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平、郭立暄：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编 者 按
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主持人：下面是徐雁平老师的发言时间。
徐雁平：谢谢《文献》编辑部的邀请。编辑部的会议，2009年我曾经参加过，今天又来参加，非常荣幸。我的论文比较简单，主要谈这个时代纸质工具书的建设，问题比较直白，但是从读书体验中来的问题。
我对清代学术感兴趣的第一本书，是《清代学术概论》。第二本给我触动很大的书，是《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这个书的分类有点杂乱，但是看着特别有意思，今年刚好是王重民先生诞辰120周年，提起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义。一部书，即使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它能成为有用的，过了多少年以后仍能让人从中受到启发。我们做学问也是这样，完美的学问只是个幻觉，所有的学问都是过程性的东西，后来者从里面再找自己的路。
我的论文讲到一个问题，文献大量出现，上午左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学过文献的不知道书怎么查。比如吴格老师他们做的四库系列，都是大套书。现在这么多的大套书，每年都有百余种子目的增长，到图书馆不知道怎么从大丛书里查找出来，这是很大的浪费。这里面已经有些实现了数据库检索方式，但是还要不要纸质工具书呢？我们有时候还是习惯查纸质工具书的，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采访了8个人，去问具体的问题。第一部分讲大书怎么样去利用，工具书已经不够用，我们手边经常用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和“近代卷”里面，因为人力有限，包括前两年出的“明代卷”里面，从2万作者里面选了3000多人，肯定不够用的，但是有时候到网上检索又不放心。当时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的时候有篇幅限制，但是都归因于篇幅限制也不太公平，并没有考虑到学术发展的速度与现实：早年做规划时那样的量可能够用了，现在看来则远远不够用。这个东西能不能突破，重新来做个更全面的东西？
我跟江庆柏老师住得比较近，他的工作方法很先进，我经常向他请教。最有用的一本书就是《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包括《清朝进士题名录》，还有一系列的书。我总是问他：“你是怎样做到高产的？”他有个很好的工作方法，有一种系统性的东西在里面，对文献有整体的感觉。
我自己也在做两种工具书，争取在退休前再编三种工具书。其中有一种已经在出版过程中了。另一种本来已经交给出版社，但是又撤回来了。上午左老师提到家谱的出现，我也买到了电子版的家谱，本来想把明清五千个家族的联姻关系做个大书，看到家谱赶快把书撤回来了，有了这部分资料，我的工作还要再做好几年才能完成。
做工具书除了使用之外，清代的文史研究，怎么样去探求清代的特性？不同于明代、宋代，清代的特性在哪里？工具书的编纂，一定是各种类型文献全部都梳理过才能做好，这种全部的梳理一定会让你看到清代的特色文献。像《历代妇女著作考》，是在女性文学研究里面宝典级的工具书，胡文楷先生从民国开始做起，50年代出版，这书一出来，明清女性文学的特点就清晰了。又比如武汉大学编的《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如果不做全面的梳理，做工具性的东西，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做整体性的考察。单看某种书的时候，其实有些书没有大的意义，只有整体地看，它的文化意义才能显现出来。我想通过这种小规模的类型文献的整理和梳理，慢慢把学科里面最基础的部分建设好，我们的学术研究可能就会有条比较稳妥的道路。我也希望在探索的过程中有所贡献。
主持人：谢谢徐雁平老师。徐老师刚才讲的两个点，跟我个人编《文献》的感受非常接近。我经常看一期稿子的时候，在不同文章之间能看到有所关联。刚才徐老师讲的话题，让我觉得今天在场各位老师们的发言其实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徐老师讲工具书这个事，跟刚才周绚隆老师讲的工具书有关联。另外徐老师讲采访了8个人，上午吴格先生也讲他采访了人，这又与张廷银老师提到的“口头文献”有暗合之处。至少对我来说，文献学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让我不断发现和感受到里面的关联性。这也正是《文献》杂志希望达到的状态，让从事各类型文献研究的学者与读者都能从别人的研究中感到某种“关联性”、受到一定的启发。
接下来请郭立暄老师发言。
郭立暄：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上海图书馆的郭立暄。
这次原来想过要写篇关于校勘作为学的小报告。起因是我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在辨析版本的过程中，经常会附上校勘表。而我的一位同门，对于现在的版本应该怎么做有他个人的看法，当然师门当中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叫做实物版本学。实物版本学大概的意思是，只做鉴定，只做类似于观风望气的理解，其它的属于文本之间的校勘，应该归于校勘学。于是我所做的校勘工作，他说这可能不属于版本学，属于校勘学。这个说法给我很大启示，我是从正面角度理解这个话，他提出了很好的思考角度。
范景中教授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说法。他提出，古籍版本要抓住版刻美术的部分，应该加大投入，不应该花工夫做校勘。如果精力都在校勘上，会使版本学的研究沦为校勘学。这两位学者，有青年学者，有长辈学者，他们都有各自的角度，但是两种思考在逻辑方式上是一致的。这是很有意思的课题，提示我们思考，过去对于文献学三要素（目录、版本、校勘）的架构是不是完全合理，是否完全适应新时代文献学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在复旦大学读研，复旦大学文献学比较深地受到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的影响，特别注重文献学基本三要素，也就是版本、目录、校勘。后来我们也讲，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共同构成了文献学。我当时就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小想法，因为这个文章确实没有很成熟，所以没敢拿出来。这次来很有幸看到刘玉才老师的《校勘何以为学》这篇文章，第一篇拿过来学习的就是这篇。
而我提交会议的这篇文章呢，其实也是对文献学这三个基本要素的一种通盘思考。
印本视角与目录之改进
对于古籍的理解，过去研究大多只到“刻本”层面。近年有学者提出还需更进一步，以“印本”视角考察版本。这种方法若能实施，不仅于版本学的发展有益处，对目录学也会有所推进。
所谓目录，是指按照一定的编例著录、编排各类书籍相关信息，撰写简要介绍和评价的整理形式。《汉书·艺文志》言，成帝时诏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余嘉锡解释说：“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篇目之体兼及次序，简称篇次；叙又称叙录。此外，为便寻检，需对目录逐条作编排。考察一部古籍目录，其着眼点大致不外篇次、叙录和条目等三个方面。采用印本视角考察，在这三方面会有什么效用，本文拟举实例加以说明。
一、篇次之审查梳理
篇次的记录源于古书简策的旧制，至刘向、刘歆校书，有篇目之体，著其某篇第几，只是古书揭示内容的一种方式。五代以后目录逐渐附记版本，篇次的差异反映不同版本。明清以降，某些著作的雕版印本，采用各篇自为起讫的编排方式，印出的本子之间会出现某篇此有彼无的现象，或次序各不相同。篇次自然应该是目录关注的角度之一。
案《苌生子年谱》，是集编订于道光十年庚寅，开刻于明年辛卯，又明年壬辰刻成，分送亲友。然则世间应有全集流传，而藏书家均未之见。此册虽不全，竟成孤帙，幸附总目一页，得考其篇目大较也。章式之丈曾手抄一帙，江阴缪艺风刻入《烟画东堂小品》中，改题《瞿木夫文集》。以较此册，缺《唐石经考异补证序》《古玉图录序》《泉志续编序》《宋拓十七帖考证序》《姹女数钱画轴记》五篇，《管蔡皆非周公兄辨》篇末附注、《刘河记》后附图亦缺，知非同出一源。……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王欣夫偶记于复旦大学之筑庄。
此跋提及缪荃孙刻入《烟画东堂小品》者，所据为章钰手抄本，较王氏跋本缺少5篇文字。前述之原刻早印本，与《烟画》本篇数符合，惟《管蔡皆非周公兄辨》篇末附注、《刘河记》后附图不缺，当较《烟画》底本晚出。雷梦水谓此书初刻本计文32篇，道光家塾续刊本增为37篇；黄裳藏有同版一帙，仅35篇。可知此书原刻有初印本，收32篇，即缪刻所据底本；有早印本，收32篇；有后印甲本，收35篇，即黄藏本；有后印乙本，收37篇，即王跋本。
雕版印本采用各篇单独起讫的做法，固然为作者调整文章次序提供了便利，但也会造成一种后果，即传世各种印本篇次互异。这种情况又可能进而影响后来传本的面貌。
刘恭冕《广经室文钞》，原刻系于光绪年间刊成，存世印本版心处卷次、叶数仍作墨丁。刘氏于光绪九年（1883）因中风遽然辞世，是集未及编定，仅留下试印样本。惟现存印本有甲本、乙本、丙本三种，篇次各不相同。
此书以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刻本最为通行，近年又有广陵书社点校本。二者篇次截然不同。取对原刻三种印本，发现广雅书局本略同于原刻印本乙，而广陵书社所据之底本则为原刻印本丙。遇有这一类印本，有必要在目录中揭示篇次。
前人编刻文集，有将若干篇文字版片抽出别行，形成新的名目；而后印本文集遂无此若干篇；也有反其道而行，将原本单行的版片整体归入文集；而其单行之本，仍并存不废。
潘耒《救狂砭语》《救狂后语》二书，记告讦石濂和尚（即大汕）为清初三藩通海营私事， 刻本列入禁毁目，传世颇罕，学者以为其文未收入《遂初堂集》。其实内有六篇文字见于《遂初堂集》初印本，而重编本削去《与长寿石濂书》二篇，以其余四篇归入《别集》。此六篇版心上“遂初堂集”四字犹未去，当是从《文集》中抽出刷印者。
叶景葵《卷盦书跋·遂初堂文集》云：
辛巳二月，取初印本与重编本对读，知初印本确系稼堂（潘耒）手定，选择甚精。重编本所增，皆稼堂删去之作。试检数篇读之，即可知矣。稼堂并不佞佛，惟方外之友甚多，故书序志铭之关于释氏者，皆随类编次，不分儒释，重编者一概列之别集，其见甚陋。与石濂两书，为重编者所芟汰。而致粤当事书，与药亭书，与为霖书，皆攻击石濂，词锋犀利，并列卷中。细加寻绎，知与石濂书牵涉清世祖之语甚多，编者惧罹法网，故湮灭之。寿序中删去宋既亭一篇，亦因内有东林复社语之故。《璇玑玉衡赋》，题加“御试”二字，同为敬慎之意也。以此推之，则诗集中重编多于原本者，亦稼堂所删汰。
根据此刻所收篇目推测，初印本大致成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为作者生前手定，反映作者本意；重编本盖成于康熙四十九年，为作者去世后及门改定，内容选择不及初印本精到，结构亦与潘氏原意不符。
以上几个例子显示，雕版印本由于其特殊的制作方式，会造成同一版本不同印次之间篇目次序的较大差异。学者若不逐篇仔细检对，容易忽略其间的文字内容出入。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编制目录时，遇有上述类型的品种，当详记篇次，以便学者考镜源流。
二、叙录之推原覆核
叙录为目录书体制之一，考作者之行事，论书中之指意。清代中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便是典型的叙录体书。过去学者主要关注每篇所论古书内容，今采用印本视角，结合实物覆核，读者可以推原叙录指向的版本印次，可以印证叙录以某种形态呈现的原因之所在，从而加深对叙录文本的理解。
《四库全书》著录古书，有某处采进本，某家藏本，乃著其书之来处，与版刻无涉。提要间记版本，而体例不一。欲推求叙录所据，最好是遇见《四库》底本，其次是借助校勘，寻觅线索。
陆龟蒙《笠泽丛书》，《四库全书总目》以“内府藏本”著录。核对正文，发现与清初顾楗碧筠草堂刻本接近。顾楗本题名为《重刊校正笠泽丛书》，有雍正间陆钟辉翻本。陆刻初印本一仍顾刻之旧，重修本（即水云渔屋印本）多有改字。顾刻的印次，所见有四种：初印本《丛书》甲第十四叶《苔赋》“江文通尝著《青苔赋》，置苔之状则有”，两处“苔”字误“苕”（图1左）；中印本已改作“苔”（图1右）；后印本封面题“碧筠艸堂重雕”，并附入仿帖；又东山草堂印本，封面改刻“东山艸堂”白文木记，盖书版转手后刷印，系最晚出者。陆刻初印本（图2左）依照顾刻中印本翻出，二者文字接近，后印本挖改文字（图2右）。单从文字推求，原翻两刻均可能是《四库》所据，究为何本，一时无法指实。后得见《四库》底本原件，才知馆臣所持者为顾刻中印本。
管时敏《蚓窍集》，《四库全书总目》以“两江总督采进本”著录，提要云：“是集即楚王所刊，中有丁鹤年评语。”明说其所据本为明永乐元年（1403）楚藩刻本。是书今存楚藩本实有二刻：一于昌进小谟觞仙馆旧藏本，前有洪武三十一年（1398）楚府教授吴勤序、永乐元年楚府右长史胡粹序，上海涵芬楼据以影印入《四部丛刊》三编，有赵万里跋，定为永乐楚府本。一张子美家旧藏本，行款悉同，字体绝类。谛审二本，序文数叶，张本笔致流动，于本稍显生硬，结合其他证据，显示张本是永乐原刻，于本为稍晚出的翻版。张本前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正文中有四库馆臣校改手迹，知馆臣所持为永乐原刻本。
叶盛《水东日记》曰：“苏天爵《元文类》，元统中监察御史南郑王理序之。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之卓卓者，今皆无传。（[馆臣]案：祖常《石田集》、好问《遗山集》，今皆有传本，盖明代不甚行于世，盛偶未见，故其说云然。）则所以考胜国文章之盛，独赖是编而已。尝见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陈旅序；此本则有书坊自增《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复一堂记》并《高昌偰氏家传》”云云。今此本无此三篇，而有陈旅序，盖犹从至正元刻翻雕也。
馆臣称该本“盖犹从至正元刻（引者按：即元西湖书院刻本）翻雕也”，未言究为何本。学界对此亦尚无明确结论。按，此书明刻主要有两种：一明嘉靖十六年（1537）晋藩刊本，一明末修德堂刊本。取对元西湖书院刻元印本、明成化修补本，知晋藩本从成化修补印本出，修德堂本又从晋藩本出，间有校改。凡修德堂本与西湖书院刻早印本违异处，《四库》本每同修德堂本，则提要所云翻本盖即修德堂本。
《四库全书》中的一些书，结合文字内容，可大致推定其底本为何本，提要所据的具体是哪一印次。
杨亿 《西昆酬唱集》，《四库全书总目》以“汪如藻家藏本”著录，实为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俊升刻本。所见朱刻有初印本，封面题“辨义堂藏板”，初印本又有甲、乙二种，初印乙本较甲本挖改一处文字；有中印本，封面题“听香楼藏版”，又挖改几处文字；有后印本，卷上末削去“旌邑李又韩刻”字样，加刻“桐乡汪氏挍”一行，正文仍旧。取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字与朱刻初印甲本同，知从初印甲本出。
《四库全书》中有些古书，底本已经藏家改削特印，以避免进呈后触及忌讳。
宋汪元量《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以清乾隆三十年（1765）鲍廷博刻本较为通行。鲍刻传世有初印、后印之别：《水云集》卷末钱谦益、陆嘉颖、吴焯、鲍廷博、余集跋，初印本钱跋“当更与好古者共购之”句下“牧斋”二字、鲍跋“史借于钱牧翁，流传有自”句“钱牧翁”三字，后印本挖去。但鲍刻还有一特印本，用于进呈内府，则少有人知。
灵岩寺古树森罗，满目兴亡落逝波。越相舟中西子去，楚王宫里北人过。歌台日暖游麋鹿，禁苑风高走骆驼。却羡老僧无一事，自携瓶锡入烟萝。
文渊阁本无之，初疑为馆臣删削。后得见鲍刻一帙，吴城撰《知不足斋合刻汪水云诗序》首叶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戳记，书眉间有馆臣校改提示语，知即浙江巡抚采进原本。《水云集》卷末钱谦益以下诸跋，该本均撤去。连带第三十七叶末行“苏台怀古（见《元诗体要》）”一题，该本也留白，盖此书进呈之前，鲍氏以避忌垫印去之。《四库全书》本之缺失此首，是编纂底本如此，并非馆臣妄加去取。
还有一种情况，《四库》馆臣持某一特定印本，导致提要所言是非得失，与事实大相径庭。举例如下：
（一）馆臣所持者为后印本，导致《提要》之是非陈述失实。
《吴越春秋》徐天祜注，旧本前序后有“郡人前进士徐天祜受之序”一行。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念祖刻本有杨尔曾后印本，较常见。还有一种更晚印本，极少见，序文脱去末二叶，又补刻末叶，题“古史氏二酉主人题于留余艸堂”，致使徐氏姓名一行失去。馆臣不暇详考，据冯刻更晚印本撰写提要，乃称本书“前有旧序”，“然不著名姓”，经过一番考证，仍然下了“不知序出谁手耳”的断语。
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取古人说《诗》之书卷帙简少者为一编，明末拥万堂刊，前有《毛诗解叙》。传世印本有初印、后印之别：初印本子目十六种，末条为《逸诗》；后印本增入《韩诗外传》一种，系沿用胡文焕《格致丛书》本旧版，惟将第三行“明钱唐胡文焕校”改为“明竟陵钟惺校”；目录未增刻子目；内封右侧题“钟伯敬先生汇辑，拥万堂藏板”，左侧附子目十六种题名，并加钤“新增韩诗外传”朱文戳记。存世者多属初印本，后印本少见。
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列入“诗类”存目。提要称其编纂“谬陋殆难言状”，又云：“至申培《诗说》本伪《鲁诗》，《韩诗外传》明标‘韩’字，乃题曰‘毛诗解’，是尤不足深责者矣。”馆臣持一明刻后印本，遽尔讥弹，不知此刻初印本原无《韩诗外传》一种。
（二）馆臣所持者为重编本，导致《提要》之优劣评价失当。
潘耒《遂初堂集》原刻本有初印、重编之别：初印本凡《诗集》十二卷《文集》十五卷（《诗集》卷六《海岱游草》有目无文），共二十七卷；重编本凡《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共四十卷。重编本利用了初印本旧版，益以新作，调整卷次。
又，潘耒《鸿爪集》只收游记之作，原刻本别自单行，前有康熙辛未潘氏自序，盖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每篇叶码自为起讫，不相连属。所见有三种印本：初印本收游记八篇，附《端溪砚石赋》《砚铭》二篇；中印本收游记九篇，较初印本多《游鼓山记》一篇，也有附二篇；后印本又增入十篇，其中《游黄山记》作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游南岳记》作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游中岳记》作于康熙四十年辛巳，字体有别，当是陆续增刻，《端溪砚石赋》《砚铭》两篇与游记无关，为作者撤出（详见表4）。
《遂初堂集》重编本刷印时纳入此刻，列为卷十三以下四卷。核其文字书版，知纳入者为《鸿爪集》原刻后印本。
国朝潘耒撰。耒有《类音》，已著录。诗分《少游》《梦游》《近游》《江岭游》《海岱游》《台荡游》《闽游》《黄庐游》《楚粤游》《豫游》《卧游》诸草，分年编次，文则各以体分。惟为二氏作者入之《别集》，用杨杰《无为集》例也。耒性好游名山，足迹甚广。其诗不事雕饰，直抒所见。古文蹊径较平，稍逊于魏禧诸人，而气体浑厚，空所依傍，则又耒所独得也。
提要将是集列入《存目》。究其原因，是馆臣据一重编本为说。或因集中游记所占比重过大，致使《文集》内容稍嫌平庸，殊不知此集出后人重编，初印本并无这些缺点。
潘氏《文集》原刻初印本除叶景葵提及之《与长寿院主石濂书》《宋既亭八十寿序》等篇外，又有《国史考异序》（牵涉潘力田事）、《屈氏吴江志序》（牵涉明季殉国者事）等篇，重编本以涉及政治忌讳而删去。涉及释道的各篇列入《别集》，也是重编者所为，并非作者原意。
（三）一书有两种印本，馆臣误作两书著录。
来集之《倘湖樵书》与《博学汇书》，实为同一部书，且为同一版片不同时期的印本，当是彼时翰林院有一书之两种印本进呈，馆臣未察，各持一种撰写提要，将其作为两种书收入《存目》。
从以上几例可见，以《四库全书》提要为代表的叙录，不少品种是基于具体的古籍印本而写成。梳理底本之印次，结合文本校勘，有助于印证覆核，增强对底本的理解；亦有助于还原编纂的过程与细节，澄清叙录中的某些误说。
三、条目之编排取舍
一部目录是由若干写定的条目整合而成。《七略》《别录》等早期目录，大致是以图书品种立条目，编排的难点在于如何恰当地分门别类。自明代中期以后，逐渐以版本品种立条目，鉴别版本，确定其时代先后成为条目合理编排的基础。在现代目录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是依照后一原则立目的代表。提倡考虑印本因素，具体反映在条目的编排与取舍过程中，会给当代目录的面貌带来一些新变化。
（一）次序之编排
在目录组织过程中，遇有两个条目为同一刻本不同印次的印本，编次时当据刷印之早晚为序；遇有刻本有翻版时，当加以区分，并据翻刻时代大致先后排序。这些看起来只是现代版本目录的应有之义，却并不容易做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在编排时即有不尽人意处，试举例说明。
1.初印与后印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清陆陇其撰 附录一卷 清康熙四十年琴川书屋刻本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清陆陇其撰 附录一卷 清康熙嘉会堂刻本
按，陆陇其《三鱼堂文集》，所见原刻有五种印本，原刻初印本有甲、乙、丙三种，卷六《与吕无党（附答书）》、卷七《答吕无党》、卷十二《祭吕晚村先生文》三篇，初印甲本尚在，乙本、丙本此三篇目录留白，正文削去，中印本、后印本同。中印本曾见一帙，有单不广手书跋语：集内凡关于吕留良文字，悉数刬毁，各本皆然。颉刚顾君有补钞本，适之胡君据以录补。兹从适之处借录一过，虽卷六《与吕无党书》尚付阙如，然竭意访求，或未始不可再补，留以俟之。十三年（1924）四月一日。单不广。
彼时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胡适、单不广家藏之《三鱼堂文集》均属原刻中印本，三篇涉及吕氏文字已撤去，故需辗转传抄，即便如此，到单氏手中，也仅得两篇，仍有一篇缺失。
清康熙刻初印甲本卷端作“门人吴县席永恂、太仓王前席校”（图3左）；中印本卷端题“门人常熟席永恂、前席校”（图3右），初印丙本为中间过渡样貌，只是更动姓名的排字方式（图3中）。永恂、前席二人为席启寓（1650—1702）之子。席氏世居洞庭东山，至席启寓始迁居常熟。启寓曾礼聘陆陇其至家，课其二子永恂、前席，先后数年。陆氏去世，二人为经纪其丧。陆氏遗著《三鱼堂文集》《困勉录》等，也由二人校雠并捐资付梓。席启寓《行述》云：“不肖前席始生，以星家推命，谓宜别姓寄名，因与琅琊姊氏，抚之若子。”又称前席初名永恪。可知前席幼年曾寄养姨母太仓王氏家。诸印本之卷端题署变化，其实正体现这一动态过程。
嘉会堂初印甲本附录有江苏嘉定县学者张云章撰《御史陆先生行状》一篇，计22版，初印乙本、丙本无之，中印本、后印本及同治武林薇署翻本仍之。张云章《朴村文集》目录卷十七列有行状一篇，注云：“为陆御史稼书先生作，已载《三鱼堂文集》中，兹缓刻。”正文遂不刻。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张氏《朴村诗文集》以“内有违碍语句”遭禁毁，《三鱼堂文集》之撤去张作，盖由此事而起。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 清陆陇其撰 附录一卷 清康熙四十年嘉会堂刻本
初印甲本 上图
初印乙本 云南
初印丙本 天津
琴川书屋印本 北大（单不广跋）
老扫叶山房印本 国图
2.原刻与翻刻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荦刻本 清江昱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荦刻本 清王鸣盛校并跋 清宝珣题款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荦刻本 清陆润庠校
是书由宋荦主持刊刻，原刻前有康熙丙子（三十五年，1696）宋荦序及邵氏例言。所见有初印、后印之别，后印本卷端题署有改动，内封也经更换。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原刻后印本（图4左），有清吴骞校并跋（索书号：T311610-14）。杭州图书馆所藏之清江昱校本（索书号：善201/2），属原刻后印本。
此本有翻刻多种，所知有甲、乙、丙三种：
1.翻本甲。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帙（图4右，索书号：374200.7/1774），印次较早，内封左下角钤有“振藻堂藏版”白文方形戳记。
此书行世数十年矣，家置一编，即文章大家为众所推者，亦皆奉为律令，莫敢异议。嘻，举天下无一读书人，自古然矣。西庄。
又有宝珣题款云：“咸丰九年初春得于宣南书坊。东山珣志。”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A02148），即《善本书目》著录者。今查此本与上师大藏本同版，惟印次较后，实即翻本甲。
2.翻本乙。上海图书馆藏有初印本（索书号：637950-54），内封题“宋漫堂先生阅定”；又有后印本（索书号：T23250-54），内封改题“商丘宋牧仲先生定”，有陆润庠校，易培基题识云：“此书亡友陆凤石手批，己巳季春，重直得之海上。易培基记。”
3.翻本丙。浙江图书馆藏一部（索书号：006934），内封左下有“三畏堂藏板”字样。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宋荦刻本
初印本 柏克莱
后印本 上图（清吴骞校并跋） 杭州（清江昱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翻本[甲]
初印本 上海师大
后印本 国图（清王鸣盛校并跋 清宝珣题款）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翻本[乙]
初印本 上图
后印本 上图（清陆润庠校）
古今韵略五卷 清邵长蘅撰 清翻本[丙] 浙图
（二）条目之取舍
在雕版印刷过程中，有些古书增改次数较多，形成若干种印本。学者不明内情，在编制目录过程中生成某个条目。其实它仅存在于目录中，并无印本实物与之对应。藏家积谬相沿，习非成是，致使该条目在后出各家目录中反复出现。要解决这类疑难，只有回归本原，从印本调查入手，舍此别无良法。
汪中《述学》一书，编刊过程坎坷，多有反复。叶德辉曾撰写长篇跋语，依次列举此书之七次刻本，被认为是权威论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即据叶说排列座次，沿袭至今。实则叶说基于误解，经杨成凯纠正于前，林胜彩辨别于后，已大致摧陷廓清。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道光汪喜孙刻本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道光汪喜孙刻江都汪氏丛书本 吕贤基圈点 清翁同龢批并跋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道光汪喜孙刻江都汪氏丛书本 清丁晏题款
此“道光三年刻本”与嘉庆二十三年刻本之间关系如何，令人颇费疑猜。
按，元字六卷本无序跋可稽刊雕年月，叶德辉跋《述学》提及“喜孙就小字本增入《补遗》、《别录》六卷本汇编为《汪氏遗书》，字改元体，刻于道光三年癸未，此第五次刻本也”。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清刻部分收入《述学》“清道光三年汪喜孙刻本”，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也收录“清道光三年汪喜孙刻本”。可见对于叶氏这一著录，学者多无间言。《善目》“清道光汪喜孙刻本”这一著录固属沿袭旧目，究其实则导源于叶说。
若按这一结论，则汪喜孙所刻《述学》实有二本：他先请顾广圻校刻一本，成于嘉庆二十三年；又自刻元字本，刊成于道光三年。但从印本角度考察，此说颇为可疑。首先，道光三年是汪喜孙为《汪氏遗书》作序的时间，这从《〈遗书〉跋》末署“道光三年三月八日”可知。即便此时《遗书》已汇印成书，也不能说元字本即刻在是年。其次，有迹象表明，《遗书》最终汇印成书晚于道光三年，元字本当刻在道光三年之前，或刻在嘉庆后期。
笔者调查《述学》元字六卷本，发现至少存在九种印次，其中南京图书馆所藏初印甲本最为罕见，其文字面貌与文献记载之“嘉庆二十三年汪喜孙刻本”大致重合。由此推定，传统目录中《述学》之所谓“道光三年汪喜孙刻本”，并不真实存在；该条目所指之版本实物，实为“清嘉庆二十三年汪喜孙刻本”。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 清汪中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汪氏问经堂刻本
初印本 国图（清吴廷康校）
嘉庆补版印本 国图 上图（秦更年题识）
嘉庆补版增序本 浙图（叶德辉跋）
汪容甫集三卷 清汪中撰
清刘台拱刻试印本 南开（清刘台拱校 秦更年跋）
述学三卷 清汪中撰
清刘台拱刻本 国图 上图 南图 浙图（叶德辉跋） 杭州（郑文焯跋） 开封（武慕姚跋）
述学二卷 清汪中撰
《小琅嬛仙馆叙录书》本 上图
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 清汪中撰
清嘉庆二十三年汪喜孙刻本
初印甲本 南图
初印乙本 上图（陶北溟题识） 浙图（吴熙载题识）
初印丙本（附《行状》） 天津（清丁晏题识）
初印丁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浙大
中印甲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上图 杭州
中印乙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国图 上图 南图（清吕贤基圈点 清翁同龢批并跋）
中印丙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 上图
后印甲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附入《汪氏遗书》） 上图 南图
后印乙本（附《春秋述义》及《行状》，附入《汪氏遗书》） 国图 上图 南图
以上一例，按传统目录做法，各收藏单位都可被标识在同一版本之下，但这样做会损失很多信息，给学者使用带来困难。现将各种印次分析开来，各收藏单位与具体的某一印次联系，应该是一种进步。如果在每个条目之下都能附以类似本文表8式样的印本差异表，有条件者配发书影，这便是笔者理想中新式古籍书目的样貌。
目前中国汉文古籍之收藏单位，据统计已达1700余家，此外还有民间及海外收藏机构，不低于300家，二者合计超过2000家。凭借上述标出印次、附以表格的古籍书目，这些中外机构的整理者可确定其所持藏本的印次，甚至可对既有之印本差异表作出订正补充，使之更臻完善。期待这种新式的联合书目早日出现并得到推广。
综上所述，目录之学随世推移，愈究愈深，其关注之重点由书而版本而印本，凡经三变，益趋征实而少虚夸。从印本角度入手，将刻印结合的考察方法施之于目录，于篇次之梳理、叙录之推原、条目之编制等方面，均可取得突破。若运用得法，这一方法可更充分地发挥目录的功用，也将使目录本身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兹将郭立暄先生提交的论文全文推出，为省篇幅删去表格和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文献》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