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林世田、赵洪雅：宋刻本《经典释文》的流散与合璧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2年第2期，第178-191页。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文献》编辑部授权发布！）
关键词:《经典释文》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古籍保护 赵万里 周叔弢
作者/ 国家图书馆 林世田、赵洪雅
唐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是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但历来传刻较少。宋本《经典释文》见诸流传者仅有两部，一部为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后惨遭火厄;另一部为宫廷旧藏宋元两朝递修本，共三十卷，原装四函二十四册(初刻于南宋孝宗朝以后)，现藏国家图书馆。除宋刻本外，《经典释文》刻本今仅有清代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本和卢文弨抱经堂本存世，而这两种刻本均源于明末叶林宗对绛云楼本的影抄本，三者均有不少讹误。因此，国家图书馆藏《经典释文》是今唯一所存宋刻全本，弥足珍贵。
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三十卷
（图片源自：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关于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的流散经过，学界已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王菡从藏园题跋入手，研究了傅增湘对《经典释文》的校勘及其与北京琉璃厂书肆的往来[1]。刘蔷整体研究清宫“天禄琳琅”藏书存世状况，并述及北平接管时期沈阳故宫藏书拨运北平的史事[2]。柳向春根据赵万里信函，对《经典释文》首函前五册的购藏经过有细致发覆[3]。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经典释文》不同时期的流散经过，但对《经典释文》的调拨，特别是北平和平接管时期的史实关注较少。当时主要负责人的日记、政府公函、机构档案等，为我们细致展现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政府、学者、收藏家对珍贵古籍的鼎力护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兼采时人日记、信札及文书档案等，连缀增补，以求复原《经典释文》聚散全貌。
一、《经典释文》流散经过
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原为清内府天禄琳琅旧藏，一直深藏秘府。1922年，该书曾以“赏赐”的方式被偷运出宫，并短暂见于市肆。据《赏溥杰书画目》记载，1922年8月24日，赏溥杰“宋板《经典释文》，一部四套”[4]。当年11月，傅增湘即在北京琉璃厂亲见其中的两册，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余在文德堂睹首册及《周礼音义》上卷，计二册。”[5]可知此书流出皇宫不久就进入书肆流通。傅氏还写有一篇跋文:
昨于厂市文德堂见宋刊两卷，言是内府付出装订者，亟往一观。行款与通志堂本同而每行字数时参差，则自别为一本矣。卷首尾御玺数方，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文渊阁印”……字体方整，犹是南渡初风范。因爱不忍去手。商允假归一读，取此刻对勘，改正殆数百字，即宋版显然误者，亦毕录不遗。原本蚀损及刓敝不可辨者，加朱点于本字旁。屏除百事，端力为之，一日夜而毕。闻全书今存涛贝勒邸中，异日当求窥全豹，俾此书得竟全功。或许印行世间，流布万本，亦艺林之一快也。壬戌十一月初一日，傅增湘记于藏园长春室。[6]
据柳向春推测，当时或因溥仪大婚，急需筹措经费，故而变卖珍本。柳氏考证，文德堂东家为天津藏书家李盛铎(木斋，1859-1934)[7]，则当时变卖此部《经典释文》的经手人或即李盛铎。然而，或许因宫中经费有着，或因估价过低，此书最终未能成交。此外，傅氏所见《周礼音义》上卷为《经典释文》第二函之首册(卷八)，则1922年售卖于文德堂者当分别为首函首册及第二函首册。
此后二十馀年，此部《经典释文》杳然无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此后4个月长春处于无政府状态，其贮藏于伪皇宫小白楼内的皇室藏书遭到哄抢。此部《经典释文》亦散为三批:第一批为首函前五册(卷一至六)，1946年长春尚古斋古玩字画店赵姓书贾将其售予北京琉璃厂蜚英阁书店主人裴子英，裴氏随即转交同业藻玉堂王子霖代售，后经赵万里苦心搜购，归于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为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第二批为首函末册(卷七)，1948年周叔弢以二两黄金购得。第三批为剩馀三函十八册(卷八至三十)，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东北文物管理处接收，先归沈阳博物院(以下简称“沈博”)，后于1948年10月运至北平。现以时间先后，详述其流散经过:
1946年1月，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时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嘉璈(1889-1979)命人以马车将伪宫内书籍运至长春市政府存放，同时选出钤有天禄琳琅藏书印玺的善本书13箱92部1449册，暂存中央银行。可惜在此之前，包括《经典释文》首函六册在内的一部分宋元善本已流失宫外。
溥仪出逃后不足一年，《经典释文》首函便已出现在平、津市肆上求售。1946年5月，周叔弢致信赵万里(斐云，1905-1980)，“谈访求《经典释文》及故宫散佚之书等事”[8]。信中称:“闻《经典释文》首函已有人向蒋馆长求售，此书万不可失，真人间瑰宝也。”[9]“蒋馆长”即时任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1898-1990)，可知1946年5月前，书贾曾拟将《经典释文》首函售予中央图书馆，但交易未成，而周叔弢、赵万里等人已对此有所耳闻。周叔弢在信中又称:“再者，故宫残佚之书，当局不知是何主张?暹意极罕秘者，无论或完或缺，皆应以重值收回。其它无足轻重者，听其流通可也。书估出关收买，尤宜鼓励之。不知尊意以为然否?”[10]可知此书甫一散出，周叔弢、赵万里等先贤即已达成共识，认为“无论或完或缺，皆应以重值收回”。这也与此后两人苦心求访、力求合璧的实际行动一以贯之。
此后不久，张嘉璈将长春伪满皇宫的藏书分装13大木箱，由时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主任金毓黻(1887-1962)接收，先空运到沈阳，准备再转运南京。“当时臧启丰、金毓黻、张作相等向张嘉璈提出此书(引者按，指这一批书)应归图书馆接收”[11]。据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记载，1946年8月15日，“蔣蔚堂、李济之两先生来自南京”。16日，“午后陪同蒋、李二公阅图书、博物两馆。竟日奔驰，殊感疲劳”。17日，“董副参谋长彦平字佩青邀诣中央银行点收宋、元、明善本书十三箱，立时运送博物馆。点收时有蒋蔚堂、李济之两君在侧”。18日，“午前在博物馆开箱点书，此皆长春伪宫所藏，十九为希世之宝，计共宋、元、明本书九十二种、一千四百四十九册，不为不多。内宋版占十分之六七，元版占十分之二三，明版不及十分之一。此为张嘉璈先生自伪宫搜出运至沈垣者”[12]。由金毓黻日记可知，1946年8月中旬长春伪宫藏书暂运中央银行后，蒋复璁和李济特从南京到沈阳观看这批藏书，并对此批藏书的版本年代作出初步鉴定。《经典释文》除首函之外的三函十八册即在这批藏书之中。
而首函前五册自长春伪满皇宫流出后，流落至长春尚古斋古玩字画店赵姓书贾处售卖[13]，后被北平琉璃厂蜚英阁书店主人裴子英购回北平，又转予同业藻玉堂王子霖代为出售。1946年8、9月间，赵万里得知消息后，当即借款200万元，为平馆收购此书。其在9月9日致徐鸿宝(1881-1971)信中叙述此事甚详:
此次沈阳接受赏溥杰各书共九十二种(书目可向慰堂兄索阅)(十九系残帙)，中有宋版《经典释文》，仅存三函十八册，较原目四函廿四册尚缺六册。近闻人言，估人赴东北者携归字画(闻有宋画数卷，已寄沪。里亦有所调查，容后再告)、书籍，但秘不示人，百计追寻，始得见《经典释文》五册，系原书一至六卷……乃不动声色，与之理论。初索五百万，再后落至二百。但回顾平馆，不名一文……乃连夜求援于傅公孟真，渠亦称奇不置，由里手写借据，向北大借得现款，驰往交割，抱书归馆，为之大快!里所以作此紧急措置者，因恐平津有力者得知后，估人大索高价，吾辈更无法问津也(某君已先知有此书，追索甚急。迟一步恐连书也看不到)。[14]
赵万里在当时平馆“不名一文”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求助时任北平图书史料管理处主任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1896-1950)[15]，紧急向北大借款200万元，购回此书，其为平馆购书之心至诚至切，可见一斑[16]。信中所指追索甚急的“平津有力者”“某君”，当即指1946年5月告知此书流散消息的周叔弢。当年10月，周叔弢再度致信赵万里云:“《经典释文》节前有人拟携求售，中途为王子霖取去，卒归北平馆，可贺之至!不知谐价若干?当时亦索一百四十万元也。”[17]可知之前书贾已向周叔弢求售，当时要价140万元。然交易未妥之际，即为北平书贾藻玉堂王子霖收去，转手以200万元价格售予平馆。
赵万里先生
1948年春，辽沈战役爆发，国民政府有关人员拟将沈博所藏珍品运平保管。4月24日，教育部长朱家骅电令以金毓黻为东北文物暂时迁运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设法抢运现存东北的文献、古物。10月1日，金毓黻“将沈阳博物院藏珍贵图书及古物可供展览之用者亦约二吨一并运平”[18]。这二吨图书和古物中，就包括《经典释文》三函十八册。至此，除首函第六册仍不见踪影外，《经典释文》之其馀部分皆已齐聚北平。
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卷七
（图片源自：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就在沈博文物古籍运抵北平的当月(1948年10月)，《经典释文》首函第六册(卷七)突然现身北平琉璃厂书肆，并标以黄金二两之高价。此册卷末镌校勘官衔名达廿八行之多，对考辨源流及版本判别大有裨益，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此册得以与首函其馀五册分开售卖并单独定价，且售价远较他册为高。1949年2月26日北平图书馆致文管会公函载:
前年日寇投降，溥仪出走，长春伪宫藏书因而散出，为商人辇运来平者甚多，此宋刻《经典释文》残本，亦赫然陈列于市肆中，本馆遂得收购是书之前六卷，共五册，颇引为幸事，而当时沈阳博物院筹备处在沈接收长春伪宫残存各书，亦检得是书之卷八至卷末十八册，合之本馆所购五册，共二十三册。尚缺卷第七，彼时尚无人知其下落。
去年(1948)十月此第七卷《经典释文》一册，忽于本市琉璃厂书肆中发现，审查版本印记，均与本馆及沈阳博物院筹备处所藏者相合，确是一部无疑，索价黄金二两，彼时因馆款支绌，未能照购，遂为天津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以相当黄金二两之伪金圆券购买，并声明随时愿照原价让归本馆。而沈阳博物院金主任毓黻现在再三表示，愿以彼处所藏十八册移归本馆，俾成合璧，以垂永久。[19]
据传，当时书估曾扬言绝不将《经典释文》首函第六册卖予平馆。故而平馆虽得知消息，却因售价过高而无力购回，终为留心于此书的周叔弢闻讯高价购得。至此，《经典释文》全部四函二十四册虽分散三处，但终于“浮出水面”，下落清晰。
二、《经典释文》的调拨与合璧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的领导下，经多方努力，复使散存三处的《经典释文》合为完帙:1949年4月，沈博先将所藏三函十八册拨交平馆;平馆随即又将原藏首函五册与沈博移交的三函十八册，共二十三册一并归还故宫博物院;1949年6月，周叔弢亦慨然将其所藏首函最后一册捐赠国家，与故宫所藏二十三册合璧归一。现以时间先后，详述此段调拨过程: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对平津形成包围之势。北平作为未来新中国首都的首选，力争和平解放，而保护、接管文物收藏单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4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开始组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1月1日，北平市军管会正式成立，由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其下设文化接管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由时任华北大学[20]党委书记兼教务长的钱俊瑞任文管会主任[21]。文管会下设秘书室和四个部[22]，其中文物部由尹达、王冶秋分别担任正、副部长，负责接管故宫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北平图书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四个单位以及沈博和国史馆两个驻北平办事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两天后，即2月2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王重民等即已得知军管会的接管安排，据《马衡日记》载:“二月二日(星期三)。先阴后晴。履儿(马彦祥)十一时入城，来电话报告旋即来院，谓接收本院者为尹达、王冶秋。接收者共四处:一为本院，二为北平图书馆，三为历史博物馆，四为文物整理委员会。有三亦来报告已与尹达晤谈，日内当来接洽。”[23]一周后，即2月9日，平馆收到北平联合办事处(秘字第274号)函，“派钱俊瑞、陈微明赴北平图书馆联络商讨交接事宜”[24]。2月13日，尹达、王冶秋、马彦祥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112号令，宣布军管会自当日起正式接管北平图书馆。至1949年3月上旬，文物部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六家单位的接管，其接管方针均为领导留任，职工一律原职原薪。
2月13日接管平馆后，王冶秋与代理馆长王重民等人议论起《经典释文》的流存状况，一致认为应及早将存留在沈博的三函十八册与周叔弢收藏的首函第六册设法收归一处，使其复为完璧，认为这对收藏、对外开放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25]。为此，平馆在边接管边整理的方针下，于2月26日致函文管会，提出收购周叔弢所藏第六册并调拨沈博三函十八册的建议:
兹查是书既系天壤孤本，且为语文声韵学者必读之书，今幸无恙，而分存三处，日久终恐有残毁之虞。若及时合藏一处，俾其散而复聚，既可永垂不朽，亦复为书林佳话。兹拟恳贵会拨给相当黄金二两之人民券，俾能先行收购周叔弢先生所存之一册，然后再与沈阳博物院商洽移让办法，至为感幸。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见复为荷。[26]
请示文管会后，王重民又以私人名义致信金毓黻，请求其将《经典释文》三函十八册以交换的方式移让平馆，金毓黻收信后当即来电允诺同意交换。2月28日，王重民又致信王冶秋汇报此事，并请其收到金毓黻公函后速予批准，以便将沈博所藏部分留在北平:
冶秋先生:
购买宋刻《经典释文》一册事，自向贵会请示后，即用私人名义致沈阳博物院院长金毓黻先生一信。顷接其来电话说一定留与北平图书馆，唯其他古书日内要运回沈阳，应先得贵会指示，方能特别留下，稍后再商议交换品(北平图书馆有金石甲骨不少，正可作为交换品)，令重民转告先生，即与该院去一指示，现在想到:此事应由金院长向贵会请求，故下午又致伊一信，请金院长速上一公函，望见该公函后，即速作指示，嘱其将《释文》留下，以便交换为祷!
先生何时有暇，请先期示之，以便早日召开股长以上职员会议。专此。即请
署安
弟王重民友
二月二十八日[27]
王冶秋得知沈博的意向后，即向文管会主任钱俊瑞汇报。钱俊瑞认为此事宜速办，不可稍停，遂于3月2日以文管会的名义发函，向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汇报。信函中说:“除向沈阳博物院交涉移让外，并报请本会核办。查该书实为海内孤本，可否转请天津军管会动员周氏捐赠其所藏之一册，或以低廉价格收购，俾使该书散而复聚。”[28]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叶剑英收到文管会信函后，很快与天津市军管会联系关于收购周叔弢所藏首函第六册之事。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随即转请天津图书馆副馆长井守文与周叔弢沟通。3月15日上午十一时，井守文拜会周叔弢，探询弢翁是否能将首函第六册转让平馆，“据周君表示伊现在景况只好议售，或可按原价，若过一时，景况好转，亦可捐赠”，且“此书现存北平友人处”。因此，井守文建议:“可转达北平图书馆迳与周君接洽，交书手续即在北平办理。”[29]
3月21日，天津市军管会在致北平市军管会的信函中将沟通结果予以通报。北平市军管会一方面于3月29日致信文管会主任钱俊瑞、副主任陈微明，决定同意购买周氏所藏之首函第六册，“但款项问题，须迳找华北政府洽商解决”，同时批准将沈博所藏三函十八册“让予北平图书馆”[30]。另一方面，文管会亦积极与故宫、沈博协商迁运事宜。《马衡日记》记载:“三月卅一日(星期四)。晴。王冶秋来谈，知沈阳博物院移入关内文物将悉数迁回。”[31]金毓黻在勤于治学的同时，肩负起护送沈博文物返回沈阳的重责，其在3月31日的日记中说:“近数日内整理沈阳文物运回原地，余亦将随同还沈交代，往返期以十日。往日余奉命将沈阳运平保管，系避免损失。今日平沈两地均已解放，故以运回原地为当。此为了余责任，故亦不避劳瘁回沈面交。”[32]
此外，金毓黻、王利器、赵万里诸先生还对《经典释文》的版本和装帧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金毓黻得知文管会决定将沈博三函十八册拨归平馆后，在交付之前的有限时间内进行了校勘，至3月31日，“前后共校《春秋》三传、《周礼》，计凡四种，余未及校。宋本《释文》不日须交出。但收存者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尚在随时借校，姑以俟诸异日可耳”[33]。4月4日，王利器将所撰《〈经典释文〉考》一册赠予金毓黻，该书“考证极详赡，论证沈阳所藏《经典释文》亦颇详尽”[34]。1949年7月底，金毓黻在考证元重刻宋淳熙台州本《颜氏家训》七卷《考证》一卷时，发现有黄丕烈跋文，云“书分三册，卷首及尾皆有‘省斋’二字及‘共山书院’四字图书，虽省斋不知谁何，而共山书院则元代也。每册首尾纸背有一长方钤记，其文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失，典掌者不许收受’，皆楷书朱记”，得出宋版《经典释文》与《颜氏家训》同出一源的结论:
按前年自长春伪宫流出清内府藏宋版《经典释文》共二十四册，原订应为十二册，后改订一册分为二册，每册之首有省斋及共山书院二印，其首尾纸背亦有长方钤记，其文及尺寸与黄氏所记同，应知与《颜氏家训》同出一源。赵君万里告余云，此书原为蝴蝶装，故钤记在纸背上，此说良是。[35]
4月4日，沈博所藏《经典释文》三函十八册正式移交北平图书馆，加之平馆原有的首函前五册，共有二十三册。金毓黻日记中亦称“近以此书归北平图书馆，以两方所存可作延津之合，亦一快事”[36]。此时，唯周叔弢所藏第七卷一册尚未入藏，因此平馆再次致函文管会，“拟恳速作决定拨款购买，俾此天壤孤本得以散而复聚”[37]。4月13日，故宫博物院按照文管会的指示，将“清内阁宋、元版书籍九十馀种”从沈阳故宫博物院驻平办事处运回，“在故宫绛雪斋点交，约一日而毕”[38]。故宫接收后，照册查对，据故宫档案，沈阳归还的原清宫藏书“综计九十二种，共一千四百八十册。除《礼记》重号、《经典释文》《爱新觉罗女宗谱》及交回之重复本七种外，由沈阳博物院正式移交八十二种，一千二百四十一册”[39]。马衡在日记中也记载:“四月十三日(星期三)。晴。接受佚书八十二种，以七种交还东北文化管理处。下午始毕，尚有宋本《经典释文》一种已提交北平图书馆。”[40]4月15日，平馆遵照文管会与故宫博物院的共同决议，“特将该书三函十八册连同本馆原藏之五册，共二十三册，随函送呈贵会验收并请转交故宫博物院庋藏为荷”[41]。当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写收据[42]，《经典释文》二十三册重新回归故宫。为此，马衡院长特地致函北平图书馆:“今交还本院，俾天禄琳琅旧藏复还故宫，本院受此鸿惠，至深感谢!”[43]
周叔弢先生
仅一个多月后，周叔弢于1949年6月，“举珍藏的海内孤本宋版《经典释文》第七卷一册捐赠国家。此册与故宫藏品相配，遂成足帙”[44]。周叔弢的义举受到人民政府的奖励，时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45]主任的董必武向周叔弢致谢函并颁发褒奖状[46]: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启
六月廿五日[47]
在军管会接管平馆、沈博、故宫后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上至军委高层领导，下至平馆、故宫、沈博的具体业务人员，上下一心，使原本分散于平馆、沈博和私人藏书家的四函二十四册《经典释文》延津剑合，结束了这部珍贵典籍分散流转于北平、天津、长春、沈阳的坎坷经历。
20世纪中期，故宫博物院报请将院中所藏图书中，除保留与宫廷历史及业务研究相关的书籍，其他重复本及“与业务无关”的书籍全部外拨给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48]。1958年12月，经北京市文化局批准，北图与故宫签订关于天禄琳琅等藏书交接协议书，将故宫所藏包括《经典释文》在内的多种书籍调拨北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记载，该批书籍包含天禄琳琅书籍共239号2868册(另有故宫博物院新购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一册)，除古籍和雕版外，“并将熟悉此项书籍的干部4人，随同书籍一并拨给”[49]。此部宋刻本《经典释文》也借此契机重回北图，至今仍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得到妥善的保存保护。
三、由《经典释文》之经历看古籍保护的理念与举措
宋刻本《经典释文》的流散与合璧是特殊历史时期下古籍命运的缩影，也清晰地显现出在封建帝制结束的时代背景下，“藏书楼时代”为“图书馆时代”所取代，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古籍保护理念和具体举措亦发生一系列变革。
其一，藏书由私藏向公藏转变，古籍保藏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前贤论及藏书之聚散，认为藏书者“聚书之结果，常致沦为散书”。究其根源，在于古人藏书常以“赏玩”和“猎奇”为主要目的，珍本秘籍一旦归于“私藏”，便往往束之高阁，不见天日，“及其散也，人间遂不得复见此书”[50]。《经典释文》即是其中一例，其藏于绛云楼者，已毁于370年前之大火;其深藏秘府者，又迭经朝代更替、烽烟战火，险些亡于乱世。其他因自藏其私、护持不力而流散海外者，更不可胜数，如陆氏皕宋楼等，莫不如是。即便古籍得以散后重聚，也难保完好无损，极易对文脉传承和古籍保护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文物古籍的公私关系被重新定义，如何处置清室藏书成为一时争论的焦点。1913年，张謇即主张清室古物不应“私于皇室”，应随“国体变更，势须开放”，并以此为基础筹建国家图书馆[51]。1924年清室彻底搬离皇宫后，新修订的《清室优待条例》又进一步规定:“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只能封存宫内，归收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52]这就明确了皇室旧藏“国有”“公藏”的属性，客观上推动了私人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的转换。自此以后，“化私为公”逐渐成为人所共识，以宋刻本《经典释文》为代表的清宫“天禄琳琅”藏书自伪皇宫小白楼散出后，各方有识之士均视之为“国宝”，以抢救人民公产的态度大力施救，即便私人藏家亦能不计个人得失慨然捐赠，正是这一时代潮流下“化私为公”理念的反映。
其二，秉持“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并举的方针，积极对流散古籍进行采访回归和再造回归。《经典释文》入藏北图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原生性保护”方法，赵万里、陈恩惠等先生将其纳入善本古籍保护修复整体规划，制定修复方案，交付给手艺最好的老师傅修复，使用最好的材料，精工细作，如对断裂的书口用长条薄皮纸溜口，破损叶面使用与叶面颜色、质地、厚度、帘纹相仿的补纸精准修补，并划栏补字，使用韧性强的蓝色内阁大库磁青纸做封皮。修复之后，外观平整洁净，庄重典雅。为加强保护，又特制两个双层楠木书匣，内附樟木夹版，把书装入匣中，严丝合缝，防潮防蛀。这些保护修复措施，体现了当时的修复理念和精湛的修复技艺。
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卷一所见前人修复痕迹
（图片源自：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自明末以来，历代学者对《经典释文》积极开展“再生性保护”，先是明末叶林宗对绛云楼本进行影抄，之后清代徐乾学、卢文弨又分别以叶氏影抄本为底本雕版刊印，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宋刻本《经典释文》的版本样貌和内容信息，弥补了宋刻本传世极罕、难得一见的缺憾。但这三种版本均存在不少讹误，故乾嘉时期的学者大儒仍以不能得见宋本为恨。1949年，金毓黻、王利器、赵万里诸先生目睹宋本后立即开展版本校勘工作，尽最大可能恢复《经典释文》原貌。1983年，中华书局以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进行影印;2003年，“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将宋刻本《经典释文》以仿真再造形式影印出版，全面保留宋刻本中刻工、避讳字等信息，使学界和公众不复有乾嘉学人之憾。
此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有大量古籍或散存各地，或流出域外。无论是对某部典籍或丛书的残帙、零种，还是已经散佚的特定旧藏，都应该以整体观念加以搜集和保护，以期珠还合浦，逐步“合璧”，避免破坏古籍原貌，人为割裂旧有的藏书体系。以“天禄琳琅”藏书为例，除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外，还有一部分散藏于海内外数十个公私藏家之中，另一部分则至今下落不明，亦不知是否尚存天壤[53]。对此类散佚古籍的调查寻访亦应从整体着眼，聚少成多。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国内外古籍调查工作，对海外存藏的流散古籍予以再造回归，如“海外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项目”，截至2020年，已累计影印出版海外藏《永乐大典》共计13种69册，涉及海外5个国家13个收藏机构，可视为流散古籍回归的途径之一。
其三，鼓励、吸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事业。在宋刻本《经典释文》合璧过程中，北平军管会、天津军管会积极动员爱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捐赠古籍，最终使《经典释文》合为完帙。
20世纪40年代后期，傅增湘先生将所藏宋元刊本、名家抄校本及手校之书1.6万馀卷悉数捐赠平馆，病重后，又叮嘱长子傅忠谟将最著名的“双鉴”赠予平馆，使其身后所遗善本精粹不至分散；他还曾在《双鉴楼藏书续记》序中写道：“物之聚散，速于转轮，举吾辈耽玩之资，咸昔贤保藏之力，又焉知今日矜为帐秘者，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液池新筑，突起岑楼(引者按，指坐落于北海旁的北平图书馆馆舍)，瑶函玉笈，富埒嫏嬛，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54]无论言语还是行动，都表达了对作为“公库”的平馆的极大信任与信心，其愿“化私为公”的心态，也对其他藏家具有导向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有关部门的引导和呼吁下，社会各界、海内外炎黄赤子，也都满怀爱国之情，慷慨献宝。如1950年，顾颉刚先生捐赠《永乐大典》3册；1951年，周叔弢先生捐赠《永乐大典》1册，次年又捐赠古籍善本715种2672册，其中宋元善本达400多种，为扩充公藏古籍的品种和数量做出积极贡献。他如傅忠谟、柳亚子、郭沫若、梁思成、戴望舒、郑振铎等，也相继助力，使图书馆古籍捐赠事业进入高峰期。
在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更是古籍保护必不可少的力量，应积极加以鼓励、吸收和引导，公私合力，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其四，以古籍数字化建设为契机，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珍稀善本进入公藏领域之后，开放共享的利用机制得以确立。为解决旧式藏书楼只“藏”不“用”的弊端，国家图书馆除妥善保藏、编目、修复外，以多种方式加强学界和公众对珍贵典籍的利用。特别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后，积极以数字化技术保存副本，推动古籍数字资源的建设和利用。公开发布的数据库如“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古籍资源达10万部(件)，除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外，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傅增湘批校题跋本，清段玉裁、顾之逵、臧庸堂、王筠、江沅等批校题跋本《经典释文》及清嘉庆阮氏文选楼刻《经典释文校勘记》等亦一一收录其中，为版本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清《通志堂经解》本《经典释文》，潘錫爵传录，何煌、惠棟、段玉裁、孙星衍、臧庸堂、顾广圻、黄丕烈等校跋
（图片源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清嘉庆十三年阮氏文选楼《经典释文校勘记》，清翁方纲、陈寿祺校注
（图片源自：中华古籍资源库）
注释：
[1] 王菡:《感受“于青灯黄卷中”———藏园群书校勘跋识之文献意义刍议》，《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79-92页。[2] 刘蔷:《清宫“天禄琳琅”书存世状况总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3期，第53-70页。[3] 柳向春:《赵斐云先生致徐森玉先生函一通诠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第154-159页。[4]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1934年，第3b叶。[5]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90页。[6] 王菡:《感受“于青灯黄卷中”———藏园群书校勘跋识之文献意义刍议》，第88页。[7] 据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载:“通学斋的北邻是文德堂，是由天津藏书家李木斋为东家的书店，也是一家精品书店。” (丘禾、少莉编:《旧时书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0页)[8] 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9] 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第243-244页。[10] 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第243-244 页。[11] 沈阳故宫博物院编著:《沈阳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万卷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84页。该书认为张嘉璈接收伪满皇宫之事发生于1946年9月，误，当在1946年8月中旬以前。[12]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八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6114-6115页。[13] 柳向春:《赵斐云先生致徐森玉先生函一通诠释》，第156页。[14] 柳向春:《赵斐云先生致徐森玉先生函一通诠释》，第154页。[15]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先生年谱简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9页。[16] 刘波:《赵万里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第212-213页。[17] 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第243-244页。[18]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金毓黻学术年谱》，《学术研究丛刊》1987 年增刊，第157页。[19]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387-388页。[20] 1948 年8月24日，由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组成的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成立，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钱俊瑞任党委书记兼教务长，王冶秋任研究员。[21] 文管会委员还有陈微明(沙可夫)、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等11人，后来又增加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等7人。[22] 即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和新闻出版部。[23]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43页。[24]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3页。[25] 周红妮:《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纪事》，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8-261页。[26]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88页。[27] 1949年2月28日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王重民致文管会文物部王冶秋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89页。[28] 1949年3月2日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致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90页。[29] 1949年3月21日天津市军管会致北平市军管会函(附井守文交涉结果抄件一纸)，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90-392页。[30] 1949年3月29日北平市军管会致文管会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92页。[31]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第68页。[32]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795页。[33]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795页。[34]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797页。[35]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871-6872页。[36]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797 页。[37] 1949年4月4日北平图书馆致文管会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93页。[38]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点校:《静晤室日记》第九册，第6802页。[39] 《沈阳博物院归还北平故宫博物院已佚书籍清册》，转引自向斯:《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籍》，中国书店，2007年，第183页。[40]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第68页。[41] 1949年4月15日北平图书馆为请将已收得原书之二十三册移交故宫博物院致文管会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94页。[42] 1949年4月15日北平故宫博物院收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第394页。[43] 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70页。[44] 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第251页。[45] 1949年6月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由董必武兼任主任。文管会文物部并入该委，改为图书文物管理处(第五处)，由王冶秋担任处长。[46] 褒奖状(高教字第一号)，见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第252页。[47] 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增订本)》，第251页。[48] 向斯:《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籍》，第271-272页。[49] 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 1909- 200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457-458页。[50] 与上条引文同出自陈登原:《古籍典籍聚散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51] 《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规画条议》，《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78-280页。[52] 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第19页。[53] 刘蔷:《清宫“天禄琳琅”书存世状况总述》，第55页。[54] 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民国十九年（1930）傅氏藏园刊红印本，第2-3叶。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