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M.I.芬利：《古代经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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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5期

20世纪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巅峰之作

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有何不同？芬利认为，在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领域，古代经济更多是与财富、地位和身份等联系在一起的，并非纯粹盈利与否的问题。人们投资的目的并非赚钱，几乎都是最大限度地获取较高等级和地位，步入上流社会。投资并非致富的主要手段，地位和身份才是聚敛财富的法宝，“利用政治赚钱的机会怎么夸张也不过分”。

——编辑推荐

古 代 经 济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作者:〔英〕M.I.芬利 

译者：黄洋

出版日期：2021-10

【内容简介】《古代经济》是英国著名古史学家M.L.芬利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是作者在担任世界最为著名的萨瑟尔讲席教授期间所做的系列讲座基础上写成的，主要阐述了古代经济，尤其是希腊和罗马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提出了研究古代经济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其观点被学者称为“芬利模式”，即古代经济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而是“嵌合的”，嵌合在其所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而这一解释模式至今仍未被取代。
【作者简介】

M.I.芬利(M.I.Finley,1912—1986），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更多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著有《古代经济》《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古代世界的政治》《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希腊人》等。

M.I.芬利 【译者简介】黄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政治史、古希腊经济史、古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出版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专家推荐】

20世纪里没有任何一本书对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芬利对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深刻洞见仍然会处在我们讨论的中心。任何有据可依的对这些现象的讨论都不得不从芬利模式出发。

—— 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学教授）

事实上，在《古代经济》出版整整4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出现新的解释模式能够代替芬利分析和理解古代经济的模式，古代经济史家也仍然不得不在芬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黄洋（复旦大学教授）

目录

修订版序

前言

第二版前言

大事年表

地图：2世纪的罗马帝国

第1章  古代人及其经济

第2章  等级与地位

第3章  主人与奴隶

第4章  地主与农民

第5章  城镇与乡村

第6章  国家与经济

第7章  进一步的思考(1984年)

缩略语与标题简称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精彩试读 希腊罗马对财富的态度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个人的独立和闲暇。亚里士多德写道：“自由人的条件，是他不生活在他人的束缚之下。”从其语境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所说的生活在束缚之下，并不仅仅限于奴隶，而是包括雇工和经济上依赖于他人的其他人。希腊文的用法提供了线索。希腊文中的词语ploutos和penia通常分别译为“财富”和“贫穷”，但事实上有不同的微妙之处，即凡勃伦所说的“剥削和苦役之间的区分”。一个“富人”（plousios）是一个足够富有而适宜地以财产的收成为生的人，而一个“穷人”（penēs）则不是。后者不必是没有财产的人，甚至不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他可能拥有农庄和奴隶，他可能积攒了几百德拉克马的钱，但他自己还是被迫从事谋生的活动。简言之，“贫穷”（penia）意味着被迫劳动的严酷状况，而没有任何资源的赤贫者则通常称为ptochos，是个乞者，而非“穷人”。阿里斯托芬幸存下来的最后一部喜剧《财神》中，“贫穷”是个女神（这是喜剧家本人的发明），而且她强烈反对她和“乞讨”（ptocheia）是姐妹的说法（第552—554行）：“乞者的生活中……一无所有，‘穷人’生活节俭，辛勤劳动，没有剩余，但也不会缺乏生活所需。”­ ——摘自第2章

 当然如果不留神、没有获取财富的真正兴趣，尤其是如果没有政治影响和地位，意外收获是不能实现的。甚至有些人——我相信不太多——主动投机于废弃财产，尤其是城市建筑中。克拉苏是个传奇性的榜样（普鲁塔克：《克拉苏传》，2.1-6）。我并不是在试图论证说，在古代世界的绝大多数时期不存在土地财产的不断流动。若是如此的话，就不可能有我前面强调的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就不可能一方面有特里马尔乔，另一方面有像导致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死亡的公有地侵占者那样的人，以及后来像阿厄诺巴尔布斯和希罗德斯·阿提库斯这样的人。我试图在做的是准确地确定古代的“投资”概念，定义其观念和做法上的特征和局限。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古代作家并未以收入最大化的语言把土地描述成最好的投资；毫无疑问，如果大规模拥有的话，土地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们把它排在首位，至少同等重要的理由是“自然”和高尚道德，而且他们尚未学会在高尚道德和收益之间划上简单的一对一等号。我们应当记住，即便是在今日，仍有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心知肚明地接受农业投资的低回报率，因为有“直接的金钱收益之外的”好处，即“个人安稳的感觉、打猎的权利、社会地位、可能还有一些税收的好处”。

——摘自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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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杜廷广
  微信编辑 |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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