辑——“分析式”思维方式与“存在式”思维方式及相应的“分析主义—实用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模式看，它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下的一种具体呈现。即便作为“欧陆哲学”的存在主义理论已对现代性提出了反思，如海德格尔的做法是“必须返回过去，翻检西方思想传统的基础，以此返回为基础，再开出让西方思想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未来”。在此就有两点存疑：首先，康德之后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时代有着较大差异，海德格尔的精神返乡是否能够成行本身就存疑；其次，海德格尔本人就置身于现代性语境与思维方式下，所以能否真正摆脱现代性依然存疑。但西方对现代性反思的思想之路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间的神交为体育哲学开出了一条“智慧式”道路。
虽然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思想之间的关联在学界一直备受争议，但早在1910年，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从庄子思想的“学”“法”“教”3个维度出发：“标示出西方从黑格尔、马克思对中国的批判，转回到从跨文化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学习。”相对于西方的“无时无处不分离”的科学，马丁•布伯认为：东方的“学”是“全体存在彼此相和，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东方的“法”“包含一切的义务要求，无论是道德的或法律的，无论是神的或人的法，它们都不分离”。而马丁•布伯的重点在于东方的“教”，“是指人生命中必然要有的一，所以它超越任何存在和义务”，其目的是“实现一个本真的生活”，“本真的生活不是‘学’的主题，而是‘教’如何拥有一，如何体验一”，“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统摄“学”与“法”且可以规避二元论的桎梏。熊伟则努力将“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是指直接变成为自身亲在的领悟过程，一种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实践智慧”，“思，以胜取境相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我’触境相，于境取像，分别变异，施设种种名言。如是 ‘我’ ‘思’ ‘境相’，是谓‘三和’。故必 ‘三’和，‘我’始可思”。当代美国哲学家舒斯特曼极力推崇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观念，认为这与源于古希腊罗马哲学隐现于当代部分西方哲学家所推崇的过“哲学化”生活的哲学家，而不作仅仅是著书立说的“哲学教授”有内在契合之处。综上所述，当代中西哲学都形成了融合知识与行为，崇尚具体智慧而非抽象知识的哲学，这与当代“欧陆哲学”学派的体育哲学家Vanpoulle Yannick与Gunnar Breivik所强调走向具体但普遍的体育哲学不谋而合，为在世界体育哲学领域凸显中国体育哲学研究的智慧奠定了基础。
发端于“存在式”思维方式，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吸取中西哲学理论的基础上为“知行合一”的“智慧式”思维方式的形成确立更为明确的指向。杨国荣认为：“存在的追问所进一步指向的，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分析主义哲学与欧陆哲学在意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前者侧重“语言及其含义的逻辑解释”，后者侧重“意识与文本之域”。杨国荣希望“以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为视域，将意义置于更广的论域之中”，基于中国古典哲学，提出了“当人作为存在的发问者和改变者而面对这个世界时，成己和成物便开始进入其存在境遇”。“一方面，本然对象不断化为属人的存在，人与世界相应地发生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把握也随之发展，这种理解和把握逐渐凝而为知识和智慧。”“知识与智慧形成于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成己与成物的展开，又以知识与智慧及其转换形式为前提。”从杨国荣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行合一”就是实现一种科学主义与自我价值、沉浸于内向精神追求合一的过程，是一种崇尚智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智慧式”思维方式的基调。
3.3.2 方兴未艾的“智慧式”体育哲学思维方式
中国体育哲学的发展及与世界体育哲学的融汇存在着不同阶段，既在一定程度上复刻了“分析式”与“存在式”2种思维方式间的交错更替，也由于中国体育与哲学的特定发展话语背景与场域特征，对体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境迁形成了独特的推进作用。然而，自体育哲学创生以来，中国体育哲学尚未在世界体育哲学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目前在国际体育哲学界对中国体育哲学尚存在着有意与无意的“矮化”：有意的“矮化”源于中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刻意忽视1995年后中国大陆体育哲学在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新发展，而仅专论受分析哲学影响下的中国体育哲学思想；无意的“矮化”源于众多西方体育哲学学者将中国体育哲学简单归结于传统体育思想，如“禅哲学”“武术哲学”“中国传统体育哲学”等。然而，体育哲学是在思维层面上对体育的整体性思考，而无论是中国武术还是中国的现代竞技体育都已在同一个话语模式下进行发展，所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矮化”，都是既无益于世界体育哲学的发展，也无助于中国体育哲学的发展与国际化。
早期的中国体育哲学研究多被冠以“体育学原理”“体育理论”之名，基于概念界定的分析主义哲学色彩较为浓重，体育教育哲学的背景同样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被冠以“体育辩证法”的体育哲学研究一度成为主流。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辩证法的逻辑架构，实现对体育本质的理解、体育哲学乃至体育学科的学科框架完善，其间不乏能形成研究特色甚至理论体系的体育哲学学者。直至当前，国内沿袭“分析式”思维方式的学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描绘体育、游戏本质的逻辑图谱。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在近10年来，随着专业哲学学者逐渐进入体育学领域，体育哲学的研究理论逐渐丰富，并在国际学术对话的大趋势与体育的社会地位日渐重要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体育哲学研究也逐渐呈现吸纳与包容的研究态势，以现象学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体育哲学思想逐渐开始影响我国的体育哲学研究，并在中西哲学思想对话的层面上形成更为深层次的变革意义，主要形成了2种较为明显的趋势：①依然循“西学东渐”风，随着中国体育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理论逐渐从粗浅甚至粗暴地直接吸纳到对概念与理论细节揣度后的有针对性的应用，“存在式”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内涵随着身体哲学在中国体育哲学中的异军突起形成了由表及里的影响；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尤其体现在以中国传统武术为载体，以中国古代哲学为风骨，并贯以具身认知等西方哲学概念的体育哲学研究正逐渐崭露头角。随着这两股趋势的合流，使基于当代反思现代性的中西哲学合流之势，尤其是基于“中国智慧”的考量也逐渐渗入了体育哲学之中，同时中国体育哲学学者进一步反思原有研究范式，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具体呈现对中西方哲学理论兼并包容之势，并主动与心理学、生理学等相关研究相结合等特征。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体育哲学研究中，“分析式”的思维方式仍未有谢幕之势，中国体育哲学“智慧式”的思维方式现仍依托于西方“存在式”思维方式展开，尚处于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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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思维方式分析的体育哲学研究
本文肇始于当代中国体育哲学学者对“体育本质”的发问与争议，却不执着于对“体育”概念的内涵外延展开直接的论析，转向对形成争议的载体——思维方式进行思想史的梳理，发现左右体育哲学学者思考的是深匿于概念定义、理论阐释与争议中以特定哲学理论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其间呈现一条从“西方逻辑”向“中国智慧”迁移与融汇的过程。重建体育哲学思想史的范例研究，既实现了理论探索的过程，也凸显了研究基础的反思与重建过程，主要体现在重新反思了体育学与哲学的关涉方式以及引入了“认识型”的作为体育哲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
4.1 体育学与哲学的关涉方式的反思与重建
首先基于思维方式的讨论，可以规避哲学理论与体育学理论之间由于学科壁垒带来的隔阂，进而反思与重建体育学与哲学的相互关联、渗入与融合的方式。既不可否认也不能回避，哲学作为体育哲学的母学科，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被体育哲学学者既极力借鉴又频频垢病，如哲学的二元论几乎成为当代体育哲学的一个原罪式批判起点。这就形成了一个康德式的二律背反“牢笼”，体育哲学借助“新式”的哲学理论批判二元论，而“新式”的哲学理论进入体育哲学理论系统中本身就是一个二元论继续形成的过程。基于“思维方式”分析对哲学与体育学的关涉方式进行区分则能规避二律背反的困境：第1种是工具性的关涉，将体育哲学的论述与分析视为一种哲学理论在体育哲学中的工具性应用；第2种是在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哲学思想的总体性关涉，将体育哲学的论述和分析视为人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哲学理论参与分析的作用是在人类思维发展的思想史主线上找到体育哲学所处的位置，形成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第1种的工具性关涉的方式在体育哲学界并不陌生，甚至习以为常，而第2种思想史的关涉方法并不为学人所熟练掌握。基于“思维方式”的体育哲学研究一方面为思想史的分析方法正名定位，另一方面也为新的研究核心概念与理论渗入体育哲学研究打开了局面。
4.2 “认识型”概念与理论在体育哲学中的引入与应用
基于思维方式境迁的研究固然会呈现明显的思想史特征，但是同时它也能导向体育哲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重建。虽然体育哲学中存在着体育学与哲学总体性和工具性2种关系，但哲学理论在体育哲学中的应用应一体同流，不能被割裂，同时能够形成一整套话语与概念体系，这就需要形成能够兼顾两者的体育哲学核心概念。有关“先于词、知觉和姿态”的“认识型”（l’épistémè）概念的引入正当其时：对“认识型”的探究，“旨在发现在任何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空间秩序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认识型”的概念与研究方法是融合的，它既关注了理论，又涉及了成长与应用背景，科学与哲学在学科上的壁垒又同时被打破。不仅如此，“认识型”讨论的精要之处不在于描绘和梳理，更在于它是自我批判的，“也许以后不久就会消失”，“这并不是它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而是它可能性状况的历史”。以“认识型”为核心概念与理论出发点考察“体育本质”当代中国发问，不直击“本质”对展开体育哲学的西方逻辑与中国智慧思想史的梳理，既不拘泥于堆砌哲学理论与概念，亦非单纯的汇编体育运动经验。无论是古典时代的“符合论”，还是康德之后的“分析主义—实用主义”，还是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都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哲学理论，而是学者形成体育思想的“认识型”。同时，在“认识型”理论的自我批判性下，体育哲学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与分析模式都需在理论与现实的交互中反思与变革。不同的“认识型”之间也形成了交互的可能，这为在不同哲学背景下的中西体育哲学形成了相互借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如果说通过对体育哲学“思维方式”的梳理实现了对体育学与哲学之间关涉方式的反思与重建，形成了“认识型”核心概念在体育哲学中的“进驻”是一种体育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建设。基于“思维方式”的研究路径本身就内聚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特性，为当代体育哲学的发展形成了更为包容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范式。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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