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栋、张升：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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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2日，由《文献》编辑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文献学的未来’专题研讨会暨《文献》编委扩大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召开。《文献》顾问、海内外编委以及其他曾担任过《文献》历年专栏主持人的专家学者，近40位出席会议。
兹陆续推送与会顾问编委、专家学者的会议发言，或专为本次会议撰写的论文。
期待广大文献学界持续为《文献》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共同推动文献（或古籍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主持人：下面请冯国栋先生作报告。
冯国栋：尊敬的詹老师、主持人，各位先进，大家好！我的文章收在论文集里，我就不再报告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了。我在参会之前，其实也有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叫“说版本”的文章，这个可能和郭立暄老师、刘玉才老师的议题都有交叉。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出来，也是考虑得不太成熟。但是在听各位发言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想法，我把这些想法以及我思考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大家看到我的文章，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佛教文献，一个是石刻文献。我现在主要从事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两个方向都叫做“专科文献”，或者属于周少川老师讲的“边缘文献”，总之都是在传统文献之外的。
我们的传统文献学，它的主要对象、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经、史，最主要的文本形态是刻本，这决定了传统文献学的知识体系或者实践体系是建立在刻本基础上对经史文献的研究。我因为研究的文献相对边缘，使用传统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就是在我从事的文献研究和我们原有文献学理论之间的一些张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浙江大学有文献学专业的本科生，因此我也常会碰到教学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到底要给文献学的学生讲什么样的内容，我的文献实践，这些专科文献讲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张力，或者说矛盾要不要讲？这些张力引发了我的思考，所以我就围绕个人的文献研究实践和文献学理论的发展，还有文献学专业教学和文献实践之间的关系，谈几个问题。
刚才张伯伟老师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固化和变化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在不断变化中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没有一个知识体系是亘古不变的。20世纪以来，文献的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也都讲到了，比如出土文献、域外文献、民间文献。这些变化，当然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与旧的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比如我们看现在讲文献学的书，特别是近几年出版的，都会在主体的知识体系之外，讲出土文献，讲敦煌文献，讲石刻文献。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附在原来的文献学体系之外，一方面说明这些文献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这些文献已经溢出了传统文献学的范围，我们只能在旧的知识体系之外给它专设一章，来反映这种新的变化。这无疑是一个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正说明在旧的大框架里，无法容纳这些相对较新的文献；传统以经史与刻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献学体系，无法容纳这些相对新的文献。这些其实都需要文献学的守正与开新。
比如说，我讲一个关于版本的问题。其实对于版本学是什么，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如果给它一个大致描述的话，大概就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版本鉴定，一个是梳理版本的源流，一个就是版刻史。这三块东西，如果我们单搞版本鉴定，我们说就在刻本范围内，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可能只研究刻本。但是如果我们是梳理一个书的版本源流，比如《周易》，梳理《周易》版本源流的时候，出土的帛书、简书、敦煌抄本要不要纳入到这个版本源流的研究里面呢？因为版本的原意就是刻本，是和写本、拓本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固守版本是刻本的观念，我们就无法梳理清楚这个版本源流，我们就只能做个“截断众流”的研究。这时我们是去重新定义“版本”的概念呢，还是我们就以现在的“版本”观念“掐头去尾”地研究版本源流呢？这可能就需要突破原来“版本”的概念了。这正是我们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对我们既有的理论有挑战性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理论需要做出回应和改变。
再比如刚才郭立暄老师讲到的印本的问题，就让我联想到了拓本的问题。拓本也是有“版本”问题的。程章灿老师曾提出石刻的“四本论”。其实我觉得石刻的“版本”，更像一个印本，都是同一块石刻印出来的，但是每次都发生变化，和印本其实是一样的。这些问题都会对旧有的学理提出新的要求，我们研究版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再比如我研究的佛教文献里面，就会涉及到写和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进入刻本时代的时候，刻本是大规模产生的，然后写本就被迅速边缘化了。但是对于佛经而言，在宋代《大藏经》进入刻本时代之后，其实还有大量的人制作写本大藏经。这时的写并不是因为更具有简便性，而是因为可以通过抄写来做功德。故而寺庙可以通过写经来组织社会力量，成为联结信众的方法。这时候，虽然印刷具有便捷的优势，但寺院还是宁愿选择写本而不是刻本，因为刻本无法实现它的社会功能。
还有佛教文献里面的创新和守旧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版本史或者是印刷史上的创新，都是由宗教推动的。比如最早纪年的印刷品，是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最早的套版印刷是元代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这些都说明佛教在印刷或文化事业上有非常强的创新动力。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在印刷或版本上又非常守旧，比如说装帧方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变化。到了明代，线装已经非常普及，而佛教经典还在大量使用经折装、卷轴装这些守旧的装帧方式。甚至《嘉兴藏》要用方册（即线装）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这看起来又是非常守旧的。这些都和技术无关，而与它的社会功能有关。
再比如佛教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版本，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版本，就是“血经”，沾血书写的佛经。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如果放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或者我们回到历史场景中，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有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对血这个东西是有恐惧性的，用血写的经是不是能保持宗教的纯洁性，这背后其实是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植物做的纸来抄，而西方多用动物的皮；写经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用墨，印度用血。用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其实是非常排斥的。那么又是怎样突破的这种排斥，最后接受了这样一个事物呢？过程如何？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传统文献理论提出问题。
还有关于阅读的问题，这里面也包括拓本的阅读，都是和我们传统文献学之间有一些张力的。这些问题，我们是否能用一种理论概括它，我们要不要去给学生讲这些问题，其实都成为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个人在教学和文献研究实践过程当中产生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个人其实也没有思考得特别清楚，就是提出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主持人：谢谢冯老师。冯老师围绕石刻文献和佛教研究的关系，主要谈了佛教文献的一些情况，提出其中和我们传统文献学的概念、观念等的出入。最近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先秦这一块儿主要是新的文献增加，主要靠出土的简帛，魏晋南北朝还是以石刻文献为主，比如唐代的文献，主要还是靠石刻文献，石刻文献对我们这些年的研究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今天所有的发言都是序齿的。但是我们特意把张升先生放在最后，是因为张先生的题目可以让我们经过一天的讨论，又回到这次会议的主题——“文献学的未来”上来。下面就请张升先生谈谈他对文献学的未来的理解。
文献学的未来：青年、跨学科和国际化
感谢《文献》杂志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是《文献》杂志的老读者和老作者，如果从我1988年攻读历史文献学硕士算起，现在正好35年了。这35年来，我不但常读《文献》杂志，也经常向学生推荐。《文献》杂志可以说是文献学研究者的精神家园。组织这次座谈会，我认为就体现了《文献》杂志对文献学发展的担当、识见和勇气。以下我主要结合自己从事文献学研究、教学和编写教材（《历史文献学》）的体会，来谈谈文献学的未来。
（一）文献学是年轻人的学问
我在2019年岳麓书院四库学研讨会上讲过，文献学以前一直都是老人的学问，现在变成年轻人的学问了。当时讲这话，主要是感慨参会的年轻人多，论文写得不错，也有一些玩笑性质，但现在看来这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严肃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反映了近些年文献学研究队伍年轻化的大趋势。看《文献》杂志的发文就可发现，年轻作者占绝大多数，这和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再放眼看其他同类刊物中文献学的发文情况，以及相关著作出版情况，文献学会议的情况，也是年轻人多，年轻人最活跃。我没有作过专门调查统计，只是就平时所看到的大致印象而言，可能会有误判。但就我比较关注的四库学、《永乐大典》研究领域而言，确实能印证我之前的判断：现在年轻人的研究成果很多，出得快，质量也很高，既有大量的专著、论文，也有相关的资料汇编和古籍整理成果。可以说，年轻人的加入，把四库学、《永乐大典》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同样我也认为，大量年轻人的研究成果把文献学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而且这种推进是全面的，不但有方法、理论等宏观层面的推进，而且有微观层面的推进，如新书籍史研究，中西校勘学的比较研究，古籍的物质性研究，副文本（超附文本）的研究，目录、伪书、刻工、字体、书版、版式、印次的研究，等等。而且，年轻人利用新媒体（如微博、公众号）为文献学做推广宣传，也是一种进步。
我认为，年轻人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年轻人在很多方面（我尽量避免使用“全面”这个词）已经超越了前辈学者。对材料的掌握在以前往往是老人的优势，因为这一方面需要时间积累，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地位才能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书。但是，现在年轻人利用电子资源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搜集到大量所需的材料，而且由于经费充足、交通便捷和社会开放，他们也真的可以做到满世界找书。例如，我对《永乐大典》流传素有关注，但是北大博士高树伟他们比我更早了解到法国拍卖《大典》的消息并获得相关影像，进而应用到最近的研究中。我对《四库全书》提要稿也素有关注，但是北师大项旋他们在三峡图书馆发现了新的《四库》提要稿，并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
文献学研究的一个“取胜之匙”是细致、严密，这看起来是老人的优势，但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而且，还有比计算机的推演更细致、严密的吗？年轻人利用计算机进行文献学研究（如校勘、辑佚等）所达到的细致、严密程度，更远超前辈。
其二，学科的发展。
尽管高校古籍所近些年有些萎缩，但是文献学学位点却越来越多，学位论文、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了，而年轻人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就越来越多。
更为可喜的是研究环境的变化。之前的文献学学科，很大程度上有天生的自卑。例如，在历史学科，最重要的是两大通史，文献学只是边缘性的、辅助性的学科。文献学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籍整理，而这在成果认定上也是有苦难言，大家都深有体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老一辈学者搞文献学有很多是被动的，如从其他学科调整过来的，对文献学并不喜欢和认同，也就难以出很多新成果。这样造成恶性循环，学科越来越边缘化。老辈学者谈文献学，有很多其实是在发牢骚。学生更视文献学为畏途，既不好学，又不易出成果，也不好找工作，因此我们长期接受调剂学生，这样从人才队伍的选材上就落后于人。但是，近些年有了很大改观，推免、报考主动选择文献学的相对较多。而且，新一代青年文献学者所展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貌——乐观、自信，这从《嘤其鸣矣：青年学者说文献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就可以看出。
我认为，将文献学看作年轻人的学问，有利于文献学的发展。
首先，以前文献学的宣传给人的印象就是老人的学问，越老越吃香，而且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但是，如果十年不出多少成果，在单位早被淘汰了。现在文献学是年轻人的学问了，年轻人也可以取得成功，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文献学，愿意投身到文献学。获年轻人之心，即能收获文献学的未来。可以说，只有成为年轻人的学问，文献学才是真正有前途的学问。
其次，以前的文献学，总感觉研究的是老古董，如旧书、古书、善本、残本等，学问不好懂，拒人千里。这几年我讲文献学时会特别强调，所有的古书都曾经是新书（没有“未新之古”），应该首先从新书的角度来看这些古书，这样就会对古书有不一样的理解：古人看待这些古书，大体与我们现在对新书的印象类似。这样更容易引导学生从文献流通中来了解古书，进而理解“活”的文献。
最后，以前的文献学总强调，我们要掌握多少多少知识，才可以做文献学研究，如辑佚、版本鉴定等，言下之意是要老了才会学有所成。或者说，文献学是成学之后所从事之事。其实这大可不必。我在文献学教材中就说，不要把版本鉴定神秘化了，也不一定要所有的知识都掌握了才能做版本鉴定，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知识出发来进行合理推定。辑佚也是如此。一些大专家说，辑佚是成学后之事，但我们完全可以将辑佚作为一个基础的学术训练，而且古人确实也是以辑佚为读书治学的一种基础训练。总之，学问多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必是成学后之事。这样可以鼓励年轻人大胆从事文献学研究。
（二）文献学是跨学科的学问
文献学目前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图书情报三个一级学科之下，文献学界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希望能达成整合。从学科建设层面上来说，如能争取成为一级学科，当然有必要整合。但是，从研究和实践层面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整合，因为文献学天然上就是跨学科的学问，而且要远超上述三个一级学科的边界。前述的《嘤其鸣矣：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一书，就很好地展示了跨学科的图景，这些青年学者来自于文学、史学等不同学科，均展示了优秀的文献学素养。因此，我其实更关注的是：为何不同学科都要研究文献学？不同学科背景下的文献学是否有不一样的表现？是否各有优势，并可以互相借鉴？在此我只想强调两点。
其一，以前讨论较多的是文献学应该归属于哪个学科，现在我们大致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即为什么要归入哪个学科，文献学为什么一定是某一学科的？文献学就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是含括各个学科的文献学，是大家的文献学。文献学不应该自限于某一学科。承认这一点，对文献学发展不会有负面影响，反而有积极影响。国家正在提倡跨学科研究，新文科建设，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名为《人文学科的本质是跨学科》，其中所讲是有道理的。文献学应该吸纳更多其他学科（包括理工科）的人，如前面提到的青年学者中，孙显斌就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其二，作为跨学科的文献学，有一个重要表现是（或者说归根到底是）作为方法的文献学。将某一学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家常用而不自知。例如，前面提到的把古书看作为新书，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即将书放到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新书到古书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种发展过程就是历史，而这样看问题的角度就是历史的角度。作为传统文献学主要内容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就一直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各个学科。但是，这些方法的应用往往受制于文献，其研究的指向往往就是文献本身，那么，我们能否超越文献来应用文献学方法呢？也就是说，文献学方法不仅仅应用于文献本身，还可以应用于非文献或者表面看来与文献无关的学术研究。事实上，我认为，很多看似与文献无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考虑以文献学（并不仅仅是作为史料的文献）的角度重新切入，寻求新解。新书籍史的出现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当前不少学者参与讨论文献学与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学科互动，也是在寻求文献学方法更广泛应用的可能性。总之，正如我在教材前言所讲的“书是与方方面面的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说明文献学研究可以更有情趣，也有更广阔的空间与更重要的价值”，作为方法的文献学应该有更多、更重要的应用。
（三）文献学是国际性的学问
文献学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学问，但是，近些年的研究表明，文献学也是国际性的学问。这里我谈谈印象较深的几个方面。
其一，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为流散于域外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二为古代域外人士以汉文抄印或写作的典籍。这里所谈主要指前者。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家越来越重视搜求域外汉籍，立了一批重大项目，编纂出版了不少丛书和目录。相对来说，我比较关注朝鲜燕行文献，在教材中有专门的介绍，也希望学生对此有所了解和重视。此外，关于国外收藏《永乐大典》的情况我也比较关注。我曾经讲过，国内发现新的《大典》残本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国外仍然有很大的希望。因此，我认为，域外汉籍的搜求与研究，会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献学关注的热点。
其二，要更多地了解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成果。除大家比较熟悉的如［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美］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美］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等之外，前些年翻译出版的牟复礼、朱鸿林《书法与古籍》也很有参考价值。该书从书法、字体角度分析明人文集编刊特征，可以与当前一些学者从字体、刻工来分析图书版本、出版的思路相呼应。一些国外学者的论文也值得重视，如[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英]何大伟（David Helliwell）《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法]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是新书籍史的代表作，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利用档案尤其是书信材料。最近看周启荣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其中谈到中国文人会有意在诗文中抑制和抹除含有明确提及经济活动的信息，故相关研究只能更多地依靠超附文本。戴廷杰关于张潮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国也有材料（如书信）较丰富的出版个案。我认为，今后关于中国古代出版的个案研究，应该更多地发掘书信和日记中的材料。
其三，除关于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外，外国文献学和新书籍史的其他研究成果，我们也要关注。近些年引进和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苏杰等学者先后翻译出版了若干西方文献学名著（如《西方校勘学论著选》《册子本起源考》等），促进了文献学学科的反思。这种反思，与渊源于余嘉锡《古书通例》对古书形态的辨析，并在新时期基于考古材料发展起来的反思古书热潮相互呼应，体现在对早期文献生产与流传、文本形态、书籍制度、文献校勘、图书真伪、定本等各方面的重新认识。例如，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一文总结古书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的十种情况，其中“改换文字”一条为“古人传流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这与西方“难则可取”的校勘原则是相通的。而且，当前对校勘的反思，已经不只是对校勘方法的反思，而是对校勘目的的反思。传统文献学认为校勘就是要恢复原貌，但是，原貌谁也不清楚，而校勘整理出来的所谓“原貌”只是我们想象的原貌。正如青年学者李灿所讲的：“中国的古典文献学是否应该考虑跟国际相近领域学界接轨和对话的问题……一开始语文学的核心关注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不断试图利用不同的写本与刊本去重构一个最接近原始形态的本子。但随着研究的展开，前述系谱学方法的一些核心原则开始受到挑战……而若按照语文学的传统校勘方法则可能重构出来一个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既然如此，校勘的初衷与思路就应该调整。追求定本、原貌的做法不太实际，那么，研究文本差错产生的过程和原因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文本总是动态变化的。这也是“活”的文献的体现。
如果说校勘还是对古书的小修小补的话，那么辨伪就涉及到古书的大是大非问题。目前的研究表明，我们之前的辨伪不仅方法有问题，不科学，而且对伪书本身、对真伪的认识就存在很大的偏差。
上述反思的不断深入，又在促进学界对文献学的全面反思。诸如e文献学、写本文献学、以“古书年代学”取代辨伪学、超越“古籍整理”的文献学的提出，都是这些反思的结果。
最后还想谈谈交流互鉴的问题。如果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学者最新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话。梅尔清曾说：“大木康和井上进（Inoue Susumu）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这两位日本学者的书籍史研究固然重要，但并不能代表中国学者的研究，只不过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西方文献学和书籍史研究影响较小。因此，我们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也应该“走出去”。目前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就是“走出去”的一个很好渠道，如陈力《中国图书史》、赵益关于文献文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都被列入外译项目，但总体来看外译的文献学著作并不多。此外，外译项目只是针对著作的，如果以后能囊括教材和普及读物，可能更有利于向国外推介国内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以使这些研究成果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文献学是年轻人的学问，而不仅仅是老人的学问；是跨学科的学问，而不仅仅是某一学科或专业的学问；是国际性的学问，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问。也许这就是文献学的未来。从历史上看，当前正是文献学研究最好的时代，我们文献学从业者更要珍惜当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