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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星辰神话发生很早,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先秦诸子已经开始,至11世纪的宋代笔记,都有记载,历时长达17个世纪之久。而且这个神话还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中国人对星辰的关注这样耐心和持久,这在其他天体神话中是少见的,其他任何日月神话都没有它丰富。在世界神话史上,中国的星辰神话的传承时间,大概也是最悠久的一种。中国星辰神话的观念和实践,与人体、自然界、动植物、官阶制度、日常生活和传统节日都有联系,母题复杂多样。部分星辰神话转为道教神话,在道教仪式中使用。中国农业社会的民俗信仰离不开星辰,星辰被放在天地四至、方位、方向、风、雨、雷、电、云、雾的观测体系中,并起到主宰作用。在这些气候气象中,星神往往是掌管其他现象的领袖,还具有人间名人的灵魂。少数星辰神话演绎为男女爱情故事,但都是两界相通的神话,不是在单纯的现世生活中叙事。一般认为,中国的星辰神话,在历史文献中记录最早的是牛郎织女。最早的文本是《诗经·小雅·大东》,诗中提到了“织女”和“牵牛”两颗星的名称,还提到“维天有汉”,“汉”就是银河。西汉司马迁写《史记》,在《天官书》中提到“织女”和“牵牛”,这时已经吸收了神话故事的说法,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牵牛是天庭的神牛,但一笔带过,写得很简单。总的说,从先秦到西汉的文献中,都没有关于两星夫妻关系的记载,但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有性别的两颗星、动物牛、桑织植物和织造业,以及银河星系,这些元素都有了,只是没有用故事把它们连在一起讲。自东汉起至六朝,牛郎织女的星辰故事逐渐向星星夫妻母题靠拢。王逸《楚辞章句》已有织女成亲之说,原文为“传说兮骑龙,与织女兮合婚(哀岁)”,但故事中尚未出现星星丈夫。到了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有了星星丈夫,两星相配的关系也固定下来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织女。纤纤出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在《古诗十九首》中,两星相恋的母题基本完整,叙事也是拟人化的,不过还没有加入人和动植物的情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引《岁华纪》:“织女七夕当河渡,使鹊为桥”,有动物助手情节,但没有星星丈夫,仍不完整。自魏晋六朝起,印度佛典和譬喻师的宣说传统,大张旗鼓地输入到中国,中国原有的很多简单的神话情节,一下子变得羽翼丰满起来。一些互相没有联系的、无生物的自然物神话,与印度的外来传统结合,很快发生了基因突变。突变后的神话,产生了人间烟火气息,出现了完整的母题。其中,有的还变成宗教神话,有的变成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神话,有的变成自然与人类整合的家庭神话。正是在这批突变文献中,《牛郎织女》变成了中国的《星星索》神话。钟敬文1932年发表《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这是中国民俗学者最早研究《牛郎织女》神话的长篇文章。在此文中,他指出与这个神话有关的魏晋六朝文献共5种,包括干宝《搜神记》、郭璞《玄中记》、句道兴《搜神记》、刘义庆《搜神后记》和《幽明录》。这是在相同时段产生牛郎织女最多文本的时期。在南北朝殷云的《殷云小说》和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都有对《牛郎织女》神话的记载。钟敬文指出印欧故事中的相似类型有:一、一男子见一女在洗澡,她的“法术衣服”放在岸上。二、他盗窃了衣服,她坠入于他的权力中。三、数年后,她寻得衣服而逃去。四、他不能再找到她。与钟敬文同时代的日本学者,如西村真次、出石诚彦、高木敏雄和松村武雄,也对这个神话进行了研究,西村真次还认为,中国的这个神话类型是印欧类型。钟敬文由天鹅处女母题入手研究《牛郎织女》神话,受到他们的影响。但钟敬文没有强调这一星辰神话的传承以汉代为定论,而是将之放在汉魏六朝至唐宋的较长历史时段内讨论,这是他与包括出石诚彦在内的日本学者不同的地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达,道教也很兴盛,都对星辰神话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佛教哲学还迫使儒学改革,顺带改革了儒家对神话的规避拘谨。宋代文献不仅容纳神话,还开辟了记录神话的独立渠道——以《太平广记》为代表的“广记”体,与以《太平御览》为代表的“御览”体,在这种变革中,星辰神话经过神坛,走向民间,越传越广。我们将钟敬文的母题与印欧同类母题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较,可知钟敬文是有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依据中国文献的实际,原原本本地讨论神话,他不照抄“西村教授或雅科布斯氏等所拟定的型式”。还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他承认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使这个故事“有很大的演化”。他的做法,让我们看到这个星辰神话的多元形态,具有自然神话(《诗经》)、文献神话(牛郎型)、宗教神话(织女型)和民间神话(共同型)的多样性。到了现代中国社会,《牛郎织女》神话大都混合了以上要素,变得更像家庭生活故事。中国现代流传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情节单元编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