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银、虞万里：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编 者 按
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下面请张廷银老师发言。
张廷银：这次给会议提交了份短文，涉及到口头文献，或者说口述文献、口传文献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
简单介绍一下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这也跟我当年从事《文献》编辑工作有关。记不清楚大概什么时间，当时有很多学界的朋友，特别是从事民俗学，包括戏曲研究的学者朋友跟我说，现在引用、研究文献集中在书面文献，或者文字文献这样的形态。事实上，“文献”从开始包括书面和口头两个形态，忽略或者说对口头文献的重视度不够，这到底是认识问题还是实践操作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但是曾经商议过，是不是可以搞些活动，比如研讨会，甚至利用《文献》刊物这样的渠道做些研究探讨，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能不能达成共识。但是，这个事情当时只是说了说，没有具体展开。后来我离开《文献》编辑部，事情自然没有继续推进。
这几年，陆续听到有些学者说到这个问题。前两天我所在的学校，有博士生开题，遇到这个问题，他是做戏曲研究的，引用的文献或者参考文献是口头文献，包括B站上的。他虽然引用，自己也不敢确定，到底能不能用，或者怎么用这些资料，B站上是音视频的资料，无法直接展示，而且不好准确描述，可见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上午刘宁老师也讲到，做学问、做研究还是要关照现实的形态，或者现实的期待，今天我借这样的机会，把这个问题转告一下。
关于口头文献的一点浅近思考
我们大家都知道，“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八佾》，其中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就意味着古代文献理论上应该包括各种文字的书写记载和耆旧大德的口述两个方面。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曰：“献，犹贤也。我不能以其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但由于耆旧大德及其口述内容极易消逝、不易保存和缺乏比对等原因，在实际的文献使用和研究中，还是基本确定在文字的、书面的范围内，口头文献几乎未被列入使用和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连与口头文献相联系的通俗文献的价值意义也受到了怀疑。从而，文献的外延被严重地压缩，文献学的发展空间空前地萎缩。这里就围绕口头文献的实际意义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
人类最早用口头来表述历史和文化
我们这里无意于对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做全面的追溯，但就目前的研究结论和个体生命的发展过程而言，显然是语言或话语早于文字及书写。因此，人类早期的文明就不仅是通过口述语言来完成的，也是运用语言来交流和传递的，所谓口耳相传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明表述与交流方式。据此而言，我们赖以了解和探究人类文明成果及形式的文献范围，如果完全局限于文字的书写，毫无疑问就会使人类文明历史被严重地切割和拉短，这显然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文献学的初衷。我们现在号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字史和八千年的文明史，在文字之前至少还有三千年的文明史。当然，因为语言极易消逝，具体话语无法保存，文字之前的历史与文明，除了数量有限的文物之外，现在确实难以看到比较具体的记载和表述。但尽管如此，古代学者也未曾忽视口头文献的作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大量走访采集各地的传说，保存在《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里面的神话故事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其实都是口头文献作用的具体实现。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非常清晰地标出哪些是来自口头的传说，从而提醒人们在使用时要采取与文字记载资料不同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些口头传说的真实性及价值。不少历史学者批评司马迁将这些未经文字资料和文物考古验证的历史写入史书不够严谨，但从文献学的角度，则恰好证明他对文献的范围与意义是有比较全面的理解的。事实上，后来的文物考古不断地证实了司马迁得自传说而非文字记载的许多历史，其实是真实存在过的，或者有这样的痕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努力下，《史记》中的那些传说甚至《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里面的许多神话故事，都会被还原成真实的历史，而它们本身也成为非常珍贵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怀疑历史、不否定历史，应该在相信文物考古结论的同时，不怀疑口头文献的真实性、不否定口头文献的价值，这是我们关于口头文献内容及价值的一般理论性认识。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认识，文献学的发展将会受到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书写也会受到质疑。当然，正如文字书面文献的价值有其相对性，对口头文献的意义也不能无限夸大，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
口头文献最基本的学术价值
相对于书面文字文献能够比较具体准确地记载事实、描述过程，口头文献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能从口头文献中获取哪些更有价值的信息呢？口头文献，无论是各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以说书、戏曲形式流传的文学作品，显然都不是直接地、客观地记述具体历史事实及其发生过程的，即使它们有这样的内容情节，因为这类文献本身的流动性、易逝性和个别性、多变性等原因，人们通常是不会采信这样的内容情节的。那么，我们又当首先关注其中哪些信息呢？
当我们读到《史记》中所采集的各种传说时，我们会比较明显地感觉到司马迁所收集的这些传说，更多出现于他提出思考甚至产生怀疑的议论部分，是传说所体现的思想和精神打动了他，他要用这些传说的思想内涵来反映或反证他的某些思考。比如《伯夷叔齐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一个“云”字表明箕山上有许由的坟冢只是当地人的口头流传，也透露出司马迁对于许由葬埋此地的怀疑，但司马迁仍然要在书中引述这个传说，就是看到了当地人关于许由墓冢的说法包含了对许由人格精神的崇敬，而这也正是司马迁极力歌颂的。我们之所以对“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感兴趣，肯定也不是因为它描述了当年女娲、夸父、后羿具体的生活经历，而是它们所体现出的反抗和奋斗精神，正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某些共同意志，正如陶渊明诗中所写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和“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可以说这些故事的情节是离奇妄诞的，但没有人怀疑这种精神意志是不存在的。
在这一点上，在中国民间比较流行的戏曲大概更有说服力。戏曲的内容多是比较虚幻的，估计很少有人会把戏曲的情节理解为真实的历史，但从来没有人怀疑戏曲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显然最主要的是它以生动而简单的形式，向民众宣示了某种观念或精神。比如《铡美案》中包公怒铡忘恩负义的陈世美的故事，大概不会有几个人相信这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应该不能当作历史来理解。但表演者和观看者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又是为何呢？就是它以最极致的方式，告诉世人忘恩负义不可取。因此，据说现在山西晋北一些地方，仍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只要看过《铡美案》的男人都不会干出背叛和抛弃发妻的事情。所以，可以这样说，人们对于现场演出的戏曲而不是写成文本的戏曲的文献价值的追求，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思想与精神是真实不妄的，这是戏曲这类口头文献最基本的价值体现。所以，许多学者一致指出戏曲在思想熏陶和道德养成方面的积极意义，高劳《谈屑·农村之娱乐》说：“农人见闻陋隘，感觉简单，受戏剧之潜化力为最易，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上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陈独秀《论戏曲》曾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因此，对于口头的文献，我们要关注和探究的主要是其中的精神价值，而不是历史的意义。
三
口头文献需要书面文献的支持
我们这里强调口头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口头文献的绝对超越性和完全独立性，事实上正由于口头文献表现方式及存在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书面文献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完整地体现并发挥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只有当口头文献被及时转换成书面文献之后，才能实现长久的保存和准确的理解。比如戏曲（口头文献）的主要载体是舞台演出，也就是口头的表现，但如果没有作家写成的剧本或演出后整理的文本，则这个戏曲（口头文献）恐怕很快就不会存在了。曾经在民间流行的口头故事传说以及近些年兴盛的口述历史，也必须要首先予以采集整理形成文字之后，才能被保存并流播。这样说来，口头文献最终还是要以书面的文字形式来存在。
而当口头文献被转换成文字形式后，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口头文献需要借助书面文献的印证，才能实现涵义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语言和文字很早就是一对孪生体，大概就说明二者是彼此依附的关系。一个最简单、最当下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影视作品，在表演者的语言表述之外，都有文字字幕显示其所言说。那些戏曲表演，如果没有字幕，观众则几乎听不清楚唱的什么、说的什么。我们前面提到的《史记》中所采集的传说以及《山海经》《淮南子》等所保留的神话故事，无疑属于被转换的口头文献，但即使如此，对这些传说及神话内容的解读，仍然需要与大量的其他书面文献相配合，才能最终完成。特别是有些口头文献以及连带的言说或表演活动本身已经完全消失，要了解相关活动的形式及内容，只有通过书面文献。我在进行中国说唱文化——道情的课题研究时，想到了北京道情，请教了多位道情研究学者和北京文化学者，他们都回答说不了解有关情况，没有听说过“北京道情”的概念，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有过北京道情这种形式。确实，在近一百年的北京历史与文化记载中，很少看到道情的影迹。但经过文献调查，我发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跟随刘半农先生进行民俗调查的李家瑞写过《北京俗曲》，其中在“杂耍”部分就明确写到“道情”，并有准确的过程描述。可见，北京地区历史上确实流行过道情，北京道情是存在的。只可惜这种口头说唱的艺术形式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作为一种口头文献已不存在。而对此口头艺术进行调查和记载的《北京俗曲》则给予了非常及时的记载，否则恐怕我们真的只能以为北京历史上从未有过道情。可见，口头文献是最不具有主体性的文献形式，这大概也是它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之一吧。
但由于前面所阐述的原因，我们又的确无法以书面文献代替口头文献，更不能完全忽视口头文献。今天借《文献》这块宝地提出这个话题，一方面是希望引起大家对口头文献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相关学者认真思考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使用口头文献，因为它确实具有与书面文献不同的特点和性质。可能需要在借鉴书面文献规则的前提下，认真梳理口头文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更重要的是提出或建立一套关于使用和研究口头文献的规则与办法，从而既充分发挥口头文献的学术作用，又保证其学术功力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虞万里：上午吴格老师说到，关于《文献》容量的问题，40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增量。我就此做个类比。我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协助主持《史林》工作时，完善了审稿流程，使得《史林》的来稿量日益增多，于是连续扩了2次版，第一次是扩版面，从小16开扩成大16开，第二次是增加印张，当然增加了很多字数，以此来应对大量的来稿。所以，我也同意刚才吴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话，希望扩大版面。因为《文献》创刊前十年，写文章的人有多少，投稿量有多少，而现在写文章的人有多少，前后体量不可同日而语。从文献角度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见文献的数量极其有限，而现在公布的古籍不说是刻本，就连稿本、抄本的数量也多得惊人，确实也需要人来研究。怎么应对这样的形势，把它提上我们的日程，是需要考虑的。相对其他杂志而言，《文史》有文有史，《中华文史论丛》以前偏重于古典文学，近些年史学文章量也增加很多。文献学文章固然可以挤进各种杂志刊出，但像《文献》这样标示“文献学”的杂志只有一个，我希望《文献》适当扩版，以应对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当然我知道，比如上海的《学术月刊》有10多个编辑，你们才刚刚有第3个，主要还是人手的问题，当然这是领导要考虑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在那么多的文献一下子涌现出来，是一个极其可喜的现象。以前我们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惊叹其阅读浏览晚明文献之多。谢先生和浙江古籍的总编兼社长方福仁，有“北谢南方”之称，方在八十年代创建浙江古籍出版社，就连着出版多种晚明史籍史料。据说他当年点校查继佐的《罪惟录》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那么快，是因为他年轻时手抄过此书。谢、方前辈都掌握了丰富的晚明清初史料，当时有史料你就有发言权，可以写东西，可以发出来。现在情况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是，被目为“稀见”“孤本”的抄本、稿本实在太多，如果学者抓在篮里就是菜，逢着稿本、抄本、孤本就写文章，而杂志社看到写稿本、抄本、孤本的文章，不加甄别选择，以为稀有就发，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每一种稿本、抄本、孤本都是有价值的。借此机会我想对《文献》进一言，以后我们请专家审稿，是不是可以附上一条，请审稿专家甄别一下，这个文献在你熟知的领域里是不是值得研究。这样的原则让更多的学者知道，就不会随便写，就会去选择性地发掘有价值的稿本、抄本去研究，这对研究的方向和学风都有一个引领作用。我想，《文献》杂志应该担当起这样一个文献研究风向标的作用。
第三， 我提交给会议的文章。
清代经学文献的汇编和利用
在墨笔手书、枣梨镌刻的年代，著书不易，雕版不易；加之人有寿夭修短、穷通贫富，保存不易，梓行亦不易；复以幅员辽阔，山川阻隔，流通不易，切磋更为不易。因而流传下来的数千上万种经学论著，既是作者们毕生钻研经典之结晶，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有清一代整个学术水平的综合体现。即今上距清末宣统百余年，上距清初顺治已380年，所留存的经籍绝大部分是木刻线装，至今多已列为善本与准善本，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为拍卖行所炒作，线装古籍等同文物，身价百倍千倍，即使不入市场之古籍，散在南北各地，弆于公私藏家，一睹丰采不易，阅读研究不易，比勘异同更为不易。至于那些未曾刊刻的稿本、抄本，价值更在刻本之上。当然，自《四库全书》以下，不断有专业和综合性丛书之编纂，已搜集汇辑了相当一部分经学著作，学者手此一编，额手称便，但与清代全部经学论著相比，毕竟只占一小部分。
汇辑丛书，始自赵宋。清初徐乾学助纳兰容若编纂《通志堂经解》，收书140种，清代著作仅容若一二种而已，但确实已开启经学丛书编纂之先河。之后吴志忠《璜川吴氏经学丛书》、何元锡《何氏丛书》、汪之昌《经学五种》、钱仪吉《经苑》等竞相仿效，惜所收不多，影响甚微。唯道光九年阮元督粤，刻成《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收七十三人183种经学著作，学林称便，后劳崇光补刊7种。光绪间王先谦视学江苏，继踪阮志，又刻成《皇清经解续编》209种一千四百三十卷，与阮刻前后辉映，溉泽学林甚巨。但合计两编所收，不过400种而已。2011年齐鲁书社影印由刘晓东、杜泽逊所编《清经解三编》，增收65种，2016年又出版《四编》，收书50种，合阮、王二编，共得500多种。
乾隆年间所编《四库全书》，理应收入顺、康、雍、乾的经学著作，由于统治者文网严苛，不少著作被打入禁毁之列；又因著作过多，筛选删汰，置于存目，其甄别后收入之清人著作计：《易》类49种，《书》类16种，《诗》类23种，《周礼》类7种，《仪礼》类15种，《礼记》类9种，三礼总论类4种，通礼与杂礼类4种，《春秋三传》类29种，《孝经》类3种，五经总义类13种，四书类16种，乐类13种，小学类20种，总计221种。《四库禁毁丛书》案禁毁书目搜辑，惜颇多散佚，其编入经部之清人著作仅8种，《续编》经部夹杂科举时文选编，亦仅有10种。《四库存目丛书》希望将当时未收者收齐，但限于各种因素，所收清人经学著作有：《易》类77种，《书》类29种，《诗》类23种，《周礼》类10种，《仪礼》类5种，《礼记》类11种，三礼总论类17种，《春秋三传》类46种，《孝经》类10种，四书类33种，乐类12种，五经总义类10种，小学类17种，总计300种。三者相加得539种。
世纪之交出版的《四库未收书辑刊》，系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伦明、柯劭忞、江瀚、傅增湘等著名学者所拟《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辑编。《辑刊》在编纂时，《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已展开，故其剔除与《四库》和《续修四库》相重之书，分为十辑。前四辑收经部书较多，后六辑每辑仅十数种，计《易》类55种，《书》类37种，《诗》类32种，三礼及三礼通论类较少，共33种，《春秋三传》类仅22种，而小学类有50种。十辑总计收274种。
上世纪末开始编纂，本世纪初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原则上甄采《四库全书》未收者，个别因版本优劣、残缺完整等因素，有少量重复。所收清人之著计：《易》类155种，《书》类71种，《诗》类82种，《周礼》类47种，《仪礼》类44种，《礼记》类28种（附《大戴礼记》13种），三礼总论类25种，《春秋三传》类105种，《孝经》类8种，《论语》类23种，《孟子》类10种，《大学》《中庸》类18种，四书类28种，五经总义类56种，乐类24种，小学类243种，合计980种。
将《四库》系列所收清代经学著作相加，得1793种。以此校核《清经解》四编所收500余种，绝大部分相重合，少数出于两种系列之外，总其所得，仍不足2000种，与今存清代经学著作相较，仅五分之一左右，远远不能反映清代经学之全貌。即使将近数十年高校和各大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多种稿抄本丛书中经部文献统计增入，数量仍很有限。就以台湾严灵峰所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无求备斋论语集成》为例，此为严氏针对诸子所作集成之著，统包各个朝代，并非专收清人著作。其《论语集成》收308种，所涉及清人著作，即使将马国瀚辑佚种类合计，亦仅61种，而清代《论语》约有284种；其《易经集成》收362种，关涉清代者，即使将黄奭辑佚种类计算在内，也只有175种，而清代《易经》著作多达一千数百种。可见虽说是“无求备”，实在是个人力量难以求备，无法求备，只能借助集体力量，方有可能求其全备，至少可以接近全备。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一时代亦须有一时代的学术史。要写出一部全面而完整的清代经学史，必须先期研究清代经学著作，由点成线，由线成面，亦即由人而派，由派而地域，最后汇集以观其发展，著成断代之史。就这种要求而言，仅凭现今五种四库系列和四编《清经解》及少量稿抄本丛书中所收经学著作，加之各自在有限范围内允可见到的单独出版、影印的论著，既远远不够，亦耗时费日。举例而言，如禘祫之礼，自郑玄著《鲁礼禘祫义》后，其内涵一直争论不息。《清经解续编》收有毛奇龄《郊社禘祫问》一卷、惠栋《禘说》二卷、胡培翚《禘祫问答》一卷，即此三种虽亦可概见清儒意见，但李塨有《禘祫考辨》一卷（《颜李丛书》本），程廷祚有《禘祫辨误》一卷（道光五年刻本），孔广林有《禘祫觿解篇》一卷（《孔丛伯说经五稿》本），崔述有《经传禘祀通考》一卷（《崔东壁遗书》本），皮锡瑞有《鲁礼禘祫义疏证》一卷（《师伏堂丛书》本），龚景瀚有《禘祫考》一卷（抄本藏福建图书馆），观颒道人有《禘说》一卷（抄本，藏南图），计七种。《四库全书》收毛著，《续修四库》收惠、胡二书，与《清经解》重复。可见近期所编，仍以常见为主，更不可能覆盖清代全部经学著作，要全面了解清儒对禘祫的研究，还必须南北搜寻，但二种抄本，未必皆能一睹遂愿。又如研究清代三家诗者，近二三十年来不乏其人，最初多集中在范家相、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王先谦几种，反复阐述，原地打转。原因就是范书收入《丛书集成初编》，陈书收入《清经解》，王书已有点校本，其他多深藏不易一见，故硕博士论题只能选常见者研究。随着古籍总书目出版，各大图书馆新编古籍和稿抄本丛书的影印，研究视野和范围大幅度拓展。其总论三家诗者涉及到阮元、冯登府、徐堂、朱士端、周曰庠等，而专论《韩诗》者有沈清瑞、宋绵初、臧庸、钱玫、郝懿行、姚东升、蒋曰豫、陶方琦、顾震福等三十余种。有的甚至普查目录书，搜辑数十种列成著述表。据笔者所知，清代究心三家者无数，或间论于《毛诗》著作，或写成短篇收入文集，其著成专书者亦有六七十家之多。最新之三家诗研究专著，目录上几可以搜辑无余，而论述中仍有详略之缺憾。这可能因为有些著作简略，乏善可陈，但也有某种稿本、抄本难见，只能根据目录和提要概述。对比禘祫之礼和三家诗研究，可见提供文本，是推进研究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经学中有许许多多的公案，清代学者或多或少有探考，而《四库》和《清经解》系列仅收一二而遗却其余者不啻十百。近十多年来，各种数据库建成并开放学界，但数据库的初建，也必须是从常见常用书做起，至少从目前所见，还是与《四库》《清经解》系列重复为多。要继续拓展收入范围，一是受制于资金、人力，二是牵涉到馆藏的签约，进展需要时间。至于某些著名图书馆已开放网上的资源，但并非所有图书馆馆藏都有开放，找寻数据，仍会有东缺西，且亦并非所有学者都会自如应用。所以，至少就当今而言，编纂纸质的丛书仍然还有必要。
在丛书编纂方兴未艾的当今，放眼历代文学与历史，自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之文，顺次而下之《全隋文》《全唐文》《全唐文补编》《全唐诗》《全五代诗》《全宋文》《全宋诗》《全辽文》《金文最》《全元文》等已先后编成，有的还在续编甚至重编，如已出版的《全唐文补编》《宋文录遗》，将完成的《唐五代诗全编》等，皆在日臻完善之中。清代词学已有《全清词·顺康卷》《顺康卷补编》《雍乾卷》，文章已有《清文海》108册和《清代诗文集汇编》800册，后者更收4000余部，可谓大观；最近又有《国家图书馆藏清人诗文集稿本丛书》陆续影印，清代集部亦越来越成气候。史学方面，仅就清代而言，诸如会典、实录、传记、档案、日记书信，乃至官员履历和荒政等都已汇编成丛书出版。返观经学著作之汇集，台湾自2006年开始编纂《民国时期经学丛书》，至今已出版5辑300册，收民国时期经学著作600-700种，为研究民国经学提供了很大便利，而为数最多且最具价值的清代经学著作，至今未见有大型的汇编计划。究其原因，自民国初年废经之后，经学被分解到文史哲各学科中去，几近消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中，没有经学的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正续清经解》影印出版，推动了经学的研究。三十多年来，经学的研究已遍及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清代经学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因经学还没有恢复其独立的学科名称，故用“经学”来命名的丛书编纂尚未进入出版人的视野、深入到学者的意识，而只能因袭“清经解”的名称，以三编、四编或“类编”的名义编辑清代经学著作。
清代经学著作数量浩瀚，散在各大图书馆，总数无法估算。经近一二十年全国古籍摸底普查和古籍目录的编纂，其总体面貌大致已经呈现。据《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作粗略而不完全统计，《易》类约一千几百种，《书》类七百余种，《诗》类八九百种，《周礼》《仪礼》《礼记》各二百多种，三礼总义近三百种，《春秋》及三传八百余种，《孝经》一百四十余种，五经总义六百种左右，四书和四书总义一千一百余种，乐类一百种，小学书二三千种。除却小学书不计，约有近七千种（6866）。再将与《四库》和《清经解》系列相重者减去，仍约有五千种左右。这五千种著作是我们全面认识清代经学既不可忽视、也无法逾越的宝贵文献。
我自四十多年前接触、阅读《清经解》，涉猎清代经学始，始终关注清代经学目录和著作，关注新出的经学研究成果，关注台湾经学研究的动向。深切感到，要深入研究清代学术史，首先要研究清代的经学，要深入研究清代经学，必须全面掌握清代经学研究的成果，具体而言，大到每一经，小到每一篇，每一句一词，清人有哪些见解。尤其是那些经学上久讼不决的公案，更是要全面了解清代学者研究已经深入到何种程度。举一个小小事例，方今出土的儒家简牍越来越多，学者群起而考释，竞相创立新说，希冀形成定论，为追求、讲究学术规范，多要提及某人先立某说，某人继出某说。但有些与经学相关的解说或训诂，其实清代学者早已有创说，甚至已成常识，只是这些成果沉埋在稿本、抄本中，有的虽已刊印成书，也未被《四库》和《清经解》系列以及其他丛书影印，沉睡在图书馆的库房中。即使已经被《四库》和《清经解》系列丛书影印出版，也未必被现在的学者所披阅检视利用。因此，无论从认识、梳理清代经学研究成果，探索清代经学史或学术史，还是利用清代经学研究成果佐助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考释，当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在《四库》和《清经解》系列所收之外，编纂一部大型的清代经学文献丛书。
笔者认为，现今编纂清代经学文献丛书，可谓正当其时，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
适时性
民国初年废经令下之后，经学退出学校课堂和读书人案头，不久便被文史哲消解，就此偃息七八十年，虽有某些地区因学风或个人凭兴趣钻研研究，终未形成大的气候。201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办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预示着一个全面正确评价传统文化的新时代的来临。2022年，两办又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更具体地提出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重心时代是汉、唐宋和清，尤以清代成就为最多且重要，所以编纂清代经学文献丛书，完全符合两办《意见》的精神。二
必要性
民国废经之后的一百年中，大陆几乎没有编纂过经学类丛书，唯1988年拼合影印《正续清经解》后，一再重印、类编和续编三、四两编，即使加上《四库》系列所收，数量仍然有限。台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重视经学，研究经学，影印经学丛书，但因局居一隅，除《文渊阁四库全书》和部分善本之外，藏量亦有限。由此造成学人研究和硕博士做经学论文，选题大多局限在《四库》《清经解》系列和其他影印出版的经学著作，其论文所参考和引用的书目，亦不出上述范围之外，偶有溢出其外者，实在是凤毛麟角。研究主要凭借人的思考，而思考需要借助实际的书籍材料，没有书籍，思想很可能成为空想。空想是考证学的大忌，即使不幸而言中、自以为是新说，也可能是前人已有发明的陈见，这同样背离学术史的客观。所以，很有必要选辑清代经学文献，分类汇编，影印出版，供学界使用，以配合两办《意见》的精神，切实推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三
可行性
当下编纂清代经学文献丛书，有很大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此可从搜集、经费和影印制作三方面谈。（一）阮、王刊刻《清经解》时代，作者天各一方，著作搜集仅靠学术圈中师友传闻介绍，艰辛可想而知。民国时代，公私馆藏目录均是抄本卡片，查阅极为不便。方今古籍普查工作基本结束，古籍总目已经编成，95%以上的清代经学著作馆藏已清楚明了，可以一索即得。（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社经费紧张，学术书出版困难。现今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有有识之士的财团扶持，凡有益于学术、有益于社会的学术书都能得到各方面的资助。（三）刻本时代，汇辑丛书须重新刊刻，殊为不易，《清经解》正续编确实功在千秋。铅字排版年代，虽较版刻容易，终究费工费时。在影印技术飞速发展以致今日的计算机时代，一切可以在计算机上拼版修图，直接上机印刷，便捷快速，省工省时。
四
延展性
清代经学文献丛书以分类为基本形态，编成之后可以进一步做成数据库。由于是经学专业分类的数据库，其对经学专业学者而言，利用价值和利用率会远远超过综合古籍的数据库。《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和《续修四库全书》三种大型丛书，虽然基本网罗了清代以前，尤其是乾隆以前的古籍，但还是有所遗漏。乾隆以后的古籍未被收入的则更多。要较好地保存古籍，利用古籍，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整体性，编纂一部《三修四库全书》是很有必要的。如果编纂《三修四库全书》，则《清代经学文献丛书》略经拣择，即可作为“经部”的基本构架，无须重新收辑另起炉灶。故编纂清代经学丛书，也是为《三修四库全书》作准备。承蒙《文献》编辑部邀约，共议“文献学的未来”，谨将十多年前写成的设想文字，结合新的形势重新整理修正如上，以求教于学界。
主持人：谢谢虞老师。虞老师做《石经》、做经部文献都非常专精，又是编辑界的前辈，主编的《经学文献研究集刊》，我们也经常学习。
兹将张廷银、虞万里先生提交的论文全文推出，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文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