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列维-斯特劳斯“无意识”诘责历史学

（历史学）企图恢复一种虚假的时间上的连续。因为其偏见，历史只可能是局部的，并抛弃了一切有意义的总体性。它“所谓的历史连续性只能通过欺骗性的路线来确保" 。——列维-斯特劳斯

Round.1

历史学家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前半期因为列维-斯特劳斯而经受了比社会学的竞争更加严峻的考验。作为法国人类学的杰出代表，列维-斯特劳斯刚刚显示了一项结构主义纲领的力量，这一纲领要在一种全面化的符号学，即关于人类的联系的新科学中，实现所有人文科学的联盟。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重新开始了弗朗索瓦·西米昂在1903年时留下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论战， 并补充道：“自那以来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不得不指出，历史学坚持了其被确定的朴实而清晰的纲领，并循着它们的路线繁荣了起来。……至于社会学，则又是另一回事。人们所能说的是它没有发展"（列维-斯特劳斯，1949，第3一4页）。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历史学家使实在的事物的一个基本层面具体化，但他仅有的经验论的观察计划使它注定无法模型化。所以他无法进入社会的深层结构，后者还宣布了历史历时性维度的无效。历史学家因此注定要活在没有定形的设计图的不透明性之中，或活在偶然性纽成的无秩序之中，除非他备有人种学家的阅读工具，因为有意识现象像足够多的障碍一样处在了观察者和他的对象之间，而人类学则自称以社会实践无意识的层面作为其探索的境域。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

结构主义的挑战

历史学与人种学由于它们制度上的地位及其方法，的确具有双重的近似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对象，把两者分开的是过去的空间距离或时间厚度。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区别可能在于经验论的科学与概念性的科学之间的区别。所以，唯有像列维-斯特劳斯所构想的那种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才能够通过自称以进入种种心智的围墙之内为目标，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冒险。人们估量到了这样一种纲领所体现的对历史学的挑战规模，尤其当它被《忧郁的热带》这一在1950 年代中期成为畅销书的作者表达出来时更是如此（多斯，1991）。

在这之后不久，在一场作为对《辩证理性批判》的回应而与让-保尔·萨特展开的论战框架内，列维-斯特劳斯对历史的态度比其在1962年的《野性的思维》中把历史描绘为神话的表达还要严厉。历史对哲学家产生的迷惑被揭露为企图恢复一种虚假的时间上的连续。因为其偏见，历史只可能是局部的，并抛弃了一切有意义的总体性。它“所谓的历史连续性只能通过欺骗性的路线来确保" （ 列维-斯特劳斯，1962，第345页） 。

“

历史学家在研究文献时，如果不是围绕着业余人种志学者的见证展开的， 又还能干些什么呢？ 而这些业余人种志学者与他们描述的文化隔得很远，就和近代研究波利尼西亚人或俾格米人的人与其研究对象所隔的一样远。如果希罗多德 、狄奥多尔、普鲁塔克、萨克索·格勒麦蒂克斯和内斯特是专业的人种志学者，了解各种问题的情况，熟悉研究中困难并能进行客观的观察，研究古代欧洲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会进展得慢吗？历史学家远非不信任人种志学者。相反，关注其学科前景的历史学家应当真心地呼唤他们。

人们为了对比而在人种志和历史学之间标出的方法论上的相似是虚假的。人种志学者是某种收集事实，并按照与历史学家的要求相同的要求描绘这些事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人种志学者的话）。历史学家的角色是当对一个时间足够长的时期的分期观察允许历史学家利用人种志学者的成果的时候，去利用它们。而人种志学者的角色则是当对数目足够多的不同地区做了与前者同类的观察后告诉历史学家可能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人种志学者建立了能为历史学家所用的文献。如果文献已经存在，如果人种志学者选择将这些文献的内容纳入其研究之中，历史学家不应该去羡慕他吗？当然这得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人种志学者拥有一种良好的史学方法，并在研究一个他对之有实际经验的社会的历史方面拥有特长。

所以这场论战可以归结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与人种志之间的关系。我们打算表明，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既不在于其对象，也不在于其目标，更不在于其方法。它们具有同样的对象，这就是社会生活；同样的目标，这就是更好地理解人类；以及同样的方法，只是在研究程序的定量方面有一点差别。它们的区别更多在于对补充的角度的选择：历史学组织的是那些与有意识的表达相关联的材料，而人种志组织的则是与无意识的社会生活的条件相关联的材料。

由此，人种志不可能仍然对历史进程以及社会现象最明确的意识漠然置之。但是，如果人种志像历史学家那样充满激情地关注它们，那就是通过一种倒退，达至不承担它对事件和思考应负的一切责任。人种志的目标是超出人类关于其变化的有意识的、总是不同的形象而达至无意识的可能性的遗产，后者并非无限多的。而且所有这些无意识，以及一种无意识与另一种无意识之间的相容或不相容，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逻辑结构，而历史的发展可能是不可预见的，且从来不是随意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著名格言：“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创造的东西"的前半句为历史学作了辩护，而其后半句则为人种志作了辩护。与此同时，它表明这两种方法是不可分离的。

如果因为人种志学者主要分析社会生活的无意识因素，就假设历史学会忽视这些因素，那将是荒谬的。历史学家也许企图首先根据社会现象在其当中体现的事件，并以个人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来分析社会现象。但是，在其为 了重返和解释在作为他们的表象或他们的行动……的结果的人身上显示出来的一切而逐渐取得的进展中，历史学家清楚地，并且以越来越强烈的方式知道，他应当呼唤人们去援救整个无意识的制作的机构 。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49年，“历史学与人种志"，《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第3一4期，第363一391页，重刊于《结构人类学》，巴黎，普隆出版社，1958年，第9-39页

且看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如何回应列维-斯特劳斯对历史学的诘责，“碎金书坊”下期送上

（本文选自《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由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

相关阅读

19—20世纪的法国史学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米涅、米什莱、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 阿里埃斯等人将法国的史学研究推向顶峰。《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已于近日上市，这是一部了解一百多年来法国史学发展的佳作。

当代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鲁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亚等人在书中系统地讨论了年鉴学派的成长、兴盛，以及年鉴学派之后史学的新进展，同时也详细介绍了年鉴学派之外法国诸多历史流派的情况。读罢全书，法国史学在过去一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将清晰跃然眼前。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的论证中除人类学外，还涉及到了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事物的命名与分类方式，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名称与一般名称关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历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论述的方式也别具一格，其中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往往交相并用。此外，尽管我们会在本书文句中不时遇到借自控制论、信息论、逻辑代数、结构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术语，但它绝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学风格的人类学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

在《图腾制度》中，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原始人的思维和人类学家们所研究的图腾制度。他通过对各个人类学家对图腾制度的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和借鉴来阐述二元心智结构。本书主题是通过对图腾制度的考察来讨论人类的思维活动类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通过图腾制度，动物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分系统或曰符号系统，动物的区分系列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示。

购买本书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链接

新书回顾：

谢谢观赏

碎金书坊

“碎金书坊”为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文史类图书宣传公共号。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送上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文史类新书书讯书摘，也将一一请出深藏在经典好书背后的作者、译者、责编，与读者共话那些令人无比着迷的思想与发现。

碎金中自有真知，期待着与您的相遇。

微信号：cpclassics 

戳原文，买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