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在《文献》编委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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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下面以编委发言为主，首先有请陈尚君先生发言。
陈尚君：这次没有交文章很遗憾，最近在忙自己的事情。《文献》这几年我没有出多少力，但是我学生来投稿的很多，而且我知道好几位都有所录用。由于很多好刊物的发表，让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得到很多先机。我昨天跟燕婴也在讲，最近张雯刚刚在华师大找到教职，去年还是前年沈畅在上师大，原来李猛也在这里发表过，他现在在复旦中文系。年轻一辈能够怀着很高的心气，做踏实的文献工作，同时努力突破前人工作的藩篱，追求全面占有文献。他们现在工作的意义，实际上突破了从明代到清代开始的基本典籍框架，希望利用全球的资源，采用汇校的手段，做些新的基本典籍整理，这是值得鼓励的工作。
最近有种感慨，从中国文献学史来说，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首先是刘向、刘歆父子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先秦基本典籍最重要的部分，流传到现在，让我们能够看到。近来因为大量简帛的出土，使我们对他们工作的意义、质量、水平都有议论。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们当年不做这个工作，那些东西都没有机会保存下来，现在看到的简帛拼出来的还是残图，而不是完整的文本，特别是重要的典籍，比如说《管子》，虽然它拼得很杂，但是那么大的篇幅因为汉人的整理被保存下来了，非常可贵。
第二，从唐到宋的阶段。我有种感觉，宋代的版刻流行以后，对于之前都是手写的典籍，有很严重的删节改写，实际是删繁就简的阶段。宋代版刻的确使许多的书化一为万，但当年版刻成本非常高。现在可以看到像《文选注》《世说新语注》，包括《大广益会玉篇》，都不是繁本，而是简本。制作简本，当年就是出于版刻成本的考虑。许多的书出现这样的变化，我们在运用敦煌遗书、域外文献时，有部分是可以复原的，但是整体又很难复原。
第三，从明代嘉万以后，到《四库全书》的完成。这个过程之间形成了大家今天阅读利用的基本典籍。但这个阶段基本典籍的形成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出版者和整理者的生造、编造以及拼凑典籍，不做真伪的区分，乃至到《四库全书》编修的时候，出于文化、政治目的删改古籍。我在最初做唐诗的时候，看到贯休、齐己的诗里面有缺文，四库本文本完整，我觉得好珍贵，一定要把它补出来。现在看明白了，贯休、齐己的诗里面缺是对的，《四库》本把它补齐，全部都是清人伪造，当时这些人补缺的能力很好。我初学的时候不知道，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早期的书籍，从明中期到四库本的形成，特别是从四库本到殿本到清末的一系列版本，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它们构成了我们阅读利用重要书籍的最基本文本。
在我开始做学术研究阶段，我从1978年考取研究生，当时来看并没有这样的意识。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由于他们对于海内外，包括国图公布的善本全面的占有和利用，以及对于前人已有成果的充分占有，他们表现出了比我们更高的心气。这些年里，包括冯国栋先生对于《景德传灯录》的研究，包括武汉大学刘安志对于《唐会要》的研究，以及南开大学李剑国对于《搜神记》《搜神后记》的重新辑录，这些都是特别值得鼓励的工作。
我们现在有条件、有可能的时候，应该在基本典籍方面突破明到清形成的一种基本框架，这类工作特别值得鼓励。我刚刚所讲到沈畅到了上师大，他做的工作是占有了《说郛》最早的几种抄本，包括在几个大陆图书馆，也包括台湾的图书馆，以及海外早期的抄本，重新校订《说郛》，我觉得会呈现出比当年张宗祥的校本更好的工作。这类工作年轻一辈大量在做，《文献》在这方面也刊发了他们许多有意义的论文，这是现在从古籍整理来讲最值得鼓励，而且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最后讲几句我自己现在做的工作。现在一直在做唐诗，其实定了很高的目标，希望回到唐朝，而且希望分辨真伪。真正做下来以后，感觉到心劳力拙，顾此失彼。虽然我努力希望做到更好，但问题仍然很多。举最基本的几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唐宋时候与佛道民间教化有关的诗歌，王梵志大家都知道，《寒山诗》之中所涉写成时代，与拾得互见，乃至有无曹山和对诗的混入，许多都到现在为止没办法解决。庞居士中必然有后出的东西。更复杂的在于傅大士，傅大士名下诗偈，实际上是唐人依托六朝的作品，学者推测可能是牛头宗佛窟遗则依托，但并不能确定。达照法师《金刚经赞研究》论列充分，最初是一篇长诗，《金刚经赞》分开成为五十四首的五言赞，其中五首又称智者颂。但是到了《房山石经》中，更将原赞中没有涉及的《金刚经》各分也全部补足，增到六十八颂。到底什么时代？到底谁依托的？能说是佛窟遗则的吗？其实都很难加以说明。在菩提达摩名下的诗谶，可能出于中唐马祖门下诸僧。更麻烦的是吕洞宾，《全唐诗》收了近400首吕洞宾的诗，我非常希望能把吕洞宾的东西搞清楚。讲句实在话，吕洞宾真是有很多很好的诗，而且中国古代的大言诗，是到吕洞宾方发展到极致。我努力希望还原真相。比较接近事实的可能是，其中有几个诗可能是宋初道士吕洞宾的，后来突然出现很多以吕洞宾名义流传的作品。我干脆做了个大的平台，截至金元以前部分，都做整理、展示，以这样的面貌展示，只能在模糊中作多层次的展示，要一一具体落实，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像《房山石经》之中傅大士《金刚经颂》很可能是南宋人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他到底是什么时间。一切的努力是致力于基本文献的建设，我希望把好的文本，把历来已有的研究汇于一本书，提供给大家利用。我力争自己能保持客观心，尽可能保持中道，不求好奇，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真的一点把握没有。讲这些例子，是想说明，现在学界有许多新的变化，特别年轻一辈的许多研究值得积极鼓励。《文献》给予很大支持，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今年11月份，我们准备在复旦开一个中国古代文学1980年以后出生学者的论坛，专门邀请这批学者。我觉得多鼓励他们是有意义的，谢谢。
主持人：感谢陈先生的发言。借着陈先生说到的文献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的话题，向各位报告：这些年国内图书馆的古籍披露工作，国图已经公布了3.5万种，加上全国的有超过7万种，再加上特藏文献，全国已经公布13万种。当然，距离每个品种、每个版本都要数字化一部的要求，还有些距离。国家图书馆每年支持各种古典文献的开发，影像开放，每年大概有三千多种。三千多种就是一部《四库》的量，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几乎是以公布一个《四库》的量在进展着。现在学界对于看到新的文献，新的版本，比较关键的版本，还是非常期待。国图正在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