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2023年第3期目录与内容摘要

目录

·中外文化交流·专栏导言    张伯伟（4）和刻本《事林广记 岛夷杂志》再探——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往史文献确证    李晓明（9）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书》之学派归属——兼论校勘学中“过渡形态”抄本的使用问题    赵培（26）明清官方书籍输出制度研究    吴政纬（42）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研究    漆永祥（73）中西学术视域中的“文献学”“文本学”和“书籍史”    韦胤宗（112）·信札整理与研究·高邮二王友朋来往书札系年释例    张琦（130）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再析（1869-1881）——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考释        刘青峰（155）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未刊书札十四通考释    贺梦莹 周霄汉（170）

中外文化交流

专栏导言  张伯伟

和刻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再探——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往史文献确证    李晓明

内容摘要：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八《岛夷杂志》系宋代广南市舶司所编海外地理志书《广舶官本》的孑遗之篇，其成书时间至迟应在13世纪初。《岛夷杂志》收录了与宋代广南市舶司往来的21个海外蕃国，诸条目描述了海外列国的风土佚闻。经对勘可知，《岛夷杂志》部分条目为《诸蕃志》《岛夷志略》等志书所引用。考志中所载6条广州发舶航路，移居佛啰安国的唐人与毗沙门信仰，大阇婆国与莆家龙地望，单马令国庆元二年入贡等诸多轶事皆未见于他本史籍。

关键词：《岛夷杂志》  《广舶官本》  《事林广记》  《博闻录》

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书》卷六尾部

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书》之学派归属——兼论校勘学中“过渡形态”抄本的使用问题  赵培

内容摘要：日本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书》，仓石武四郎、刘起釪、水上雅晴等皆以之为中原家本。以康隆抄本与古梓堂藏本、东寺观智院本相校，可知其并非中原氏明经嫡系之点本；校之神宫本、清原宣贤抄本引家本，则可定为同流。作为中原氏庶流的康隆一支，其学实自清原一系出。此《古文尚书》点本，正处在清原博士家《尚书》学底本转换之中间阶段，呈现出“过渡形态”：其文本既有从古本而旁注宋椠情况的，亦有用宋刻而旁标古本旧貌者。因此传学与校勘方式，康隆点本有规律地改易底本，致使一卷之中至少直接呈现有三种样态：古本、康隆本之实貌、摺本（宋本）。仓石武四郎曾校此本与诸本异同，东方文化研究所《尚书正义定本》亦曾用此本参校，但取舍相异；近出《尚书注疏汇校》，径录《尚书正义定本》之校语，未对此“过渡形态”之抄本现象予以措意。

关键词：《古文尚书》  中原康隆  清原宣贤  校勘学

雍正八年三月十日李卫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明清官方书籍输出制度研究   吴政纬

内容摘要：汉籍的越境流动是东亚书籍史、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课题，然而相关研究至今仍忽略传统中国官方扮演的角色。事实上从宋代开始，传统中国官方出现越来越强烈的书籍防禁意识。这种针对史书、天文、地理等书籍输出的防禁意识，在明武宗去世后，正式成为明廷对所有国家购买书籍的规范。明清官方曾经赐书外国，外国亦存求书之例，但过程旷日废时，且数量有限，都与官方对书籍输出所持管制态度有关。明清两代在会同馆、栅门、海关，一直维持相同的书籍输出管制原则，而清廷内部的文化政策也曾影响外邦人求买书籍的意愿，其中细节多可借助朝鲜燕行文献予以钩沉。重建明清官方的书籍输出制度，不仅有助于澄清汉籍越境移动的实态，更重要的是能够具体说明传统中国书籍、知识乃至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力。

关键词：明清时代  官方管制　书籍输出　燕行文献

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研究   漆永祥

内容摘要：本文对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在中国大量购买书籍，是朝鲜王朝治国理政与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项，是燕行使在使事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使臣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包括史籍、方志、天算与地图等中国明令禁止出口的书籍，但朝鲜书籍却严禁带入中国；尽管明清朝廷有严苛的禁书律条与惩罚措施，但使臣总能逃避搜检潜买而归；这种不花费成本的间接与直接利用中国文化与科技成果的行为，为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等，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向来的书籍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不对等的单向输入，那种认为中国对古代朝鲜是强行灌输与文化侵略的观点，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无知和荒谬的臆测。

关键词：燕行使  书籍购买与编纂  禁书措施  禁书与文字狱  文化交流

中西学术视域中的“文献学”“文本学”和“书籍史”  韦胤宗

内容摘要：以书籍与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在中国与西方皆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西方对于书籍与文献的研究最初以著录为主，名为bibliography，相当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而西方现代的bibliography意义较广，包含书目题跋的编制、书籍生产过程和背景的考察、书籍形制的分析和文本的研究等内容，基本涵盖了中国的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和出版史等研究领域。同时西方又有以整理和阐释经典文本为鹄的、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philology，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小学。中国现代学科设置中的“文献学”包括以上两大方面的内容，因此“文献学”的英文译名应该是“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术界又陆续兴起文本学、书籍史等新领域，给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带来新的方法与视野，这些新的研究路径渐次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文献学相结合，使我国的文献学研究步入新的阶段。

关键词：文献学  书志学  语文学  文本学  书籍史

信札整理与研究

阮元致王引之札“遥缀”

高邮二王友朋来往书札系年释例  张琦

内容摘要：针对清人信札，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系年工作，但尚未对系年的流程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在逐件系年180馀封高邮二王与其友朋来往书札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信札系年的两项前期工作、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两项前期工作分别是检查信札是否完整（正编联）和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定姓名）。八种系年方法分别是明时月、征行实、谙术语、察地理、据官称、按著述、交系联、慎排除。这八种方法通常需要综合运用，如何选取，当视信札提供的信息而定。三个原则分别是无定法、协内外和从阙疑。并以高邮二王友朋往来信札的具体系年实例来详细阐明两项工作、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的实际操作情况。

关键词：高邮二王  信札  系年  方法论

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再析（1869-1881）——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考释   刘青峰

内容摘要：借助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对张之洞致张佩纶有关书札进行考订释读，可以追觅“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年交往、密谋、合作与分歧。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以“洋务”立身鸣世，与李鸿章有了合作的基础，张李二人渐有直接往来与合作。为应对时局，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内、外朝相互呼应，共同配合琉球罢约、光绪七年沿海督抚调整及左宗棠的外调。这些事件凸显张之洞的主动性，而非仅为李鸿章的拉拢或张佩纶的穿引。探讨张李二人的早年交际，证实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模式存在可商榷之处。对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进行刊布，亦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关键词：张之洞  李鸿章  张佩纶  “清流”  张之洞书札

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未刊书札十四通考释   贺梦莹  周霄汉

内容摘要：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十四通未刊书札，系罗振玉1912至1915年间避难日本时期所作，主要目的是了解沙畹考释木简的进度，并请求提前阅览木简影印件。书札内容涉及罗、沙二人在简牍文字、甲骨文、金石文字以及敦煌文献方面的交流与研究历程。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历史，由于材料缺乏，一直未被学界深入了解。此批书札为补充罗、沙二人的交往详情以及探究同时期中法学者的互动历史提供史料参考，具有文献价值。

关键词：罗振玉  沙畹  书札  学术交往

专栏导言

南京大学  张伯伟

随着信息和人员交流的日益频密，我们切实体会到“中外文化交流”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发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者也因此而强调指出：“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永远不只是拥有的问题……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的共享、共同经验与相互依赖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准则。”（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于是在研究实践中，学者也就强烈呼吁：“文化的碰撞与互相影响……应当成为新文化史的主要对象。”“借鉴和同化的过程不再是边缘的，而是核心所在。”（彼得·伯克《文化史的风景》）

如果将文化交流的范围缩小到某一载体——文献或书籍，这一载体在东亚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举足轻重。书籍交流成就了东亚汉文化圈共同的至少是非常接近的价值观，要是用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话来说，“民族性的特质以中国文明为媒体从而具备了共通性”（《东亚世界的形成》）。

书籍起到的作用，用越南使臣写给朝鲜使臣的诗来描述，是“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冯克宽《答朝鲜国使李睟光》）、“威仪共禀周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阮公沆《简朝鲜国使俞集一、李世瑾》，二诗俱见裴璧编《皇越诗选》卷五）。人们常用“知识环流”“典籍环流”或“书籍环流”等词语，对此类文化现象予以命名并剖析。

而剖析此类现象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两种，即文献学方法和书籍史方法。本期“中外文化交流”专栏刊出的几篇文章，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上述两种方法的追求和实践。

文献学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偏重于对文献物质形态的记录及其内容的构成和异同的描绘。本专栏所刊李晓明和赵培的文章，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前者确认中国典籍《事林广记·岛夷杂志》日本刻本的底本为宋代海外地理志书《广舶官本》，从而证明了宋代自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确切情形；后者据异文特征确定东洋文库存《古文尚书》中原康隆抄本的学派属性，并显示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古写本或刻本，不断重塑日本博士家学的面貌。这些文献当然就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影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

文献学方法不仅包含目录、版本、校勘等学问，与之密切相关的考据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所以欧洲的phililogy，这门既古老又时尚的学问，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考据学、训诂学、语文学，而在日本和韩国，通常就译作文献学，是一门以对文献的搜集、考证、解释为主要目的，含括了考证学、书志学在内的古典学学问（参见川濑一马《日本书志学用语辞典》、诸洪圭《韩国书志学辞典》）。

将文献学方法用于书籍交流，其考察的范围涉及文献的传播轨迹，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以及何种途径；涉及文献的扩散方式，包括赐赠、传抄、购买、翻刻、收藏甚至禁遏（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下传阅）；涉及文献的二次加工，包括选本、注释、评点；涉及文献的衍生产品，包括仿作、批判，等等。

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现象和事实，而对现象和事实的广泛了解，不仅可以满足某种知识上的好奇，也是从事严肃学术研究的起点；不仅可以让学者日渐博学多闻，也是提炼新颖的理论和方法的必要前提。

十多年前，我曾就书籍交流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作了十个方面的列举（《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其中就有“据书信以考”，而本期“信札整理与研究”栏目刊出的贺梦莹、周霄汉对罗振玉致沙畹14通未刊书札的考释，正可以归在此范围）。虽然是十个方面，若从方法层面考察，本质上都是文献学方法。文献学方法是最诚实的，因而也是最可信赖的，如果运用得恰如其分，就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要是把学术研究上的攻坚克难以打仗作类比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自序》中的一段话仍然是适用的：“研究和观察、哲学和经验既不应该彼此轻视，更不应该相互排斥，它们是相得益彰和互为保证的。”所以文献学方法虽然重要且必要，但它既不是唯一的，更不能是排他的。

前面提到的李晓明的文章讨论了和刻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所存《广舶官本》之孑遗，所以采用文献学上的史源比对，这无疑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的。但假如我们用书籍史方法研究《事林广记》，那又将会是另外一番面目。

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此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是朝鲜太宗元年（1401），由使臣李舒等人从南京带回进上（同时还有《大学衍义》《通鉴集览》）。然而书籍史的研究，并不满足于这些客观事实的陈述或对文本的“物理表征”（physical features）的描写，用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说法，书籍史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

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关注到在此书传入以后，太宗曾认真阅览，于是在十一年元宵节下令承政院：“正月十五夜点灯，古昔君王有行之者，予欲效之。”次年元宵节又下令：“三元日燃灯，略仿《事林广记》。”

如果查看朝鲜后期编纂的各种岁时记，如洪锡谟《东国岁时记》、金迈淳《洌阳岁时记》、柳得恭《京都杂志》等，就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仪式后来从宫中扩展到民间，已成为岁时风俗。还有很多宫中仪轨，也都是模仿《事林广记》的记载进行的。不仅如此，太宗又据此书而有移风易俗之举。十四年下令曰：“《事林广记》有朝鲜婚姻男往女家之事，为戏笑之门，我国衣冠文物一遵华制，独婚礼尚循旧习，甚为未便，宜参酌古今定制。”

《事林广记》

上述记载已经透露出很多消息，若作进一步研讨，则对于《事林广记》一书在朝鲜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效用，将有更为清晰也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反过来，又可以刺激在文献学上更为广泛的搜讨。如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韩国学古房2005年版），著录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明永乐年间刻本《事林广记》，但此书目是根据众多书目编纂，而非根据实际藏书编纂，只能做大致参考。如果作更为细致的调查，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但是说到书籍史方法，在2018年出版的英国学者詹姆斯·雷文著作的观察中，“其方法仍处在萌芽阶段”，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全新的问题占据了书籍史的学术前沿”，它形成的源源不断的学术动力，就“在于打破民族国家的、帝国的或其他各种政治地理的界限”（《什么是书籍史》），所以基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

在已有的研究中，曾有人构拟了具有普遍性的研究模式，如达恩顿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循环：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他的书籍史研究主要针对十七世纪以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商业经济占据了极高的研究比重，列出的六项因素中有四项都是商人。

这种看法在今天的研究者中也依然坚守不易，如詹姆斯·雷文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书籍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书籍生产经济学的了解。”但这种研究模式，“强调图书贸易流动甚过书籍本身”，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而在欧美书籍史理论和方法关注重心的指引或潜在规范下，绝大部分的欧洲、北美、日本和中国研究者的目光都被商业吸引，这只要看看近二十年来有关东亚书籍史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本期刊出的吴政纬和漆永祥的论文。这两篇文章均使用朝鲜燕行文献，都关注明清时期中国书籍输出外邦的实际情况，前者主要以官方制度为观察对象，详细说明在防禁或管制态度的支配下，明清两代如何实现对书籍向外输出事件的管理；后者则以朝鲜燕行使的活动为中心，全面呈现他们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等行为，而这些行为之所以难能可贵，正是因为“明清朝廷有严苛的禁书律条与惩罚措施”。

只有注意到书籍流动过程中曾经遭遇的阻力或障碍，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书籍文化突出重围、改变历史的力量。这与我曾经强调的，东亚书籍史研究应该更加重视政治因素的作用可相呼应。

在去年11月19日由中国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韩国高丽大学汉字汉文研究所、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七届汉籍交流国际会议特别演讲会”上，我作了《书籍交流与政治：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再检讨之一》的演讲（此文将刊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着重讨论过这个问题。

关于东亚书籍史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目前还处于起始阶段，所以，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需要更为自觉地拥有这番意识，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摆脱仅使用文献学方法的巨大惯性。以朝鲜书籍在中国的刊刻为例，与其从事相对并不全面的文献统计，不如剖析某些富有意味的个案。

比如朝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她的诗集当然不乏朝鲜刻本，但最早的刻本却出现在中国。由于朱之蕃的为之作序，吴明济、蓝芳威两种《朝鲜诗选》对其作品的超大量刊载（与其他朝鲜诗人相比），在明末的中国诗坛上就刮起了一股“兰雪风”，许多闺秀诗选本不仅选入其诗，而且评价甚高。

这又引起了一位中国女性诗人柳如是的不满，反唇相讥云：“此邦文士，徒见出于外夷女子，惊喜赞叹，不复核其从来。”（《列朝诗集》闰集卷六）从而又引起朝鲜士人对许诗的攻击。

《列朝诗集》

兰雪轩诗在中朝诗坛遭遇的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是东亚书籍史上饶有意味的事件。再如李德懋的《清脾录》，尽管此书在朝鲜半岛、中国、日本享有盛誉，且有多种抄本，但此书的唯一刻本就是李调元的《续函海》本。而这一刻本与诸多抄本的文字差异，并不属于书籍在跨国传抄、刊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讹脱衍倒，而是李调元为自抬身价对原书所作的“改造”。

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加富于光彩，李调元不惜利用刊刻者的身份改窜原书，全然无视原作者的意愿。但即便如此，朝鲜人还是以此为无上光荣之事。朝鲜哲宗十一年（清咸丰十年，1860）刊行的李彦瑱《松穆馆烬馀稿》卷首录《清脾录》一则，特别注明“出雨村李调元《函海》”。

如果仔细校对其文字，与刻本相去较远，而与朝鲜流传的抄本（如《青庄馆全书》本）若合一契。可见编者实际使用的是朝鲜抄本，却声称出于中国刻本，其背后的心理因素也很值得玩味。

这些书籍的流传、抄刻在跨国间形成的“环流”，既反映了个人的自我炫耀，又有集体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的作用，都是东亚书籍史上意味深长的故事。书籍在东亚的“东西流传”“环流无倦”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有关日本书籍在清代的传播，近年已有蔡毅教授的专著问世（《清代における日本漢文学の受容》，汲古书院2022年版），但是对于朝鲜书籍和越南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采用书籍史方法进行的研究，还只能寄托于对未来学术界的无限期待。

书籍史的兴起，发轫于法国年鉴派史学，故属于史学研究。史学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就是注重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要注重公文律令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要从“听其言而信其行”转变为“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美国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学家查尔斯·E·梅里亚姆主张，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行为，而不是政治思想（参见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这些话启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摆脱另一重困扰，即对于静态文献的过多信赖，或者说，是习惯于对文献作静态的理解。

韦胤宗的文章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文献学”一词的英文译名，而翻译肯定是异质文化间可以交流的第一步。就专有名词的翻译来说，早期各行其是，经过讨论渐渐接近，最后则是约定俗成，或者通过某种行政手段统一译名，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

但更为重要的，是釐清一个专有名词在词义上的伸缩，以及不同时段中的词义演变。以英文中的literature和汉语中的“文学”一词来说，在各自语言的语境中，都存在着广义、狭义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严格地对译，只能说欧洲中世纪到浪漫主义兴起之前“literature”（或法文litérature、拉丁文litteratura）的词义相当于《论语》中的“文学”一词，或者说，狭义的文学相当于哪种用法上的literature。同样，philology一词的含义，也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想要一劳永逸地给出一个终结的定义，注定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词语的含义行进在历史中，既反映了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历史进程。

在这一方面，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树立了研究典范。也许，我们还需要听取一点以赛亚·伯林的忠告，那就是区分“关于词语的词语”和“关于事物的词语”（《历史的必然性》），避免“把对语言的表述误以为对事物的表述”（《伯林书信集》卷三）。而当研究者的注视目光更多集中到“事物”之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历史语境投入更多的关怀，从而发现说的和做的往往不是一回事，无论在历史故事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二〇二三年四月五日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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