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彼得·沃森：德国与中国，两条平行线

2016-10-08 彼得·沃森 碎金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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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德国天才》一书作者，彼得·沃森。该书中文版近日推出后，他闻讯写下此文。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看到《德国天才》(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在中国出版，非常期待中国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和我写作此书时一样，能获得愉悦并有所领悟。

中国和德国犹如两条宽阔并行的直线，初看隐而不见，但读者或许可以感觉到。我要强调的是这条平行线是宽阔的，不是很紧密的，但无论如何，是发人深思的。

1750年，最伟大的作曲家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去世前后，德国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仰人鼻息的。至1933年，即阿道夫·希特勒攫取权力之时，德国已跃居世界前列。哲学、科学、历史研究、工业、制造业和艺术———首先是音乐，然后是戏剧、电影、考古、诗歌等领域，均已领先世界，而在绘画方面与法国不相上下。至1933年，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已超过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总和。

《德国天才》的目的即是记录这一举世瞩目的变革。其核心是关注德国的教育观念，首先是研究性大学的创建，然后是专业文献(学术期刊等)的出版和博士学位教育。这些后来为美国和英国所仿效，并产生重大影响。博士教育的观念，即一个人花费三到四年的时间详尽地研究某个课题，并把它作为一种职业，意味着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跳跃性地理解周围的世界，造福于全人类。

德国1992年4月9日发行“汤若望诞生400周年“邮票。汤若望，德国人，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曾一度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仰人鼻息”，但是我确实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经历了德国在1750至1933年期间所经历的类似变迁。中国读者或许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德国在那些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十分适宜的。譬如，很显然，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把德国的成功归因于一个特殊的个体“阶层”，他们集非凡的组织能力、学术技能和创造性于一身，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文化市民阶层(Bildungsburgertum)或称受教育的中间阶层。他认为，这一定是任何成功的、技术精湛的民族国家的支柱，他把这一个体阶层称之为“士大夫阶层”(Mandarin)。然而，至少在西方人看来，这个词源自中国，事实上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德国的“士大夫阶层”一直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承担着自己国家的发展。我不想过多讨论这条平行线，毕竟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我的确认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牢记某种东西，尤其是导致纳粹灾难的魏玛政府所引起的士大夫阶层的背叛。在1905至1925年的二十年间，士大夫阶层的收入下降了50%。

国家最重要的机构无疑是其政治组织即政府，其次便是大学，这是《德国天才》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没有充分的——甚至比这更多的——教育，它也不会开花结果。大学及学术创造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伦敦2016年秋

杜挺广译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笔汇，2016年10月01日)

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特使，参加沙皇加冕典礼，随即访欧。到德国时转成拜会已经荣休的俾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