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文献学与Philologie：旧领域的新认识及其可能的新未来（下）
张伯伟教授在《文献》编委扩大会上发言
谈到Philologie或philology没有中文对译的定名，我们可以从赵元任1959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演讲说起，他在第一讲中有这么一番话：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史方面，有所谓Philology一门学问。照字面上讲，Philology就是“爱研究字”的意思……在事实上，Philology所注重的是推求某一字在流传的文献当中，某某章句究竟应该怎么怎么讲。所以某种文献，有某种Philology，他的性质是近乎咱们所谓考据、训诂之学。那么无论是小学、或是训诂，或是Philology，虽然注意点的中心不在乎语言，而这些学问所自来的基本材料，不外乎语言，特别是在语言在地理上的分歧，语言在历史上的变迁，随时就会把学者的注意，常常不知不觉的引上一般原理的问题上去。
赵元任的这段话，属于其演讲中“吃煎荷包蛋外面的白，还没吃到里边的黄儿”的“边际的话”或是“不着边际的话”。虽然不属于其正题，但也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philology没有确定的中文对译，小学、训诂、考据无一不可，但都“似而不是”，所以最后还是用了英语原文。二是philology虽然从字词出发，却是常常会引申到“一般原理的问题上去”，可见非饾饤考据所能限。这话虽然讲在1959年，但以上两点反映的，应该是自他留学美国接触到philology以来的一贯认识和学界的普遍状况。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年间，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赴德学习，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者，可以举出三个名字：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他们接触到当时最为流行的Philologie，并且直接将之带入中国学术界，这就是Philologie传入中国的另一途径。但在当时及之后的一个时段中，Philologie并没有很一致的译法。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门学问在西方的主流学术中也衰落了。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比较多地将Philologie或philology翻译成“语文学”，这已经渐渐被大家熟悉而接受，所以下文我也会使用“语文学”来代指。
陈寅恪于1921年8月离开美国哈佛大学，第二次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求学。他在哈佛主要师从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教授，离开后依然保持联系，今天的哈佛大学档案馆里，还保存着陈寅恪致兰曼的三封书信和四张明信片（1921年8月至1924年6月）。其中一封写于1921年11月29日的信中，陈寅恪提到在三周前给兰曼寄去了德国学者维拉莫威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刚出版的新著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古典学的历史》）作为圣诞礼物。这本书是二十世纪初德国语文学的“经典”，是一部主观性极强的大师之作。可以肯定，陈寅恪是读过此书的。据维拉莫威兹的“得意门生”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的回忆:“世纪之交后不久，维拉莫维茨的影响渗透进柏林的精神生活，而且也许是影响最大的人物。在维拉莫维茨八点钟的讲座上可以看到来自所有系的听众。”也许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第一次去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时间是1909年至1911年，正处于莱因哈特描绘的“维拉莫威兹时代”。1906年，维拉莫威兹在柏林大学建立了一个配备图书馆和教室的“语文学研究所”，内设语文学、历史和考古学三个方向，桃李满天下。所以，就算陈寅恪等人未有亲承音旨的机会，那么，必曾体验到维拉莫威兹的流风余韵。但是很显然，他们还较为广泛地从不同学者身上吸收了各种学术资源。所以，有必要简述一下陈寅恪等人在柏林大学留学时所处的学术语境。
语文学在欧洲是一门古老且有传统的学问，它发源于古希腊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经古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以后，形成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语文学派别，分别由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各领风骚，但只有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德国语文学崛起为领先者，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学才终于成立。这最早可以追溯到约瑟夫·于斯特斯·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他认为应该从整体上去把握古代世界。然后是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作为“第一个领会了斯卡利杰的人，并且实践了后者的原则”。但只有到了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确定了古代通学的概念”也就是Altertumswissenschaft的概念，这是他为语文学“这一学科所确立的总体观念”，“这个概念恰当地描述了‘赓续不绝之语文学’（philologia perennis）在十九世纪德意志的独特形式”。而另一位与沃尔夫同时代的人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遥承英国学者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学风，从而与沃尔夫门下形成不同的学派。将“古代通学”发扬光大的“是沃尔夫的高足奥古斯特·伯伊克（August Böckh）”，写出了《语文学百科与方法论》（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将语文学理解为整体意义上的“古代学”。他的“普遍历史观与赫尔曼不越复原和解释文本之雷池的想法相去甚远……开始出现了敌对的两派，他们在整个十九世纪直至进入二十世纪都一直在对立。一派主要关注语言文字，另一派则更注重事物”。从这对立的两派来看，维拉莫威兹显然继承的是伯伊克的学风。这也就可以理解，芳贺矢一1900-1902年在柏林大学学习语文学，那是维拉莫威兹的学术如日中天的时期，他带回日本的“文献学”就完全是伯伊克的学说，曾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到其《古学纲要》（即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一书。虽然如此，维拉莫威兹在其《语文学史》（译作英文时改名为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中，只字不提沃尔夫、伯伊克，更不用说温克尔曼、斯卡利杰在“古代通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方面的功绩，仿佛他才是该理念唯一的创造者和代表者，这当然不是事实。而他的一群得意弟子在其身后纷纷倒向他的对立面——尼采，在某种“唯心”的意义上看，也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报应”。
当时德国语文学的学术谱系当然不是如此的纯粹单一，与赫尔曼发生争论的不止是伯伊克派，以弗里德里希·格特利伯·维克尔（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和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为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学术派别，他们强调艺术和考古有助于理解文学，而不是仅仅如赫尔曼一派坚持的文本考证、校勘传统。他们后来与伯伊克派合流，从而充实、强化了“古代通学”的概念。此外，除了伯伊克、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这样的语文学家，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也是他们的同路人。
陈寅恪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学习、吸收，并且发愿将德国语文学理念传入中国，从而振兴中国学术。但他们并没有对语文学作全面介绍，只是吸收了其精髓加以提倡，并落实在自身的学术实践中。不是将理论作为教条或套用的模式，而是将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语文学本来就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不仅有时代区别，也有地域差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便就十九世纪的德国而言，也因为学派的不同而往往各有侧重。所以，面对五花八门的语文学，陈寅恪等人在表述时，往往随其上下文而给出一个译名。
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内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其英文名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也曾用过法文名Institut historique et philologigue），如果要做英汉对应，philology对应的就是“语学”或“语言学”。傅斯年的本意是透过语文学的理念和手段去研究历史，达到“古代通学”之境。他在1926年8月18日给胡适的信中表彰顾颉刚，就用到了“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词。从其个人论著中的用法来看，史语所的英文名也很可能出于他的手笔。他在1928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多次提到的“语言学”，在张谷铭看来，“并非专注于语音、语法的linguistics，而是包含语言研究和文献考订的philology”。另外，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的“史学语学是全不能分者”，在《性命古训辨证》中说的“‘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在法德多见之”等，里面的“语学”和“语言学”，指的显然也都是philology。如果上述看法也还依赖推理的话，以下一则例子就很明显了。1927—1928年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其讲义中云：
文学史是史……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
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大陆上谓之“Philologie”）始，以“波涛动荡”（Sturm und Drang）终。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傅斯年直接把Philologie对译成“语学”，而这个“语学”的重心是“考证”。他在1928年1月2日的《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又说：“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以“文籍考订学”专指“史学”，那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而是与其著名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语相应的Philologie。所以，傅斯年将Philologie对译成“文籍考订学”，是他的又一种译法。
姚从吾1922年赴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主讲“历史研究法”，并编有讲义。其中也提到了Philologie：
十八世纪德国的史学界犹充满这种“抱残守阙”的思想。自十九世纪史学大家尼博儿（Niebuhr）、栾克（Ranke）相继出世，创立“语言学的批评方法”（Die philologisch-kritischen Methode），从批评史料下手，由是历史的研究法才渐渐从因袭的变成进化的，从主观的变成客观的。
显然，他把philologisch对译成“语言学的”，同样显然的是，这不是linguistics意义上的语言学，而是注重史料批判意义上的“语言学”，也就是从语言入手进行史料批判的学问。
陈寅恪1934年3月6日在读到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后回信说：
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然语根之学实一比较语言之学。读大著所列举诸方法外，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语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
所谓“右文说”即因声求义之说（汉字声符往往在右），“语根之学”即字源学（etymology），而汉字“较西洋尤复杂”的表现之一，就是除了字音还有字形，而字形繁复，又变化极多，所以“字源学”落实到汉字研究中，其基本操作过程是先寻找某一字的原音原形，由其音形以求其义，并进而寻求原字与孳乳字之间的联系。“比较语言”则将这种探索扩大到同一语系的不同语言之间，实即comparative philology（比较语文学）原则之运用。陈寅恪曾解释为“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相印证发明”。他又将这一方法类比于“比较校刊学”：“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勘？）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这种方法，“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这里的“历史语言学”自然也是philology。
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读完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致信给他说：
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
所谓“今日训诂学”者，绝非汉唐有清中国传统称谓，只有十九世纪德国的Philologie才足以当之。自从沃尔夫提出了Altertumswissenschaft即“古代通学”的概念以取代Klassische Philologie（古典语文学）后，有抱负的语文学家们就再也无法忍受零碎的考据，而是期待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从个别考据进入到或整合为古代世界的全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说法才得以成立，而从“解释一字”入手的语文学方法才显得可贵。我们不妨再听听陈寅恪曾经读过的维拉莫威兹的话：“对细节的全面理解是重要的，但这只是为了把握整体，而一旦把握了整体，又会为细节提供更多的线索。”陈寅恪自己的学术实践，无论是讨论一代制度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讨论一代政治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讨论一代风俗如《元白诗笺证稿》，其关注重心无一不是在唐代文明之整体及种族文化之关系。即便讨论貌似细微甚至无聊的话题，如《狐臭与胡臭》，重点在中古时代华夏民族与西胡血统之相杂。讨论《长恨歌》而兼及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为了阐发朱熹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重大问题。这些都属于“古代通学”的问题，陈寅恪就曾用“通识”“通性”等词语来表示，究其实质，就是Altertumswissenschaft。1930年，陈寅恪发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在痛惜“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同时，也发出了“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浩叹。他在利用小说证史的时候，常发现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实可发生，就将这类状况概括为“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他在著作中也曾指出：
《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相关的意见还有：
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这些见解，以往都被当成是陈寅恪的“独门秘诀”，实则亦有所本。这就是来自于当时瑞士史学家、语文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史专家的布克哈特，已经被我们熟知。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受到尼采追捧、推崇的语文学家，在维拉莫威兹和尼采之间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学术大战”中，他成为前者的声讨对象之一，尽管他与后者的观点远非一致。布克哈特在他关于希腊文化史的演讲中指出：
即使一个已经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并未真的发生，或者并不像人们所报道的那样发生，但认为它确实发生过的看法已经通过论述的典型性保留了其价值；在希腊的传统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
我们从希腊的往昔搜集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史料……即使是伪造者，一旦被我们识破，了解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其伪作也能够不自觉地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将这两段话与陈寅恪的两段话稍作对比，其理念是非常接近的。陈寅恪第一次到德国和瑞士留学的时候，布克哈特已经去世，按照贡布里希的说法，那正是布克哈特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仅在史学家中，而且也在普通读者中变得非常出名和流行”的时候。所以，虽然我们无法举出陈寅恪读过布克哈特书的直接证据，但如果以他自己的论述眼光来看，我们也可以说：“纵无师承之关系，必有环境之影响。”所以，综合衡量陈寅恪等人在德国接受的学术影响，我同意张谷铭的以下论断：“受的主要不是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影响，实在是Altertumswissenschaft及philology的影响。”
这就是Philologie或philology传入中国的另一条途径。按理说，这是一条直接的途径，加上傅斯年正领导着当时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声望极为隆盛，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和史语所的工作，姚从吾则在北京大学讲授其历史研究法，胡适也在北大倡导“国学研究”和“整理国故”，本应登高一呼、四方云集，可为什么Philologie却相当不为人知呢？更少有人知道，当时中国流行的“国学”一语，以及开始出现的“文献学”概念，其本质都是Philologie。在将近百年之后回顾历史，尤其置于与日本学界的比较中，大概可以得到这几点认识：
其一，当时留德或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没有一人对Philologie作系统介绍，甚至连简单介绍也渺不可见，顶多提及几个名词而已。如果说，去柏林大学留学是为了学习Philologie，陈寅恪等人与日本芳贺矢一等人抱有共同目的的话，那么，当时的日本学者对于“文献学”，尤其是德国“文献学”即Philologie却有比较热心的全面介绍，而在中国，这项工作是缺席的。少数的几个开拓者似乎满足于在一个有限的学术圈中彼此欣赏或自我欣赏，却不愿从事基础性的普及工作。这与傅斯年标榜的史语所宗旨之一——“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可能也有关系。
其二，以研究的整体实绩来说，日本学者除了探讨“日本文献学”，也就是探讨如何将Philologie应用到日本的“国学”研究，有专门著作如芳贺矢一的《日本文献学》、久松潜一的《日本文献学》，将影响力由大学讲堂向四面八方扩散；在其它学术分支上，如神话学（高木敏雄）、民俗学（柳田国男、高木敏雄）、国民性（芳贺矢一）、文学（芳贺矢一）、文学批评（久松潜一）、思想史（村冈典嗣）、语言学（福岛直四郎，亦即辻直四郎）等国学各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甚至还进入了中国学研究（吉川幸次郎），堪称全面开花。但在中国，其研究实绩主要体现在少数几个学者身上。傅斯年虽然有大力提倡、组织之功，但他本人真正拿得出手的实际成果，主要是《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其《史学方法导论》中的举例，都是他人如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成果。陈寅恪眼界甚高，持论甚严，不屑于从事通论性写作，而是依赖长短不一的论文锱铢积累。他的学术研究，都类似于要“通过漫长、艰难，却总是愉快的努力”而“把这些珍宝发掘出来”。以这样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或责于他人，是不可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的。一般学者震撼于陈寅恪对多门偏僻语言的掌握和对中国典籍的博闻强记——前者正是十九世纪德国Philologie强调的基本技能，遂望而生畏，连模仿的可能性都没有。除了赞叹，别无他言，要想形成一种学术风气，“戛戛乎其难哉”（借用韩愈语）！
其三，日本对Philologie有确定的译名——文献学，而中国没有。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各种译名做一个大体划分，主要有两类：一是语学，二是考据。偏于语学的翻译，很容易被人误解成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史语所中的语言组在赵元任的领衔下，从事的主要就是linguistics的工作。还有一件推波助澜的事，就是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用法语写的Études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一书，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人译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傅斯年在1939年写的《序》中，在一处稍稍更改为“语文之学”。Philologie本来就包括语言学研究（Schprachwissenschaft），高本汉用“phonologie”为名，算是以大概小，但“音韵学”之名给人的联想，却是记录方言、分析语音的linguistics工作。在此书中译本出版之前，陈钟凡已经有所介绍，表彰该书“用三十三种重要方音，其中包括日本、朝鲜、安南等国借用之中国古音，以考定我国昔时之音读”，并与清儒及现代章炳麟、黄侃的相关研究作比较后，予以很高评价。高本汉从事的分明是phonologie工作，但经国人介绍的其书却成了“音韵研究”。
至于偏于考据的翻译，使人联想起的是清代的乾嘉之学和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先师程千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痛陈中文系文学教育之二“蔽”，其源“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并且指出：“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钱锺书也指出：“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他们所说的都属于“事实陈述”。“西洋学术输入”就是指“实证主义”，而这恰恰与Philologie的输入密切相关。语文学自沃尔夫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旨在通过全面理解古典文化来培育健康的人格。但是到他的学生辈伯伊克，就越来越与尼布尔、兰克等史学家合流，伯伊克的《语文学百科与方法论》追求广泛的古代文化知识，并且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经典，以达到“科学的客观性”目的。在伯伊克之后，“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古代文化研究达到了顶峰，这方面以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和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这两人为代表”。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兰克史学，也是“考证派”史学的典范，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和英国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他“被当作是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路线的思想始祖”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久而久之，后人只知道从西洋传入的“科学方法”是“实证”，却终究不明白实际上是Philologie。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术界可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要是以陈寅恪作为德国语文学在中国学术实践的代表的话，人们对其学问特色的认识就是“史料”和“考据”。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将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一言以蔽之，曰考据之学”，并说“这是学术界的公言”。有的学者将陈氏归为“史料学派”，认为“他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扩充”。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对胡适派学术的批判，人们眼中的以重视资料、强调客观、崇尚考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风被打得落花流水，“以论带史”演变为“以论代史”。以此为背景，八十年代末开始的“陈寅恪热”，从学术上来说，对他的再认识和再肯定也还是集中在“考据”。季羡林在当时就指出：“今世论者往往鄙薄考证之学……高唱‘以论带史’，却往往是‘以论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实于不顾，而空谈教条……寅恪先生利用考证达到弄清史实的目的，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先师生前曾对我说：“寅老以一考据家的面目出现，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可惜从这一点研究者尚少。”陈寅恪完全不是一个纯客观的科学主义的信徒，其论著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掩抑不住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每个读他书的人都能感受到的。“认真做，就要动感情”就是他欲罢不能的夫子自道。他强调“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就是因为“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不是在堆砌“邻猫生子”的故事，也不是像个“知识庸人”般地自我炫耀。他说“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其原因即在于“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他把这一研究特征类比为“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所见往往在牝牡骊黄之外。这也导致了他后来走向“以诗证史”。但其间分寸，难以言诠，非深于学术者很难把握。且稍有不慎，也很容易滑入“以今律古”的泥淖。但只要是重在“文化的走向”，就必定不是纯客观的考据，必定与作者的天性和心灵有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有人批评陈寅恪的考证“多语焉不详，证焉不确，虽可许为卓见，但势难许为定论”，殊不知人文学研究本来就无“定论”可言，也不足为追求目标。陈寅恪的上述追求，其实很近于被维拉莫威兹逐出德国语文学界的尼采。可惜，正如尼采的语文学曾蒙受巨大误解，陈寅恪论著的读者也很难从中感受到语文学的真正精彩。陈寅恪1932年8月17日致傅斯年信中说：“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此处所谓“议论”当指“非议”，但推崇陈寅恪学问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识得其妙呢？他从个别处、细节处下手，以精巧的考据为基础，推演到文化的交流与演变，达到了语文学的高妙境界。徒然欣赏其考据之精，漫然泛论其探索规律，真让人忍不住而有元好问之叹：“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总之，Philologie之传入中国有两条路径，一条经日本的中介转换，由梁启超搬入中国，因而袭用了日本的译名“文献学”，但是“沿流忘源”（借用章学诚语），完全不识其在德国的祖宗；另一条是从德国直接输入，大致分为两路：其译作“语学”的一路，渐渐演变成现代语言学研究，朝着linguistics的方向发展；译作“考据”的一路，则与“国学”即“文献学”之名合流，导致“国学”多为“整理国故”，“文献学”多为史料考据，完全隐去了Philologie追求的“古代通学”的企图。两条线索，同源异脉，而当二者合流的时候，却共同丧失了其原本应有的意义。百年来的文献学研究，就是在这种“误打误撞”中走上了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的偏狭之途，尽管这类工作本身不是没有价值的。
本文开篇就提及将近四十年前，《文献》编辑部倡导“参考英、俄等语文中同类词语的含义”讨论文献和文献学问题，并对这一原则高度认同。只是数十年来，人们以较为狭隘的眼光考察“同类词语”，涉及的英、俄文词汇主要是documentation（文献）、information（情报）、gokynuHm（文献）、bibliography（目录）、literature（文献）等。近几年有少数喝过“洋墨水”的学林新秀，开始提到philology一词，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文献学”一词相对应，给我带来了空谷足音的欣喜。可惜都一笔带过，语焉未详。纪赟主张将philological 与philology译作“文献学的”与“文献学”，并且在其译者序中阐明了这一译法的理由，只是这限定在佛教文献学或汉文佛教文献学的范围内。1988年，清水茂在为《世界大百科事典》写作的“文献学”辞条中，从德国的Philologie讲到日本的文献学，并且以中国清代的考据学（汉学）和日本江户时代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的古学派方法相类比，认为他们与伯伊克（A.ベック）的文献学理念相一致。这就将清代考据学、江户古学派、日本文献学和德国Philologie归在拥有同一特征的学术谱系中，尽管依然是语焉未详的。但不管怎样，我都想把上述偶现的议论视同可贵的“晨光”。
这里，我想再次提及引言中已经说过的话，那就是要避免将考察的目光凝定在“文献学”三字，更多地重视“关于事物的词语”。一些表面上不同的名称，实质上指向的是同一件事物。我在这里想要说的就是“文献学”“语文学”和“古典学”。
关于“文献学”是德语Philologie的日译名词，已如上述，所以，“文献学”等同于“语文学”就无须再说了。在英美的相关著作中，还有一个“古典学”（Classical Scholarship或Classics）的概念，其实也就是德国的“语文学”。上文曾提及，劳埃德-琼斯在1982年将维拉莫威兹的《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翻译为英文出版的时候，就将书名改为《古典学的历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为什么他要舍弃一个英文中现成的philology而改为Classical Scholarship呢？他在“导言”中对此问题作了说明：
译本之所以没有被称为“语文学史”，是因为对大多数英语读者而言，“philology”意味着“comparative philology”，而“comparative philology”的意思是“语言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假如精确地使用术语，“linguistics”一词只是“philology”（语文学）的一部分……令人感叹的是，我们英国已不再正确地使用这个宝贵的词语了。
这不是劳埃德-琼斯的独家偏方，其实早在1903年英国学者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出版其《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时，就已经在第一章的“导言”中对“学术”（scholarship）与“语文学”作了辨析：
英语中之“语文学”philology一词由法、德语言中借来，相比之下，“学术”更具有英语特色……语文学在英国为一用意暧昧的舶来词，尽管“语文学者”及“语文学家”很容易单纯被采用作语言学的含义……本书择取《西方古典学术史》一名对于以英语为母语之国家的后学先进们来说具有合法性。
而当一书由英语翻译成德语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处理。德国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1968年用英语写作出版了《古典学术史》，用的书名是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两年后译作德语出版时，书名就改为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用Philologie替换了classical scholarship。如果再看一下1903年在英国出版的书——一部写给当时的高中生古典学课程的参考读物，G·F·希尔（G. F. Hill）的《学校古典学图谱》（Illustrations of School Classics），他使用的术语是Classics。而直到2018年，英国学者内维里·莫利（Neville Morley）撰写《古典学为什么重要》（Classics: Why It Matters），用的还是Classics，也仍然避免使用philology，尽管讨论的内容大多还是“语文学”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和德国形成了各自的用语传统，但本质所指向的是同一事物。由此可知，英语的“古典学”也等同于德语的“语文学”。
同样是Philologie或philology一词，自19世纪以来，在德国，它主要与历史研究密切相关，针对的是机械的语法和零碎的考据。在英国，它主要与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更接近语言研究（study of language）。两者虽然都重视语言，但语文学是以语言作为理解文本及文明的手段和路径，而语言学则将语言本身作为考察的唯一对象。在美国，它主要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并且往往与理论相对。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学院派批评”热衷于传记、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理论的偏见”。在后人评价中，它属于“古籍研究和语文学性质”。随着“新批评派”的崛起，在四十年代的大学文学教育中，理论就“侵占了语文学学术研究的堡垒”。在那本极有影响的《文学理论》中，韦勒克和沃伦指出：“英语词汇中没有很恰当的名词来称呼这种研究工作（引者案：指文学研究），最普通的术语是‘文学学’（literary scholarship）与‘语文学’（philology）。”他们的提议是将“语文学”一词从文学研究的领地驱逐出去。从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更积极引进欧洲大陆的文学理论，并且很快被这些理论所控制。此后，语文学也就彻底地从学术神坛上跌下，成为和“丽人理论”（Lady Theory）相对的“迟暮美人语文学”（aging Lady Philology）。然而八十年代以来，先后有两个理论巨头保罗·德曼（Paul de Man）和萨义德（Edward W. Said），分别在1982年和2004年都以《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为题发表论文。1988年在哈佛大学召开了“何谓语文学”的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论语文学》（On Philology），1990年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语文学：被遗忘的现代人文学科的起源》（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一书。2015年，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和张谷铭合编的《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学界，语文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他们使用的是philology一词，但其内涵与此前相较又发生了变化。
以上简要梳理了日本的文献学、德国的Philologie、英国的Classics和美国的philology这四个不同的概念，可以看出，它们实质上指的是同一个事物——语文学亦即Philologie。这也充分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赵元任曾经改编一个德国传说为中国故事，讲述一个中国老太太（当然也可以换成老头儿，并非有意“性别歧视”）初次接触外语，觉得外国人说话实在莫名其妙。比如，中国人把水叫做水，但英国人偏叫它“窝头”（water），法国人要叫它“滴漏”（de l‘eau），老太太由此感叹说，只有咱中国人好好儿地管它叫“水”！不是咱管它“叫”水，这东西明明“是”水嘛。但也许英国老太太会争辩说，这东西明明是water；法国老太太又会说，它明明是de l‘eau；而德国老太太会认为她们都不对，因为在她看来，这东西明明是Wasser。老太太们没能跳出语言的牢房，她们不明白符号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必然的。中国学者们的知识当然比那些“老太太们”（或“老头儿们”）要渊博得多，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却往往重蹈其覆辙。比如看到“文献学”三个汉字，其联想途径就必然地指向了类似《文献通考》的学问，却怎么也不去和Philologie或Classics发生联系。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一个“文献”，同样一个Philologie或philology，外表没有改变，内涵却不是固定的。如果执着于“名相”，也同样会犯认识上的错误。追踪philologie的词源，当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语，其最初的含义可以说是“对富有意义的言语的热爱”。作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语文学在古希腊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发展起来，其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就是由国王资助的图书馆，所以语文学的最初职责和功能，就是保存和解释古典文学。而潜藏于这些外在行为之中的内心隐忧是，“他们开始意识到美好的过去与未定的将来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十二世纪的采蔡司（Tzetzes）在他的《阿里斯托芬导论》（Prolegomena to Aristophanes）中引用了一段描述当时校勘书籍的状况，其分工是“埃托利亚人亚历山大与卡尔基斯人吕科弗隆受命于‘爱兄弟者’托勒密，校订戏剧书籍，吕科弗隆负责戏（引者案：疑当作“喜”）剧书，亚历山大则负责悲剧书、还有其他悲喜剧书”，以及“诗作首先由泽诺多图斯校订、后来由阿里斯塔尔库斯校订”。我之所以转引这段文字，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而造成这一行为的“前景”，正是“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引者案：指汉武帝）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早期中西文献学或语文学竟有如此相似者。在古典语文学史上，“西方的中世纪‘仅仅因机械地复写拉丁语作家的作品并为后世保留这些作品而具有意义’”。接着是文艺复兴，虽然有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的语文学，形成了各自的方法和侧重点，但直到十八世纪，重心都在文词的考证上。自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的兴盛，尤其是在沃尔夫的《荷马研究绪论》中，“‘历史’（historia）所获得的重视胜于其他任何一个词，它被反复提及，尤其是在‘历史与校勘的证据’（historiae et critices rationes）当中”。并且这部书“所引起的轰动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他为古典学发明了一个统称：‘古代通学’（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一理念经过伯伊克、维拉莫威兹等人的继续阐发与实践，终于在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成为影响了欧洲、美国和东亚的学术理念。而被维拉莫威兹逐出德国语文学界的尼采，其《悲剧的诞生》的研究动机和目的，是“试图依靠古希腊理想来解决当代的德国文化危机”，其“古典研究始终与现代性危机联系在一起”，从而想创建一种“新的语文学”。“一方面是对实证史学化的古典语文学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尼采作为个体生命一直怀有的强烈的使命感”，这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学术界重新认识、接受并发扬光大。这多少让人回想起“语文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人们心中就怀有的那番“隐忧”。
在最近三十多年的美国，“语文学”获得了一个新的定义，它集中在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的论著中。他说：“语文学是，或说应该是，把文本搞清楚的学科。”但“搞清楚”的意涵过于模糊，所以他又说，语文学是“使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这促使他“构架一种语文学实践，一种能同时在文本存在的三个维度上为自己确定方位的语文学：文本生成的时刻；文本的历时接受；及文本于我自己主体性的呈现。使文本‘产生意义’就寓于由这三个维度而生的多样意义的总和，也寓于我们脑海中三者活跃的共同在场”。当然，这样的定义如同语文学所有的其它定义一样，它们“都一定在某些层面上是权宜性的，这是因为学科本身应当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发生改变”。与传统的定义相比，这个定义有两方面的区别尤其值得注意：第一，研究对象由“古典”泛化为“文本”；第二，研究目的由重在考证校勘转变为重在探索意义。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所说的，问“文献学是什么”意味着“应当如何研究文献学”，它涉及未来的方向。而波洛克对语文学的新定义，也正是在一篇题为《未来语文学？一个硬世界中的软科学之命运》的文章中提出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文中勾勒了“近代语文学的三条极简史：欧洲、印度、中国”。他因此而满怀信心地宣称，由于满足了“包含历史性、全球性、方法–概念的要求”，语文学很可能“进入二十一世纪诸学科圣域”，并且“更具雄心壮志”，而作者最想讨论的“正是这种更具普遍性的语文学理论”。在波洛克的讨论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最为薄弱，这不是他的过失，而是因为中国学者未能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明治后期的日本学界用汉字“文献学”对译Philologie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因为它蕴含了东西两大文明可以互相认识、交流、理解并和合的可能性。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论断：对于事物的重要性，感觉先于表达，表达又先于理解。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于事物的重要性，只有表达了才能更好地感觉，只有理解了才能更好地表达。所以，当我们重新理解《论语》中“文献”一词的意义之后，对于“中国文献学”就可以有“新表达”和“新感觉”，并且反过来深化我们的“新理解”。以下我使用的“文献学”概念，就是指中国的文献学。
如果我们同意语文学是旨在“把文本搞清楚”并且“使文本产生意义”，以此作为一个理解的基点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一门“学科”的确是具有“历史性”和“全球性”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各自不同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文献学就可类同于欧洲的语文学，或者反过来说，欧洲的语文学就可类同于中国的文献学。这样的类比，不可以误解为在说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们若能用动态的眼光去考察历史，哪怕就是“文献学”或“语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化的东西，何况是在某一个特定时空将两者并举？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把文本搞清楚”并且“使文本产生意义”的最大的共同点，所以不仅不妨类比，而且也应该类比。鉴于“校雠学”意义上的文献学，在百年来的中国学界透过大量论著、教科书以及各种成功的实践已经广为人知，无需在此复述。从刘向、歆父子以来直到今天的文献学，基本上与西方自古希腊到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的主流具有类似的特征。虽然沃尔夫提出的“古代通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概念，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后学如伯伊克、维拉莫威兹，真正化为实践的其实还只是“实证史学”。而沿着“实证史学”的道路，是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古代通学”之境的。所以这个概念在近现代的东亚学界结出的果实，大多数也还是没有温度的所谓科学的、客观的“考据”。本文想要强调的，是立足于孔门的“文献”概念和“文献学”实践，从而与西方语文学中的“人文主义”呼吁和实践——第一次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二次是十九世纪德国的沃尔夫，第三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耶格尔（Werner Jaeger），第四次（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进行对话。
在我今天的理解程度上来说，我认为，“文献”是孔子文化理想和文化实践的核心。“文献学”的目的是要恢复周礼，也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以此来对抗、挽救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文”是典籍，“献”是人物，两者相合，无论是“文”中蕴含的“献”，还是“献”中体现的“文”，最符合其理想的就是“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礼，所以他能够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寄寓在《春秋》的字里行间。孔子的“文献学”实践也是通过两种各有侧重的方式进行的：
一是“文”。如果从逻辑意义的顺序上来叙述的话，首先是从经典学习入手，其特征是“慢”，从而理解文本蕴含的意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可以进而作文献整理，其特征是“选择”而不是盲目的“好古”，只有那些有价值的经典中的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代表了某个伟大的文化阶段的经典，才是值得修复、整理、保存并流传的文本。而学习的目的，增长知识只是其“末事”。孔子学《诗》，首先强调它的“兴观群怨”功能，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事父”“事君”代表了他的社会理想，从家庭到政府，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的“博物学”功能则排在最末。“文”的活动最终是创造，创造出的产品不是与日益堕落的文化同流合污者，而是要能尽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为人类进步指出向上一路，也就是建立一个文化理想，并且期待能够发扬光大。这样的创造品本身，也就进一步充实了“文”的内涵。
二是“献”。这就是孔子的教学活动。他要通过“文”的教养，培育能够体现其文化理想的“贤才”。《论语·先进》记载孔门教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述而》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者贯穿于完整的教学活动中。其中“文学”一词，我更愿意接受较为早期的解释，比如范宁云：“文学，谓善先王典文。”皇侃承之云：“文学指博学古文。”所以并非泛指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根据周代的教学内容，即《礼记·王制》所谓“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也是“以诗书礼乐教”。在孔子的心目中，惟有儒家“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堪当“文”的杰出代表。如果“文”无法在当代流传，也可以通过教育，将“微言大义”保存在“献”的身上。这与古希腊时期的“教化”可以类比。在今天，就是如何在大学里实现“大学之道”。
以上两种方式，前者重在建立文化理想，后者重在推广文化实践，但两者并不能分割。理想要贯彻于实践，实践则不忘乎理想。“文献”虽可析分为二，实际上是统于一身的。然而孔子开创的文献学实践，由于受到秦皇、汉武时代在政治上的戕害，“文献学”就日益变得有“文”无“献”、有“书”无“人”，从事“校雠学”的学者也日益变成掌握“技术活”的“手艺人”，从典籍出发走向人的精神世界的“文献学”终于成为止于文本自身的“校雠学”。
然而孔门“文献学”的传统并未全然断绝。不管读《书》诵《诗》以达到与古人精神相照的那番话是出于孔子还是曾子，可以确切无疑的是，孟子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从“把文本搞清楚”并且“使文本产生意义”的语文学要旨眼光来看，孟子提出的说诗方法，是从文本出发而又超越文本，穿透文字的修辞夸饰，使读者之心与诗人之心相会。这样一种说诗方法之所以可行，就因为它奠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所以汉儒赵岐就这样解释道：“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因此，作为文献学实践之一的阅读活动，就不是冰冷地、僵硬地、机械地观看文字，而是透过文字看到“人”的活动。司马迁反复陈述道：“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史记·商君列传》）“余读孟子书……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太史公读书生活的生动展示，也是其文献学实践的生动展示。司马迁在其书第一篇的最后，就概括了自身的文献学实践：“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记·五帝本纪》）古代文本的完备和完整是难求的，但最重要的不是“复原”其旧貌，而是把握其“意义”，并进而“想见其为人”。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知音》中专谈文学批评，其原则是：首先从文本开始，由“观文”而进入文本，即“披文”；寻绎其法则技巧，即“六观”；然后要超越文本，进入作者之“心”、作者之“人”，即“觇文辄见其心”。这是一个艰苦的、缓慢的过程，需要“心之照理”，需要“深识鉴奥”，是以读者之心对隐含在文本脉络中的作者志意的照鉴而达成。这样的基本认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个悠久的方法论传统。但是在中国的“校雠学”传统中，却将这项孔门文献学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放逐了，以至于现代文献学工作者也将这一中国文献学最为重要的内容完全遗忘了。
而恰恰是这些孔门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和当今世界的语文学理论与实践可以一见如故、握手言欢。这样的材料有很多，这里仅举简单两例：2008年10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Ernst Steinkellner）教授应邀在北京藏学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有关方法论的几点意见》。他强调语文学的宗旨是正确“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语文学不仅是一种处理文本的学术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是指导我们如何理解他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一种人生哲学。”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语文学》中，收录了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人文主义的语文学——西方近代早期文本、古物及其学术演变》一文，作者借用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对人文主义语文学的概括：“他们并未将古籍当作是一个离今天有固定文化和暂时距离的存在。他们最终关注的并非制造出完美的文本，而是让他们有用。”眼里阅读的是古代文本，心里惦记的是当下生活；借鉴的是外来文明，向往的是未来发展。这是深层次意义上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语出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因为无论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我们都是“人”，都会面临相似的人生困境，而被激活的古代文本，就可能给今天的读者和今天的问题提供迫切的需要。波洛克在反省西方语文学传统时沉重地指出：“我们已经向自我的细枝末节化屈服了一个世纪以上——这是在说对细微差别的自我陶醉——而且我们惊人地未能将我们自己的学科概念化……这因此恰恰表明了真正的语文学还有多少真正的理论工作要做。”将这段话中的“语文学”改成我们的“文献学”，似乎也是如此。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想恢复万事在中国都“古已有之”的陈腐思路，而是要激活沉睡了千年、两千年、三千年的思想，让它们在今天焕发新的生命力。在怀特海的想象中：“天堂里的语言会是中文、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天堂的圣人们愉快地讨论着这些对永恒生活的精致描述。”这里不仅有中文，而且列在第一位。如果真的想领受他的这番美好预测的话，我们理应让自己的“古典”知识“保鲜”，而不是将它们“固化”乃至“僵化”。不妨再听听怀特海的话：“知识的保鲜有如鱼的保鲜，不更新就会腐烂。”而他对“更新”的理解，“要么是知识本身的更新，要么是知识在新时代新世界中新颖的应用”。
在今天，我并不想给中国的“文献学”下一定义，我只想说，与孔子的“文献”概念和“文献学”实践相比，今日中国学术界理解和运用的“文献学”是相当狭隘甚至偏僻的，若循名责实，就很不般配，呈现为一种“体不胜衣”的寒酸相。因此，亟需回到孔子，也就意味着亟需扩大其内涵。这不仅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也与梁启超舶来的“文献学”概念的本来意义相吻合。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需要“更新”对文献学概念的理解，从而“更新”我们的文献学实践。如果这样的设想能够得到学术界的逐步认同并付之以行动的话，那么，“文献学”研究就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本文针对百年无确解的“文献”与“文献学”现状，回顾中国原始的“文献”概念，重新梳理孔子的“文献学”实践，指出历史上政治对“文献学”的戕害，导致“文献”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萎缩。本文继而考察中国现代“文献学”概念的由来，其中既有“东学”又有“西学”，但无论变换了怎样的服装，其本来面目就是德国的Philologie。而在比较了文献学、语文学和古典学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原初的文献学和美国当代的语文学是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它们处理的对象都是文本，它们进入文本的步骤都要从“慢读”做起，它们当然要注重文本字句的订正校勘，它们更想探索文本蕴含及产生的意义。而意义很可能是多元的、莫衷一是的，所以，它们提醒吾人学会交流——注重倾听和理解。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应该是一门人文主义的学问。这里说的“人文主义”不只是一种哲学，更是一种学术方法。如果想要试图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如何研究文献学”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简化”的表述，这就是孟子加刘向、歆父子，或者说批评学加校雠学，而批评学和校雠学本身也存在无限的发展空间，文献学的魅力和生命力恰在于此。这就是我们在“却顾所来径”之后的收获，它似乎也印证了莫米利亚诺的一段话：“我们必须走进我们以之为业的学科的过去，以了解新的东西，或从中得到警醒，从而回想起已经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古典学术史应该指出古典学术可取的新方向。”而此刻回响在我耳畔的，却是青春时代的自己在一篇文章末尾的两句话：“当我们怀着现代感去回顾历史时，正是为了带着历史感去开拓未来。”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从学会并养成正确的“阅读”开始。在我看来，没有人比尼采对这个问题的讲述更真诚、更动人、更有震撼力了。他的话恰如他的书名一样，展现的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朝霞”。那就请允许我再次引经据典并结束本文吧：
语文学是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对其崇拜者最重要的要求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今天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不可或缺……它教我们以好的阅读，即，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和曲径通幽的思想、以灵敏的手指和眼睛——阅读——我耐心的朋友，本书需要的只是完美的读者和语文学家：跟我学好的阅读吧！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3年第6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