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环：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编 者 按
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下面请邹振环老师发言。
邹振环：张老师发来会议通知之后，我本想在会上介绍一下2021年学校（复旦大学）委托给我做的项目，即做江南文献的专题研究，在座的陈尚君老师是项目推荐人之一，非常感谢。我们刚刚启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特别是我看了程章灿教授那套《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很佩服，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文献学，于是我想了想，不专门介绍项目了，因为还没有做出来。
简单而言，我们这个项目也和程章灿教授的一样，计划做成多卷本，八卷；但是做法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带了个江南研究的团队，根据大家的特长选做一卷，比如有些年轻人是做民间文献的，就民间文献做一卷，民间宗教做一卷，每个专题都是文献学研究当中相对比较偏一点的，或者重视度不够的，计划是这样做，也不想所有文献门类全部做。其实有的文献整理写成一卷，不一定写出很多新意。我又要说到程章灿教授，他们做得非常好，思路也非常的开阔。我们也在做的过程当中不断调整想法。
我自己负责的一卷是出版文献，和我这次写的文章有点关系，主要是做清代，包括清末民初的书籍。
19世纪末在绍兴出现的会文堂书庄和20世纪初由汤寿潜等在上海创办的会文学社，是在两地颇有影响的民营书局，出版过许多重要的传统史学文献、新式教科书和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会文学社推出的《普通百科全书》尤具历史文献价值。遗憾的是关于绍兴会文堂书庄和上海会文学社的资料，至今没有得到系统清理，亦少有专文加以讨论，存在许多谜团。
朱联保曾对会文堂书局做过介绍，但未提及该社最重要的出版物《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熊融有《关于“会文堂”》一文，解释了鲁迅1924年4月9日答复魏猛克一信中对“会文堂所出的小说插画的画家”画风的批评，但关于会文堂的资料基本是对朱联保研究的重复。本文拟就晚清绍兴会文堂书庄和上海会文学社及其出版的史学文献，做出若干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会文堂书庄与汤寿潜等创办的上海会文学社
汤寿潜的《危言》一书尚未论及出版和书局，《理财百策》中则专门写了一篇《书局》。或以为该书1896年7月写毕，之后经过一年半的修改，于1897年末或1898年初定稿；但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未能得以刊行，自此被尘封近百年。汤寿潜认为清末广东、江宁、湖北、江苏、淮南、浙江、福建等省纷纷创办书局，其中雠校之人或十余名，或数十名不等，刊布有正经、正史等，同时他还指出“亦须仿江南制造总局译书办法，各省分头译刊中外政教、学派、格致、制造、农桑等有用之书，以开民智而救时艰”。由此可见他参与创办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上海会文学社，并非偶然。汤寿潜还亲自参与晚清教科书的编刊活动，如1904年撰有《字课图说》（图文并茂，八卷本）；1905年阅订过丁冕英编译的《中等亚洲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官书局）。
会文学社的前身可能是会文堂书庄，清末流行的“会文堂”，与后来作为书局的“会文堂”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如1881年1月27日《申报》第2版的《苏省抚辕事宜》一篇称“广陵四书院以及举人之会文堂”，这个“会文堂”显然不是书局。《申报》1881年4月14日第2版又有《书院甄别》一篇，称“扬郡书院共有五处会文堂，为举人课所”，显然属于书院。而到1887年11月17日《申报》第4版上的书局广告中已有了“会文堂”。范慕韩最早指出：清末书林中有会文堂数家，并非一个东家，也不是联号。最早有姑苏会文堂，创办于嘉庆年间，厦门会文堂创办于光绪年间，都只从事刻书，未闻发展铅印、石印出版。宣统、民国年间，有些石印小说用会文堂名义出版，但未注明出版地点。
戊戌变法以前，西学出版的中心是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美华书馆等官方和教会主办的出版机构。1897年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民营出版机构大量涌现。孙祥伟以为上海“会文学社”创办于1899年，他在《汤寿潜年谱简编》中称，汤氏1899年在上海参办同文堂书局（笔者按，应为会文堂书局）并委姻亲、举人邵伯棠主其事。或以为汤寿潜与沈霖（玉林）等1903年在上海创办了会文学社，如朱联保提及，会文堂书局创办于1903年，由沈玉林、汤寿潜等筹建。这一说法存在疑问，实际上1902年“会文学社”已发行了沈桐生辑《二十四史分类辑要》、邵章编《经史百家序录》，汤寿潜分别为两书撰序。目前所见，它们是“会文学社”最早发行的书。因此，“会文学社”的创办不可能晚于1902年。
1897年7月5日《申报》第6版有“新出石印《抚豫宣化录》”，称：“是书系雍正朝大司马田公讳文镜巡抚河南省时一应公牍也。……按是书向仅木板，字多漫漶，今特不惜工本，写以工楷，用连泗纸石印，装订八本，实洋两元。不但仕途中人不可不看，而欲知雍正朝各省人情风俗掌故者，亦必购以流览焉。在各书坊发兑。浙绍悬西桥会文堂书庄。”按照这一广告，1897年绍兴已有一家“会文堂书庄”。至于是否与汤寿潜有关，待考。
绍兴“会文堂书庄”最早出版的书籍，除了上述田文镜撰《抚豫宣化录》，1898年还有顾炎武纂《历代经济文编》（又称《历代经世文编》）、张绍龄编《三苏策论》。《历代经济文编》《三苏策论》均由王纬校订。王氏（号峭庵）的《三苏策论》序言云：“会文主人将所辑《三苏策论》见视，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皆切实有用之说，辄令人神往者久之。重以属为校雠，付之石印，以公诸世。”“会文主人”显然应该指“会文堂书庄”的主人，据上下文看应该就是编《三苏策论》的张绍龄。
或以为绍兴会文堂书局，1896年开设于水澄桥南。“绍兴会文堂书局”与绍兴“会文堂书庄”的关系，以及所谓会文学社前身可能要追溯到“会文堂书庄”的结论，恐怕还有问题，两家可能同时存在，待考。根据绍兴“会文堂书庄”在《申报》所刊登的广告，知其1897年已在绍兴开展售书业务，店铺在宝善街老椿记栈内第九号。广告落款为“浙绍会文堂寓申老椿记客栈”。绍兴“会文堂书庄”在《申报》刊登广告售卖的书有：《抚豫宣化录》《三苏策论》《历代经济文编》《杨文节公集》《说郛》《宋文》《纂图互注荀子》《礼学汇编》《蒙古源流考》《方舆胜览》《庄子通义》《续复古编》《求古金石》《金明二朝诗》《佩文斋书画谱》《康对山集》《皇甫君碑帖》《李文田魏碑》《尺牍句解》等。除了前三种之外，其他的书可能大部分不是绍兴“会文堂书庄”刊行的，而仅仅是帮助销售。《申报》1899年8月26日第6版称：“浙绍会文堂经售宋元明善本及新旧书发兑。”槠山灯影《汤寿潜与绍兴“会文堂书庄”》一文称1898年之后《申报》未再见绍兴“会文堂书庄”的广告，这或许与上海“会文学社”的成立有关。这一说法显然不确。会文堂书庄后简称“会文堂”仍在刊登广告，即使“会文堂书庄”的名称，1902年仍见于《申报》，之后可能迁至上海，设在“棋盘街”。《申报》1913年4月26日第4版还有“棋盘街会文堂书庄”；“会文堂书庄”最后出现在《申报》上的时间是1915年5月19日（在第15版）。
1901年，清廷在“庚子事变”导致的内外交困之下，宣布新政，重启科举改革，废八股，改策论。清末新政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作是救亡图存的关键，同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鼓励兴办学堂、书局。1901年，《三苏策论》得到更多书局的青睐，至少有炼石书局、上海书局、石印书局、祥记书庄将之印行。说明几年前经绍兴“会文堂书庄”刊行后，该书已得到读书人的广泛认可，有了很高知名度。于是，绍兴“会文堂书庄”推出“南浦子”编纂的《古今四大家策论》，此书应是临时凑成的，故而品质不佳。同年五月十三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沈玉霖来，以《古今四大家策论》索序，一善化人从《何博士备论》《龙川集》《壮悔堂集》《魏叔子集》选出者，不伦不类，却之，并劝勿印。”“善化人”很可能即张绍龄，之所以署名“南浦子”，或许正是因为他知道《古今四大家策论》为杂凑之作，故不想让人知晓编者是他。可见也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蔡元培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与会文堂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如1906年三月他受会文堂委托，将大通和学务公所的欠款交付沈薪斋，闰四月致书会文堂，并附银五圆托该馆在《时报》上刊登广告。
或许因为会文堂在上海销售业绩不错，1902年汤寿潜、沈玉林遂决定在上海正式创办“会文学社”。后亦称“会文堂书局”，经理为陈鉴堂、徐宝鲁，编辑有蒋箸超、马秉雄等。社址在棋盘街。早期会文学社出版有范震亚编译的《化学探原》《中学生理学》《代数备旨》《法史揽要》《日本帝国近世史》《日清海陆战争史》等，后来还非常重视地理学教科书的编著，1905年出版《最新初等小学教科书》多种，皆由蔡元培鉴定。有影响的教科书有1906年杜芝庭编《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董金南编《蒙学教科书》、会文学社编译所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教授法》；1907年沈祖绵编《（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杜芝庭著《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上下编；1908年杨文询编述《（普通教育）新地理》和杨文询编述、胡鹿阁校订《普通教育新地理外国之部》等。有不少教科书影响颇大，特别是何琪1905年所编《（最新）初等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1906年编《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教授法》，以及1906年由何琪编、李士贞校订的《最新女子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至八册。《（最新）女子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906年2月初版，1907年6月已出版了5版。会文学社发行的何琪编辑的《初级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二册全图版，几乎每课都有配图版画，并附有一页彩图，由蔡元培鉴定。1907年初版的杜芝庭著《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内容包括家庭、族党、外戚、学界、友谊和有关说帖（即外交文件）。
据《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所刊上海书业公会致商业联合会信中说，1926年会文堂书局停业。朱联保认为属于内部进行改组，后改称为“会文堂新记书局”，经理王秋泉。又据《上海工商人名录》载，店主是浙江镇海人徐桴，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为徐宝鲁，传说是清末革命烈士徐锡麟（1873—1907）的后代。1934年该书局又用法学书局名义请吴经熊、郭卫等组织“法学编译社”，大量编印法律书籍，如《六法全书》《民法》《诉讼法》等。据《上海工商人名录》载，法学书局董事长王荫泰，常务董事兼经理郭卫，董事徐士浩、俞钟骆，监察人许世英、褚辅成。法学书局与会文堂或许是两块招牌，实为一家；或许是两个同在一处的独立单位，有待查考。会文堂后期负责人曹立训，解放后参加通联书店和上海图书发行公司。
由以上梳理可知，会文学社，又称会文堂书局，前身可能是1897年在绍兴出现的会文堂书庄，20世纪初该书庄迁至上海。会文学社是汤寿潜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民营书局，主其事的邵伯棠邀集来沪写作的萧山人蔡东藩、谢正祺、邵斌源等几位文人参与编辑，初期主要出版四书五经和《幼学琼林》等，以及畅销小说《双溺记》《清宫秘史》等，邵伯棠主编的《论说文苑》《论说精华》曾风行一时。邵伯棠、汤寿潜先后去世，汤寿潜姻亲汤寿铭出掌书局，但不善经营，结果营业一落千丈，只能将书局所有权、出版权等全部盘给绍兴人徐宝鲁，书局改名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徐氏在书局中又设立“法学编译社”，聘请法学家郭卫任主编，书局一度由衰转兴。
二、《二十四史分类辑要》和《经史百家序录》
上海会文学社在1902年已经发行有多种书籍，其中传统史学文献如《二十四史分类辑要》《经史百家序录》是会文学社最早发行的书。因此或以为该社应该创办于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会文学社出版了沈桐生辑《二十四史分类辑要》，该书牌记标识“光绪壬寅年春会文学社发行”。沈桐生，生卒年不详，字光汉，又名雨苍，绍兴人。善作擘窠大字，书法颜柳，兼擅篆隶，当时绍兴市招，咸出其手笔。受到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褒扬，被誉为“民国大书家”。1913年绍兴成立《叒社》丛刊，12月出版第一期，其封面题“叒社”两字隶书，用红色套印，十分醒目，即为沈桐生所书。是期还刊载了沈桐生的四篇书学论文，即“六体千字文序”“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序”“存粹斋集帖八种序”“二王小楷习市帖五种序”。该期附录尚刊登“介绍民国大书家沈桐生”一文，曰：“吾越沈桐生先生，书学大家也，悬针倒薤，快剑盘龙，于周秦大小篆诸体尤能曲尽其妙，而汉隶魏碑等亦悉能匠心独契，益以声名飞动，翰墨流传，其存粹斋字体三十六种，早已驰誉神州，殊足为吾越生光焉。兹以踵书者户限几穿，爰为代润格如左。”沈氏为叒社名誉社员。鲁迅与叒社也有一段文字因缘，1916年鲁迅曾为绍兴著名金石家杜泽卿的《蜕龛印社》改定过一篇序文，最初发表于1917年的《叒社》第四期。沈氏仿朱熹《通鉴纲目》及《御批通鉴辑要》体例，芟削繁芜，厘订成《光绪政要》一书（有宣统元年上海崇义堂刊本），叙事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迄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以年为卷，每卷首列本年大纲目录。凡光绪一朝大事，如新疆回民起义、中法及中日之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与各国所订不平等条约等，均有记载，有关上谕、奏折亦择要辑入。可总览一朝大政。沈氏另外还辑著有《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光绪二十三年读有用书斋刻本）等。
《二十四史分类辑要》由汤寿潜撰序，称：
光绪二十七年秋七月，明诏再罢时文，首场改试中国史论。一时瓮牖黄馘之士，不知唐宋之先后，而抱时文为金科玉律者，往往走深山邃谷中，放声长号，自悲天夺，其所恃业与时左，亦巨哀已。其一二规时赴势者流，涉猎《永嘉八面锋》，谓足以通天人之穾者，辄又开口大笑，庆为长夜之忽旦。既其实巧拙略异，而无所得于史钧也。夫史岂易言哉！卤莽而耕获焉，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或孟晋于是矣，岁月绵薆，卷帙益伙，曾不能刳心以究古今中外政教之王衰，疆圉之辟蹙，用人、理财、行事之得失；徒龂龂焉讼一年月日、人姓名之縿縒同异，虽曰史学，犹是训诂耳、考据耳。穷老尽气，莫知向方，虚牝无用，亦与时文将无同。昔司马温公以书局自随，殚竭十九年之心力，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求首尾遍读一过者，惟刘贡父一人。嗟乎！作史难，读史亦如是，其不易也！刘子元论史，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知贸化，讵非緐而寡要，尸其病欤？子瞻读《汉书》，谓礼乐刑政当作一意求之，后朱子且韪其说。然则分别部居，甄汇事实，庸便购读，无叹望洋，倘亦敂学者之事乎？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会文学社还刊行《经史百家序录》。编者邵章（1872—1953），字伯炯、伯䌹，一作伯褧，号倬盦、倬安。邵懿辰长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光绪二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奉天提学使。曾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历任杭州府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富收藏，清俸所余，即购书册，家有藏书处“石灯庵”，每书之后必有一“倬盦藏书”书签，书写卷数、价格、购自谁手等内容。与收藏名家如郑文焯、邵瑞彭、张尔田等人关系密切。其藏书印有“邵锐小记”“阿章”“邵章之印”“倬庵填词”“校人邵章”“邵伯䌹八十后作”等。光绪二十七年创建“杭州藏书楼”，当时收录藏书700余种、9499册。不久，藏书就增加到7万卷、35000册，并向社会开放，为后来成立浙江图书馆打下了基础。精于书法，四体皆通。字体古雅隽迈，浑厚庄重。其诗文亦名重一时，著有《云淙琴趣词》《倬庵诗稿》《倬庵文稿》《古钱小录》《邵章遗墨》《云缪琴曲》等，曾校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编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续录》等。
会文学社推出的《经史百家序录》，汤寿潜亦为作序，称：
维新至日本，亦不为不盛矣。其文科大学，犹列汉学、中国语文。其士大夫之斠求汉宋学派，及刳心为古文辞者，肩背相随属。美国科比伦大学堂新立中学科，上年就我外部匄取经史子集，遂议以《图书集成》饷之。夫以千圣百王、群先哲精爽所寄托，魂气所感召，外人且刳精揖志，以求有得，我高明之士顾躐溥通而跻高等，舍实业而谈名哲，蔑视古昔之籍如土苴、如刍狗，不惜刬除之以为快。乌虖！新学之不兴，可耻也！旧学之将熄，尤可哀也！……嗟乎！谓中国无学可，谓中国无书则不可。《序录》诸书，虽旧典陈文，而中国三千年政治之沿革，学术之流别，国计民生之息耗，隐括于是。寻而绎之，即泰东西之新理、新学，往往异地同揆，不相师而未必不相合。
汤寿潜认为《经史百家序录》等传统史书“虽旧典陈文”，但其中包含着中国三千年政治之沿革，学术之流别，国计民生之息耗。寻着这些旧典追溯，其中所包含的真知灼见往往与东西方的新理和新学异地同揆，心通理通，不相师但未必不能相合。
三、《普通百科全书》
甲午战后，中国人开始密切注意日本翻译出版界的动向，日本学者借助汇聚各种知识的“百科全书”的编纂，对日本民族进行系统西学启蒙的活动也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1897年，康有为发表《日本书目志》，在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字语言、美术等门类中，列出日本文部省藏版的《百科全书》80多种单行本的篇目，如《百科全书》天文学、时学与时刻学、岁时记等；图史门列出《百科全书》中古史、太古史、罗马史、希腊史、英国史等。康有为对“百科全书”还缺乏我们今天的认识，仅仅是用中国的“类书”和“丛书”去附会它，如他将《（古今和汉）万宝全书》与《技艺百科全书》《日用百科国民之宝》《普通学全书》《日本社会事汇》《日本文库》等放在一类，但他也模糊地认识到这类书在一个民族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启蒙意义：“购书莫善于丛书矣，得一书而百学备焉，得一书而专门之业备焉。《普通学》《百科全书》《我自刊我丛书》三者，金玉渊海矣。日本自强，赖社会之力，《社会事汇》盖备焉。然昔之学，尊古而守旧，故其学在读书；今之学，贵通今而知新……”
20世纪初，日本百科全书的编纂活动也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如汤寿潜在1903年写道：“日本之重科学也，有《日用百科》、有《通俗百科》、有《小百科》，亦浸浸与欧美并隆矣！”沈霖给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禀呈中称，由于20世纪初各项章程都在不断更新，但人们“苦乏专书”，因此该社计划推出“编辑丛书”一种，“凡新旧和约、各处矿务章程、开垦章程、铁路章程、官私学堂章程，其余各种政治、商务等章程，一一择要选刻，以备汇集成书”。同时，由于中国上下贫困，急于理财求图治之道，因此计划再编“财政丛书”一种，“凡税则钱币等事及一切有关财政各书，广搜博采，敬谨选择汇集成书”。而《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编纂不同专题百科全书的影响下展开的，由“志大而才富者”、江苏昭文（今常熟）留日学生范迪吉（字枕石）主持。范氏生平不详，译著甚多，如他翻译的日本松井广吉著《日本海陆战争史》和《日本帝国近世史》（会文学社版，出版时间不详）。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他翻译的日本矢岛玄四郎著《拿破仑传》，列入该馆“传记丛书”，新书广告称：“是书自其幼年入学之时，以及遗骸归国之时，内而家庭，外而军国，以至一言一行之微，无不备载。”1906年时中书局出版有他译出的日本坪谷善四郎著《日本全国漫游记》，以及日本体育会编纂、范氏译述的《瑞典式体操教科书》两册等。
或以为会文学社的范迪吉，一个人就译了100种《普通百科全书》。这个说法显然不确，该书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范迪吉“诺会文社之请译百科全书”，可见编译百科全书的这个主意是汤寿潜等提出的。如何编译这部规模浩大的百科全书，范迪吉心里是没有底的，于是在日本成立了东华译社，他担任总译述，编辑有长洲人黄朝鉴、元和人李思慎、鄞县人张振声、上元人顾福嘉。校阅有上元人顾厚璁和长洲人郑绍谦。该社翻译和编校诸人，都以“负发明学理、增进文化责任”为己任，决心“务各尽微力于学界之事业，一冀完全对社会上之天职”。他们编译这套百科全书的宗旨是“以开通民智、养成世界人民的新知识为公责”，是想把“凡关于学理与政术与种种科学有影响于诸科学之发达进步者，皆在是书范围内涵容无遗”。且收录的均为“日本最有力学者之名著，且系最新最近出之书，有学皆臻，无科不备，拾级以进，足供一般学者之取吸，足为专门科学之立足点”。尽管这一百科全书并非是以一家之言为中心、按词典的形式分条编译的，而是节译各种不同程度的教科书汇聚而成。但这种将各类不同的西学新知识合成积聚，在中国仍有其独创之处。何况“在吾中国流通各书，可供参考者鲜”，许多新名词还是第一次出现，因此他们常常一起共同商定合适的译名。为了编好这套书，范迪吉“以一人一手，更数寒暑，废寝忘食之劳，译录百科之巨册”。可见这位学日文出身的总译述在译录定稿过程中着实花了一番大力气。
《普通百科全书》共计100种，1903年由会文学社出版。全书的原本分别是日本富山房的初级读物、中学教科书和大专程度的教学参考书，按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地理、数学、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山林学、教育学等分类，以三个系列由浅入深地编排。每本书独立成篇，各自为目。
第一系列“首编”为初级学类，共17种，全部采用富山房编纂的问答式初级读物，按编译宗旨“全书可为小学校完善之课本，不独便于学童之记忆，且由是以进，则于诸学科门径皆已了然于胸，得以渐次养成完善之教育”。其中历史类3种，为中国、日本和世界历史三大部分，正好是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三大知识基础。《帝国历史问答》共207问，第一问为尧舜之时代的古代帝国之区域及社会组织发达之理由如何？最后的207问为“英佛联合战争以后清政府于外国交涉事件如何？”全书涉及中国政治、文化、外交等各种问题。《日本历史问答》共235问，第一问是王朝时代，最后是日清战争之原因，末附《历代帝王表》。《世界历史问答》共115问，第一问为世界历史之目的及范围，最后的115问为略述希腊之再兴。主要内容是关于世界政治的兴衰，末附《世界历史年表》，从公元前2700年起。
富山房是由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出版家坂本嘉治马于明治十九年（1886）3月1日在东京创办的。以出版《大言海》《大日本地名辞书》《详解汉和大字典》而闻名遐迩，1904年由留学欧洲归来的学者芳贺矢一以《雷克拉姆大学丛书》为蓝本编辑了“富山房袖珍名著文库”，成为一套可以放在绅士、淑女的口袋里、携带方便、经济实惠的读物。开创了日本出版文库本的历史。该馆在19世纪末推出《富山房百科文库》《国民百科辞典》等，20世纪初曾在上海设立过办事处，对中国学界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同时，该社也是日本一家重要的出版教科书等普及读物的出版机构，如该社所推出的《普通学全书》在日本教育界颇有影响，该套书共31册，由博士学士主笔，富山房编。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图史门就选录了该全书中的《地理教授法》《日本地理新书》《万国地理新书》等；历史类的《日本新历史》上下编，也是选自《普通学全书》的第十五篇。范迪吉主译的《普通百科全书》中不少教材很有可能译自富山房的《普通学全书》。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出版物中有“普通学问答书”，收录《地文学问答》《普通博物问答》《学校管理法问答》《中国历史问答》《新编生理学问答》等，这些书很有可能也是据富山房的原本编译的。
第二系列“中编”普通学类21种，按编译宗旨“皆为研究普通学之必要部分，如教育学、生理学、物理学、动植矿物学、历史、地理、算数等学，靡不大备，务期科目毕具，条理井然，不敢稍涉紊乱”。实际上普通学属于中学教科书。其中有关历史学的2种，为日本富山房编纂的《帝国新历史》和《万国新历史》。《帝国新历史》全书分三世纪，上世纪太古以至战国，中世纪自秦以至五代，近世纪自宋以至清朝。以地理人种为始，以职官课税为束尾。《万国新历史》全书采取章节体的编写模式，也是分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编，从东洋帝国（包括埃及、巴比伦、印度）到日耳曼帝国，记载各国学术、技艺、土地、宗教、制度、言语、风俗的变迁，末附录近世史学术技艺家等。两书都冠以“新”字，的确，在编纂模式上有值得注意的创新之处，即日本曾经也是中国传统正史纪传体的积极模仿者，17世纪末创修而在明治年间告成的《大日本史》，就采用了纪传体，有本纪、列传和志表。此时日本所编的新历史不再按照传统史书以朝代划分，而是按照西方史书编纂的模式，采取上世、中世和近世的历史时期划分法，《万国新历史》很可能就选自富山房所编的《普通学全书》第五编中的同名教材。该书采取的章节体，在资料取舍上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在编年方式上以西历纪元。纪年是历史撰写方法上一种很重要的形式。有了这种符号形式，才可由年代距离的远近，考察政治的演变和文化的发展。怎样的纪年方式最合适历史著作的编写，一直是中国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中国传统是用皇帝来纪年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讲时事还是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有关联，皇帝纪年经常变动，不如用公元纪年法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中外历史的演变，也便于读者将本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互相对照。
第三系列“末编”专门学类62种。编译宗旨是“原书每册有十余万言，皆为研究专门学之资料，分级以进，有完全无缺之科目，得渐次养成专门学者之资格”。这显然属于有相当深度的大学教科书或参考书。这一系列的编译方法大部分是节译，有的只译出了原书的一小部分。编译者强调其编译方法是“以务合中国人民教育界之程度为注意，所译各书不独为东西大学者最新最要之大著述，且为中国向来译书界中所未曾见”。也许初有模仿《大英百科全书》按条目编写的打算，也许因为全书字数容量的限制，也许也因为编译者缺乏各领域的专门知识，总之，专门学类中的大部分译著是有头无尾的。编译者在不少书目提要中标明了译至某章某节，并表示“当译《续百科全书》，以冀组织成种种最完全之好结果”。
专门学类中“历史学”的译著一共有六种。日本文学士土木寺柳次郎著《日本历史》原本为四期，作者认为神武天皇前的历史属于“荒远悠谬”之谈，因此讨论具体从神代、神武开始到19世纪的日本历史，神武后开始分朝记叙。日本文学士吉国藤吉著《西洋历史》原本为三编，分章记述从埃及与腓尼基以至19世纪俄土之战的西洋历史，不仅注意政治与战争，也注意记述文化方面的内容，译本节译部分内容。由日本著名史学家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帝国文明史》原本11章，译本译出其中第一章，关于世界文明源泉及中国民族。文学士圾本健一所编《日本风俗史》原本八期23章，讨论日本冠婚岁时、日用饮食的风俗演变。全书处理材料采取详今略远的原则，译本译出其中的六章，一大倭民族本来相，二日本生活与礼乐，三族制社会之组织与民情，四日常生活之发达，五学艺与杂技，六唐风模仿之社会。文学士笹川种郎著《帝国文学史》，即中国文学史，分上下编共九期，讨论先秦的三皇五帝至清朝的文学，涉及散文、小说、诗歌、词曲等各种文学形式的演变。文学士幸田成友著《东洋历史》是一部简明的东亚史。作者认为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洋和西洋来讨论，能获得一个崭新的角度。全书从地理发端起，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清日韩三国之交涉，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经济诸多的领域。从上述六种日本学者所编写的历史类论著看，既有日本国史、中国历史；也有东亚区域史和西洋历史；专题上涉及文明、文学和风俗，显示了日本文明史学整体研究的优势。
见于其他专门类的历史书有：政治类中有日本法学士森三守次著《政治史》，原书论述自维也纳会议起至19世纪末各国的政治变化，译本译至法国二月革命止。此书逐条分叙19世纪欧洲革命和意大利统一的线索。法律类有日本文学士三浦菊太郎著《日本法制史》，该书原本五编，译本是其中的第一编，自上古至江户时代的职官、赋税、军事和律法。哲学类中涉及哲学史的有三种。日本文学士蟹江义丸著《西洋哲学史》，原本分三世六朝，讨论古希腊、中世纪教会和近世意大利、法兰西哲学。译本主要译出上古部分，如希腊的束列派（今译梭伦派）、披达哥拉斯派（今译毕达哥拉斯派）到索克拉的（今译苏格拉底）等哲学，后面的中世纪和近世哲学均未译出。加藤元智著《世界宗教史》，原本分三编14章，胪列群教，论证是非，以儒家为最高之道德。译本节译的第一编主要讨论巴比伦、中国、埃及等的宗教。木村鹰太郎著《东西洋伦理史》原本分21部四期二编，论述东西洋宗教之派别，体例与学案体相类似，其中对管子、老子、孔子的伦理思想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就指出：“欲治政治、经济、法律诸学者，则历史为尤要，必当取详博之本读之。”这些专门史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表明历史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的领域，各类专门学科都有借重历史研究以深化本学科研究的问题，为中国学者展示了文明史学研究的巨大潜力。
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史学，深受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文明史观”的影响，他认为，虽然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但日本民族的民智还有待开发、文明还有待开化。为此他创办私学，选用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1787—1874）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2）等论述文明进化的书籍作为教材，指出传统的日本历史著作无法为开发民智服务，必须采用新的历史观念，采取新的历史撰述形式来进行历史研究和撰写教材。他虽然没有身体力行，但他对“历史”这一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人民”和“文明”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有意义。史学应该以揭示“时势”为重点，所谓“时势”，即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风气、人心和国俗。《普通百科全书》历史类的六种就包含了文明史、风俗史、文学史等，特别是专门史类，不仅涉及政治史、法制史，还有哲学史、宗教史和伦理学史。尽管这些历史书都是原本的节译，但多少能通过此“一斑”见出日本文明史学的大体面貌。
《普通百科全书》所选入的历史书籍大致是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包括专门史）三部分，主译者选录世界历史，无疑是希望中国人在认识过程中保存一种世界意识，选录中国历史和中国专门史的论著，显然也是希望中国人能通过日本民族从“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这一新参照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关于这一点，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一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昔者，大地未通，号史学者，只识本国而已，其四裔记载仅为附庸。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谈瀛海者，悉当以履门庭数米盐视之。援古证今，会文切理，一开口即当合万国论之，否则虽以钱、王之学，亦村学究而已。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例、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凡有三大端焉：一，自倍根创新学而民智大开，易守旧而日新；一，自哥伦布辟新地而地球尽辟，开草昧而文明；一，自巴力门倡民权而君民共治，拨乱世而升平。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吾中土亦多有译之者，而记事未详，史理尤少，仅有《佐治刍言》一书而已。日本所译盖多，而《历史哲学》、《欧罗巴文明史》、《泰西通鉴》及《挈要》、《纲记》诸书备哉灿烂，其印度、希腊、罗马、埃及、佛国革命史，皆可考焉。我之自论，不如鉴于人言，可去忌讳而洞膏肓，若鉴而用焉，皆药石也。支那诸史皆吾事，谓吾支那者，佛语也，若其教育、问答、试验诸书以发童蒙，犹有裨焉。”
而晚清选择介绍大量的日本史和日本专门史，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中国社会内在的政治需求。日本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都与中国息息相关。近代日本文化的近代化远远走在中国之前，由箕作麟祥负责，组织学者55人翻译的英国占弗儿兄弟编著的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第四版而形成的文部省版百科全书的若干分册，陆续出版在1873至1880年，而范迪吉主译的、模仿西方百科全书名称的《普通百科全书》则在二十多年后出现。
尽管这套百科全书还不能算是按现代意义上西方百科全书的形式编写的，某种程度上还只能算是用传统的类书编纂方式，以日本各科教科书的内容来编排西方近代新知识，但编译者从以往翻译界仅注意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点和知识线的引进，转而着力于对西方各科知识体系的系统输入。这种既注重知识系统、又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的尝试和努力，受到了当时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汤寿潜即指出：“中国学子沌窍初凿，譬之病者初复，骤而餍以粱肉，胃力不能纳，亦不能化转，足以招疴；不如进以嘉谷新蔬之为益也。译科学以溥通先厝意。于问答各书，浅显易了，亦庶几嘉谷新蔬之有益病者矣。”郑绍谦在序中认为，自中兴以来，同文方言诸馆三四十年来所译之书，大多只是“一鳞一角，窥豹未全。夫学界之有进步，必有学皆臻，无科不备，宏篇巨帙，餍饫士林，俾博考广证，旁通触引，普通之既备，科学之渐精，始文明富强，国势隆盛焉”。
《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者所选择的史学译著，大部分均非日本史家的史学名著，多属历史类的教科书及专门史一般论著的译本，很多可能是富山房编刊的由博士、学士主笔的《普通学全书》中的选本，但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文化饥渴的时代，这些历史类教科书和历史读物，还是为中国莘莘学子从初级到中级的西洋史、东洋史和中国历史知识的学习，对于了解西方和日本史学界用新的模式编纂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和日本史，以及各科专门史，对于理解和掌握近代史学方法和近代史学的知识体系，为将来进入史学研究之专门阶段的“研精”和“互证”，作了重要的知识准备。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给予此书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业”，“这套书可以作为本年度（1903年）汉译日本书的最高成绩的代表”。
四、《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书的作者是蔡东藩。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原名蔡郕，字椿寿，又署东帆，室名临江书舍。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一作福建）以知县候补，后称病辞归。辛亥革命后到上海，邵伯棠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风行全国，又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邀请蔡东藩参加编撰。蔡认为教育醒民，首先要进行教科书革命，他以满腔的热情、浅显生动的文笔，撰写、修改适合各年龄段学生的教科书、教学类工具书和启蒙读物。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蔡东藩执笔加工。从此，蔡东藩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会文堂书局编写历代通俗演义，共完成了1040回、字数在600万以上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927年因病辞职返乡，曾任小学教师。抗战爆发后保持民族气节，蛰居乡村，贫困潦倒，病逝故里。
1916年7月他完成《清史通俗演义》100回之后，1918年创作了《西太后演义》40回，1919年4月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初版，深受读者喜爱，至1925年6月已发行了13版。1919年他增订吕安世辑著的《二十四史演义》并更名为《历朝史演义》，接着先后创作了《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等，上自秦朝下迄民国共计2166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均依次展现在他那演义化的历史小说中，1916至1926年间先后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使蔡东藩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史上“正史演义”的集大成者。其中《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初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始印有光纸石印插图本，一经发行，万人争阅，可谓洛阳纸贵，作者也因此被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据说连毛泽东也发电报给时任党中央驻西安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即指《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会文堂书局出版《绘图后汉通俗演义》
这一演义体的历史通俗读物在当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研究指出：“这部历史演义的巨著出版后，深为广大读者欢迎，很快风行全国。它的成功之处是在求真的基础上，通过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的笔法，再现历史的真相。……演义体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的通俗史书体裁，在历史知识的传播上，起着‘正史’二十四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类历史读物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表现方法，但反映的历史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促进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五、小结
1897年是清末民营出版机构兴盛的一年，商务印书馆、大同译书局于此年创办。也是在同年，绍兴创办了会文堂书庄，主要出版刊印传统史学文献，《二十四史分类辑要》《经史百家序录》就是该社那一时期出版的历史文献的代表作，著名学者汤寿潜亲自为两书撰序。
关于绍兴会文堂书庄和上海会文学社的创办人和编作者，至今仍很少能找到他们详实的生平，其实这是中国社会最后一批士绅精英的阶层。中国的士绅阶层活动在乡村和城市，通过举办各种公共事务，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家族宗法和城市公共事业的赞助人。上海是中国出版现代性的发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有不少传统书局迁至上海，或在上海开办分店或分支机构，如南京的金粟斋、宁波的新学会社等。1902年汤寿潜与沈霖等也把绍兴的会文堂这一新式出版机构迁至上海，在棋盘街成立会文学社，并希望这一出版机构仿效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清末民初是传统士绅社会向知识人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早期会文学社出版了大量教科书，正是士绅群体转变为知识人群体过程中介入社会教育事务的重要表征。《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者在编译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的历史论著，这也是那一时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梁启超曾指出：“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伥伥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学问者，当发箧之始，必须择一佳本历史而熟读之，务通彻数千年来列国重要之事实，文明之进步，知其原因及其结果，然后讨论诸学，乃有所凭借。不然者，是犹无基址而欲起楼台，虽劳而无功矣。”《普通百科全书》的编译者所选择的历史学著述，大部分均非名著，在编译的过程中编译者还专门声明，此书中所有的译本，包括历史书都不是纯粹的日文译本，其中除了参考日本《政治全书》《教育学全书》《理科全书》《栽培全书》《商业全书》《工业丛书》《蚕业丛书》《医学新书》外，还参考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东华录》《大清一统志》《瀛环志略》等中文书。
上海会文学社的出版物主要集中在旧史和新史，同时通过通俗传统史学出版物影响大众读者，典型的案例就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以史启智，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传统，亦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然则“二十五史”诘屈聱牙、晦涩难懂，极大限制了普通人获知历史的途径。于是，与“二十五史”相匹配的经史文献和通俗演义的出版物应运而生。书籍出版物作为出版史文献的重要构成，对于认识和理解清末江南兴盛的书局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主持人：谢谢邹老师。《文献》杂志在2019年张志清馆长接任主编之后，出的第一个专栏就叫“编纂与出版”，是请当时还在中华书局现在是在商务印书馆的顾青编委做的主持人。当时之所以推出这个专栏，就是考虑到书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出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我们的出版史料实在是太稀缺了。如果持续深入研究下去的话，可能会是个可以开采的矿藏。邹老师的研究，从文献的搜集、解读到最后还原成出版史的实况，做了个样例。中午时分跟程章灿老师私下交流，他的那项研究将是文献文化史的样例，而邹老师的研究则可以成为出版文献与出版史研究的样例。希望这些样例可以帮助我们的读者掌握相关研究的材料和方法。再次感谢邹老师。
兹将邹振环先生提交的论文全文推出，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文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