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张祎《制诏敕劄与宋代中枢体制》（北大史学文库·青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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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6期

一部行政文书背后“活”的制度史

揭开东京梦华面纱下隐微的日常运转 

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政治史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而在政治史研究中，历代王朝中央朝廷的运作制度又是重中之重。《制诏敕劄与宋代中枢体制》一书突破了传统中央朝廷政治制度的研究框架，将目光聚焦于日常行政最重要的载体——朝政文书之上，进入到宋代中央朝政运转的核心领域。宋代政治以其叠床架屋、相互掣肘著称，所以朝政文书种类繁多、名目混杂。对此，此前鲜有研究细致梳理。本书从传世文献和碑刻拓片、实物文献两方面入手，依据文书本身的历史面貌来辨析宋代朝政文书的种类和实际运用情况，详细考察文书制度的记载与运转状况的张力，进而勾勒出宋代中枢政治演进的脉络。本书进一步确证了“皇帝走向政务处理的前台”这一长时段历史线索，打破了传统阶段性、判断式的历史论断，更为细腻地刻画了宋代政治的主线特征。让制度研究不再是静态，而是“活的制度史”。

——编辑推荐

制诏敕劄与宋代中枢体制

北大史学文库·青年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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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祎  著

2024年7月出版

ISBN：978-7-100-24043-7【内容简介】“制诏敕劄”，是本书用以概指宋代皇帝、宰相所发各种命令文书的统称。相关文书包括麻制、书诏、敕牒、劄子等多种类型，文献中指称的概念繁复淆乱，给研究者准确、深入理解史料带来不少麻烦。本书尽力搜讨传世书帖、碑刻拓本中能够呈现文书原貌的资料，总结体式，辨析名类，并结合史料记载，梳理其功能、制度的渊源流变，大致厘清宋廷命令文书的基本体系。在此基础上，围绕皇帝、宰相、词臣制定或运用相关文书的程序与制度，考察日常政务处理背后的权力关系与运作机制，从而增进我们对宋代中枢政治体制的认识。【作者简介】

张祎，江苏高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副教授。1998年至2002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本科，2002年至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宋史，主要从事宋代制度史、政治史研究。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汉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主持，2011—2014年），担任子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书制度与北宋中枢政务运行”。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宋代的诏令制度

第二章  麻制任命与翰林学士草制

第三章  告身制度与外制官的职事

第四章  敕牒与宋代“告敕并行”现象

第五章  劄子与宋代宰相的日常理政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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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试读唐宋时期，诏令名目的使用呈现出一种颇为混乱的状态。诏令名目繁多，各种文书在不同文献、不同场合中会被冠以不同名目，同一名目在不同文献、不同场合也可能指代不同种类的文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缘于唐宋时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中枢政治体制经常处在发展、演进、调整之中，新现象、新情况层出不穷，相应诏令制度的变动、演化也较为剧烈。新旧名目并存，别名、俗称不断衍生，而当时的士大夫乃至朝廷行文，对于诏令名称的使用，并不讲究严谨，往往只求达意而已。这对生活、浸润其中的官员而言，不会造成误解和不便，但对于千载之后试图通过诏令制度理解当时政治运作的研究者来说，则未免如堕雾中，茫无头绪。想要厘清唐宋诏令类型，抛开繁杂混用的名目，紧扣文书体式着手辨析，是相对可行的研究路径。文书体式以行文格式、标志用语为核心，其余签署、用印、文体、形制等是相对外围的特征。抓住核心区别，参以外围特征，基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文书以及同一文书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演变，相对层次分明地梳理清楚。这就是本文讨论文书制度的基本思路。

通过本章的梳理，可以看出，唐宋时期的诏令制度，从所谓“王言之制”到“命令之体”基本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诏令类型的区分，一是要承担不同的功能，二是要呈现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像册书、诰命作为官员任命的凭证，制书、发日敕等用于发号施令，慰劳制书、论事敕书赐予臣僚，表达君主的劝谕和告诫。诏令类型的演化，也是适应类似不同的出令需要，像御札、敕榜从“书诏”衍生出来，承担特定的出令功能，慰劳制书渐趋消失的同时，论事敕书分化出诏书、敕书来赐予不同等级的官员，体现等级差异，等等。

御前劄子，或说手诏，是宋代诏令制度相较于唐代而出现的新事物。这类文书原本属于所谓的“内批”“御笔”之类，是皇帝发表个人意见、参与朝廷日常政务处理的一种文书形式。刚开始并非正式的命令文书，未被纳入“命令之体”，后来对宋代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算作朝廷指挥政务最常用、最重要的诏令形式。手诏制度的发展，是宋代皇帝日益走向政务处理前台的重要表现。“皇帝走向政务处理的前台”，是分析古代皇权演化趋势的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提法。一定程度上，它避开了传统“皇权强化”理论本应量化而实际无法量化的关于皇权变大变小、受限或多或少的问题，可以采用一些更为直观、更易观察到的现象来作为参考标准。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置于皇帝的直接统属和指挥之下；皇帝参与朝廷日常治国理政的程度越来越深，介入指挥的事务越来越具体；皇帝逐渐成为朝廷文书流传、政务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等等。在类似现象中，宋代手诏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当然，所谓“皇帝走向政务处理的前台”，是中国古代政治史演进的总趋势，不能僵化拘泥地理解为后来一定胜于前代。秦皇汉武之类精明强干、独断专行的早期帝王，明显比南宋权相主政时期个人能力低下的宁宗、度宗更加处于“政务处理的前台”。由于蒙古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元朝君相权力关系就表现出“皇帝委任责成，大胆放权，大臣勇于任事，不加避忌”的特殊情形。相对宋代而言，元朝皇帝更多退居幕后。历史演进中存在许许多多的特例、波动、曲折，但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可以明显观察到的。

——摘自本书第一章“宋代的诏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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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  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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