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廖可斌：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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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接下来请张伯伟老师发言。
张伯伟：各位下午好，如果有人问我“你是研究什么的”，我最想回答的是“我是研究文献学的”。最想回答，意味着我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回答。但是《文献》杂志跟我的关系比较多，如果要我讲跟杂志社的故事，那么我跟《文献》杂志社的故事最多。
最开始打交道的时候，是80年代后期的时候，当时有个栏目是博士论文摘要。我的博士论文摘要刊登在1990年第1期的《文献》杂志上，而且被当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篇博士论文，后来又过了十几年，200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责编顾青，也是《文献》编委，可惜今天没来。
最近一次打交道是跟张燕婴女士，请我来开会。如果她不请我来开会，我绝对不会写提交会议的这篇文章：《文献学与Philologie：旧领域的新认识及其可能的新未来》。而这篇文章就我自己来讲，至少在我的写作生涯当中，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写这篇文章之前，有天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通电话，他说“给我们吧，不要给《文献》”。我说“不好一女二嫁，先写了再说”。写好了又来问我，我说“写完了，有5万多字，看看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的话我就‘改嫁’”。昨天我在北大就是讲这个题目，他又跑到北大来听，感情投资，希望我给他。我说句心里话，是期待张燕婴女士拒绝我的稿子，还是印出来呢？如果你拒绝的话我就给他。但是我心里真正期待的是你把它印出来。我昨天一来，你给了我这个校样，我心目当中觉得这个文章发表在《文献》杂志上更好。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里我就不展开讲我的文章了（编辑部按：张伯伟先生的论文将于后续推送，敬请关注）。
我查了6月4日给张燕婴女士的回信，说是会写篇论文，论文题目是《长河落日与大漠孤烟》，好像很诗意，我想追求一种学术上的壮美之境。这里就谈谈最初计划写的那篇文章。长河落日，我希望讲文献范围的扩张；大漠孤烟，我希望讲讲理论提升。
关于前者，我想举例讲讲汉传佛教文献的整体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不是研究中国佛教、韩国佛教（或朝鲜佛教）、日本佛教，而是把汉传佛教的文献当作整体来研究。在最早的时候，今天在座的浙江大学冯国栋教授，当时还在我们南大做博士后，我们很看重这样一个人才，感觉他太合适做了，所以我们就去买了《大日本佛教全书》，当时全中国只有南大有一套，天津南开有半套，又买了《韩国佛教全书》。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注意做，实际上它非常的重要。我们买的两套佛教全书，只能说是文献的基本规模，里面涉及的东西已经非常多。经律论的部分类似于经部和子部。但是史传类，还有别集类，里面大量材料都没有受到关注。日本学界对于日本的佛教事业应该说还是相当重视的，材料的开发比较早，五山时期的研究，这十年中多了一点，江户时期佛教的材料非常多，但只有个别的人，比如像无著道忠的东西，印出来的比较多。都远远没有达到对汉传佛教文献做整体研究的程度，或者说是，可能连应该这样做的想法都没有很好的确立。这是说“文献范围扩张”的部分。
第二部分大漠孤烟，想说理论。前面有很多位老师已经讲到在理论方法上面做提升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讲，“文献学”它到底是什么范围，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确定的范围，是不是一定要有固定的范围。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研究的对象本身处在变化当中，任何的定义都是权宜性的、相对的，它一定是会变化的。我这学期给本科生上课，第一堂课给他们讲了四对词：固化与变化、单数与复数、一元与多元、确定与未定。就是希望告诉学生们，应该秉持的是后面四个词，它是变化的，它是复数的，是多元的，是未定的。当然关于文献研究是要有个大概的对象，但是它又随时变化和发展，一定要做些因革损益，为什么因，为什么革，为什么损，为什么益，以及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观念变化，以及实践方式的变化，落到实践，这个更重要。
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很重视全面把握材料，做全、做彻底，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重要性不能够被理解成是唯一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它有没有最值得研究的东西。如果让孔子做文献学的话，我认为孔子是会做减法的，三千多首诗去掉十分之九，有人不相信，当然我们也没有证据。不相信的理由是我们没看到在今本以外有那么多的佚诗存在，认为不太可能删掉这么多。我觉得太有可能了，孔子这么挑剔的人，吃东西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做的原料变质不吃，材料不对不吃，切得不够方正不吃，市场上买来的熟肉不吃。这样挑剔的人，我觉得他在精神食粮方面完全可能挑剔。而对于重要性的强调，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不够，这样就难免做得细碎了。
另外，我们现在的每个领域里面，每种文献，都有需要作针对性提升的。比如书籍史研究。过去基本用纯技术、纯物质的眼光和观念来研究。西方的书籍史主要是研究15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建构的模式，比如从作者到出版商，到印刷商、运输商、书商，到读者，这6个要素中有4个都是涉及商业模式的，不管国外汉学家也好，本土的学者也好，做到这方面都是商业出版。但是要我来看，整个东亚的书籍史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商业，而是政治，从出版的书籍当中看到政治因素，那是我们最重要的特点。西方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把它提炼出来，足以跟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进行对话，也可以说是回馈。我们受它的影响做了这个研究，我们又根据我们的特点提炼出西方书籍史关注得不够的方面，这样共同构成关于书籍史研究的图景。我想要讲的长河落日与大漠孤烟，就包括上述这些图景。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下面请廖可斌老师发言。
廖可斌：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两个，一个是文献学怎么发展，一个是《文献》这个杂志怎么办得更好。
关于古文献学怎么样推进它的发展，提高它的学科地位，我先谈一点感想。大家提到的学科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体系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科分类体系是非常有问题的，它是按照课程制的体系弄出来的，人为地造成了很多的壁垒和不必要的分工，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创新。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框架一旦形成之后，就成了一个惯例，现在从报项目到发文章到评奖，完全就好像牢固不破，这样就难免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每年社科基金申报都能看到文献整理类的项目，但是按照现有的学科划分，虞万里老师说的“经学文献”有可能就归到哲学了，左东岭老师说的明代别集整理肯定就归到文学了，黄天树老师说的甲骨文献、荣新江老师做的敦煌写本文献也许就归到冷门绝学了。但实际上各种类型的文献整理，应该是有统一的标准的，评价也应该有统一的尺度，现在分到各个不同学科下，不利于交流借鉴各自成功的经验。就从申报者的角度说，有时候也不免无所适从。就比如虞老师可能一直在中文系，要去哲学学科申报，难免就不适应了。如果我们有“文献学”的一级学科，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一是体系的问题，上面讲了。一是评价机制的问题。在座的好多老师都是各自领域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机制真的很成问题，我们一定要评刊物、评级别、算篇数，重论文，不重古籍成果，这个是从美国学来的。美国的国家是没有历史积淀的，所以它不重视历史，而是重现实，重创新，自然重视论文。同时我们社科类的评价还受科技类的影响，趋势也是重论文，不重视古籍整理成果。如果你的文章里面讲的，就是把文献弄清楚、把文本弄清楚的话题，难免就不被重视。不考虑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还有相当多的资源需要逐一清理出来，历代的文献典籍还有相当数量没有整理过，片面追求论文，必然挫伤做文献整理的积极性。
我非常认同张伯伟老师讲的，中国古代什么东西都不如政治重要。现在也还是这样，政策引导非常重要。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古文字强基计划实施以来，各高校都非常重视，给资源、给人员、给经费，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同样的，如果文献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上面我说的文献整理工作没有合适的归属、古籍整理成果不受评价重视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已明确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文献则是“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基础。
第二点，关于《文献》刊物。无论是平时看这个刊物还是听今天上午编辑部的汇报，我觉得张馆长他们都动了很多的脑筋、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经典文献和边缘文献，国内本土的文献和流传到海外的文献，还有汉民族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我觉得你们处理的是比较合适的，不然的话大家就会更有意见。
我之前考虑过，这次会议要讲一讲“兼顾古今的文献学”。即建立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文献学研究，还是要为现实服务；我们整理古籍，是要为文化传承发展服务。当然刊物的服务，不一定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主要还是面向学术的，服务于古籍的整理者、研究者。这个最重要的还是把古代的经典文献梳理清楚，把演变的原由说清楚。以后是不是可以多发一点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话，对于后续古籍的整理、出版也有帮助。
我感觉刊物目前的总体格局应该是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权衡过的，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要注意什么的话，就是注意要以重要的文献为主，现在的有些文章仍然让人觉得零碎，价值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是那些应该在其他刊物上发，不必在我们这个刊物上发。
还有就是文献数字化的问题。现在这其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有大量的人都在用数字文献，包括我这种年纪已经比较大的人，现在都主要用数字文献，因为它真的方便。所以我们的文献研究也还是要为现实服务，要赶上这个时代的浪潮，要适应现在大家整理文献、利用文献的客观实际情况，在古籍如何数字化、如何利用数字化古籍这方面，还可以稍微加重点比例。
詹福瑞：我回应一下你的话，关于古籍整理成果的评价机制，现在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我现在做北外的院长，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引进人才。我引进两个古籍整理人才，只是看你C刊发多少，重要的一部集子，整理得那么好，全国都获奖了，结果不算。所以说现在古籍整理人才到高校去，如果还是按照现在的评价机制，是有问题的。
廖可斌：北大还是算的，但是算得很勉强。
主持人：谢谢廖老师，也谢谢詹馆长的回应。廖老师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也是诚惶诚恐，我们知道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让大家都满意。您的肯定，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