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在《文献》编委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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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下面请荣新江先生发言。
荣新江：来开这个会议的文章，我没来得及写，所以特别抱歉，昨天下午才临时抱佛脚想了一个题目：《略谈敦煌写本学》。
为什么想这样一个题目，其实是和前面大家讨论了很多“文献”的概念和“文献”包含范围、我们的杂志应该收哪些文章有关。确实这个文献学，它是要变动的，它是要发展的，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出土文献。其实今天在坐的研究出土文献的有几位，但是不多，黄天树先生之外，涌泉兄也是主力，但他讲的并不是这个，所以我有责任在这里说一下。
其实《文献》杂志收不收敦煌吐鲁番文书或者文献的研究，或者写本的研究，一直是有争议的。我虽然不是《文献》内部的，但是我也风闻一些主持者其实是不想收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写本研究的。为什么？因为有些确实不是文献。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讨论这个敦煌写本学，敦煌吐鲁番里面也有印本，我们不谈这个，只说敦煌吐鲁番写本的这个部分，到底应不应该在《文献》杂志上发表，其实一直是有问题的。
问题出在我们对于写本的界定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敦煌写本学，虽然也有很多著作了，比如说涌泉兄写过《敦煌写本文献学》。即使这个写本里面，也包括很复杂的内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写本学。我们还没有仔细清理过敦煌吐鲁番文献里面哪些是文献，里面的《文选》不是文献吗？研究敦煌本《文选》的难道不能在《文献》上发表吗？但是敦煌文献里面，也包括很多的文书，在我看来这不是文献，《文献》杂志可以不发表这些文章，我们有《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去发表这类文章，但是文献的，《文献》就应该关注。还有一部分就是界定不清楚的，介于文献和文书之间，一部分是古文献发展的一个阶段，比如有一些法令，可能在当年它是文书，不是文献，但是今天已经定型为文献了。所以写本珍贵就珍贵在，它体现从非文献到文献的这个过程的状态，其实这一些对研究文献是特别重要的。
同样的，也有从写本到印本的部分。这部分也是研究文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资料库，就是敦煌吐鲁番能够提供给我们在大量面对印本文献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其实是应该加强这部分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已经写定为文献的。敦煌很多东西是没有编定的文献，这个叫写本。我就说敦煌写本学应该包括一个写本书籍史，书籍就是成为文献了，还有一类是古文书学，是两部分。
我说这个其实是想回应今天我们讨论的《文献》如何发展，《文献》未来如何做的问题，来表达一下敦煌吐鲁番界的声音。当然并不非得要把敦煌吐鲁番的东西都放进去，其实关于这部分的文书可以不放，但是属于文献类、或者动态的文献的部分、写本文献的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认识传统中国文献特别重要的部分。
在我的这个提纲里，是把敦煌整个写本的历史背景，包括藏经洞的性质，还有寺院文书和墓葬文书区分，再把敦煌写本书籍的部分应该涵盖的内容和他们的特性，非书籍的文献应该是哪些，还有就是敦煌文书学，或者叫古文书学（有一些日本的学者用这个词），其实就是文书学的部分，它们各自所涵盖的面做了区分的。
另外一个就是胡语文献。刚才聂先生说的主要还是现在仍在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敦煌还有很多死语言。过去对死语言是没有人管的，就是在高校古委会和古籍小组评审的时候，过去对死语言都是不管的，活的语言可以到民委那去评审，死的语言归谁？吐火罗语归谁，于阗语归谁？我觉得咱们在这方面，其实胡语文献里面也同时包括了文献和文书两部分，这也是要做区别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理解。
主持人：谢谢荣先生。荣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特别是有一些新的出土文献，包括敦煌吐鲁番西域文献里面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国图最近若干年新入藏的胡语文献、汉文文献，都是从西域来的。荣老师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的研究，这方面有一个特别的专题，而且荣老师还写了导言。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多地登载这方面的文章，因为现在出土文献特别受重视，加上“一带一路”的发展，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书籍、典籍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我们也在做尝试，不一定很大量，也无意替代敦煌吐鲁番的专业刊物，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发出声音，特别是新的研究。谢谢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