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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坊 | 李光谟:与父亲李济分离30年里的唯一一次见面

2016-07-21 李光谟 碎金书坊


李济在南港工作室内拼凑铜器碎片(20世纪60年代)


编辑按


李光谟是李济先生的独子。1948年底随父母赴台,不久毅然返回上海继续学业,不料暂别成永别。然而,在他们分离的30年里,父子曾有过一次秘密的会面。新出版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修订本)是李光谟先生追忆父亲的文集。为了本次修订,他特别新撰写了一篇《珠海之行》,第一次透露了父子分离30年间唯一一次会面的情形。




珠海之行:与父亲李济分离30年里的唯一一次见面

李光谟


离开台湾十一年后,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去见见你的父母。

1959年秋,李济夫妇应邀赴美做一年学术访问,预计第二年8月乘船返台。得知这一消息后,大陆有关方面策划了几种在途中与李济“接触”的方案,打算到时“约请”参观访问,找机会把他们留在大陆。

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新华社先后发布两批战犯名单,一批军政界的,一批文化界的,后者包括有胡适、朱家骅、陈雪屏等人,李济不在名单上。

当时郑振铎先生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探李济的动向,后来还多次邀请我面谈如何设法接触李济。1950年中科院设考古所,李济的好友梁思永和学生夏鼐任副所长,所长由郑振铎虚领;大陆考古界曾猜测这是在“做李济的工作"。据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学会还空下三个理事位置留给“台湾考古学界",不过李济或许并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事。

船到码头,Y先生以夏鼐的同学、某大旅行社职员的身份接船,拜会李济夫妇,并以旅行社名义请他们登岸。他是来“晓之以理”的,同来的还有“考古所的N副所长”。



1929年安阳,李济和董作宾在压道车上


大陆方面提出了三个分等次的方案:(一)留在大陆居住和工作;(二)或去北京及各地参观,往返自由;(三)或去广州与家人及考古界人士会面,往返自由。三个方案都被拒绝了。李济的理由是,他若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的人太多,在台的亲友、学生必会遭大不幸;即便只是参观访问,回去也有极大风险。他对招待表示感谢,并说他的学生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夏鼐曾想托Y先生转交一封信给老师,其中引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著名的文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历史上丘迟这封《与陈伯之书》是封劝降书。夏鼐这封未封口的信曾经过我之手,读后颇感 “兹事体大”,拿去给尹达看。尹达读完沉默了好一阵,只说句:“夏作铭好糊涂!”把信留下了。

Y、 N两位的“说服”工作大约持续了两三天,未见成效,接着就把 “动之以情”的任务交给我去执行了。

我是党内的所有处分都经过了(只除了“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一条,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官方的任何“职务”),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期、恢复预备期又留党察看,取消党籍,直到“文革”结束后我的党籍才算恢复了……去珠海那一年我还处在被“劝退”那样一个地位。



1929年李济在殷墟


在珠海的一间会客室里,别离的两代人见了面。当时人们都退出去了,给了一个“单独”谈话的环境,但有一位女同志不时进来照看一下我的多病的母亲(非常感谢她!)我跟父母的谈话也只能说些家常。他们问的问题也只是更多地关心我们子女的情形。我那时很穷,是借了一套半新的西服到珠海去的,这方面他们也没多问什么。彼此间的话题更多地集中在两方的一些亲友的状况。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就招呼我们去进餐了,我们的“单独谈话”也就此中止了,“没有成果”。

这是一顿比较“丰盛”的饭。那时还在“困难时期”,我是被“组织”从农场抽回来的。(当时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我记得从农场出来时,还是“偷”了农场两个玉米啃着回城的。这场招待饭在我心目中是很丰盛的了,具体的印象是桌上摆着茅台酒一瓶。父亲大概也是多年不见真“茅台”了,他居然一下也喝了两小杯,还直夸说:“挺好!”

过边界线时,我直怕踩上那条被安保人员事先告诫多次的线;等我抬头一看时,两位老人已经过到“线”另一边的车旁了。我手里攥着的一串香蕉(本欲递给母亲途中用的)也没交到她手中。从此以后,父母亲就再也没有和我见过面了。

 

(选自《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修订本),李光谟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


碎金文丛



《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修订本) 

李光谟  著

丛书“碎金文丛·第三辑”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16-5
页数: 414
定价: 42.00
装帧: 精装

内容简介:

李济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科学考古思想的人,也是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考古学者。他所主持领导的西阴村、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本书是李济先生哲嗣李光谟的追忆文集,借助大量照片、档案和考订文章,展现了父亲丰富曲折的治学生涯。



1933年秋,李济骑驴赴工作地山东滕县安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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