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稳、李红薇：早期甲骨缀合史中的几个问题

内容摘要：缀合是甲骨研究的重要工作，回顾总结甲骨缀合理念、方法的形成历史十分必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加拿大人明义士是最早有意于甲骨缀合的学者，通过聚焦1933年之前的文献，可以发现这一认识是不准确的。明义士著作中收录的缀合多非原创，大部分因袭自郭沫若。郭沫若的第一版缀合时间应为1929年甚至更早，其甲骨缀合理念与方法值得系统梳理，学术史价值需要重新审视。

关键词：甲骨缀合   明义士  郭沫若   《卜辞通纂》

商周甲骨深埋地底千年，出土时大多断裂破碎，加之早期盗掘、贩卖转让等，数以万计的甲骨流布世界多地，甚至同一版碎片分由多地收藏。要深入研究甲骨学、殷商史，缀合工作十分重要。缀合又称拼兑、拼复、拼合、对合、复合等，指缀合复原本属同一版甲骨的碎片。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恢复甲骨原貌的学术意义，如今缀合已成为甲骨学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回顾梳理甲骨缀合的历史与经验十分必要，不少学者已做了很好的总结。但有关早期甲骨缀合史的一些论断及不少史料的细节仍有待厘清，需要认真辨析。

需要交代的是，本文讨论的“早期甲骨缀合史”时间范围，以1899年甲骨出土至1933年史上第一篇缀合专论《断代缀合八例》刊行为界。笔者详尽梳理文献，逐片核查材料，着力辨明关涉甲骨学史的一个重大问题：最早有意于甲骨缀合的学者是加拿大人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吗？本文从学界对明义士甲骨缀合方面的评价入手，讨论明氏《表较新旧版〈殷虚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以下简称“《表较》”）一文所列29组缀合的来源及性质，并重新考证郭沫若第一组缀合的时间，从学术史角度揭橥郭沫若的缀合实践在甲骨缀合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一、《表较》29组缀合的文献学考察

上世纪中叶，容庚、陈梦家分别为曾毅公的甲骨缀合专著《甲骨缀合编》撰写序文，扼要回顾了甲骨缀合的历史，容庚称“明义士、商锡永、董彦堂、郭鼎堂、孙涵溥皆曾致力于缀合之工作”，名列首位的即是明义士。陈梦家更是明确肯定明义士最早留意缀合的历史地位：

甲骨缀合实为最急切最基本的工作。一九三三年春，郭沫若氏作《卜辞通纂》，既已缀合了三十余事。同年秋，于其《古代铭刻汇考》中又补刊了《断片缀合八例》，以后在《殷契萃编》，亦有增加。但最早留意及此事者，则为明义士氏。氏于一九三三年在《齐大季刊》第二期，曾发表一部分。

陈说影响甚大，此后凡论及缀合历史的著述都会提到1933年明义士在《齐大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表较》。如《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一书在阐述明义士甲骨学成绩时称：

1933年明氏在其《表较》一文中先指出罗氏《殷虚书契前编》初版中“因剪裂一片为二之损失”（1.16.3与1.14.7原为一片），后又针对《殷虚书契前编》发表缀合成果29例。

由此可见，明义士凭借《表较》一文在甲骨缀合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似已是学界共识。然而当我们对《表较》29例缀合逐一溯源后，却发现其与郭沫若《卜辞通纂》（以下简称“《通纂》”）中的缀合意见有不少完全或部分相同之处，如下表1所示：

表1

由上表可知，《表较》29组缀合成果中有21组与《通纂》完全相同，重复率高达72%，另有3组部分雷同。其中《表较》第22例（《前》5.7.7+《前》6.51.7）不仅见于《通纂》538，实际上早在1931年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中便已正确指出，详后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完全相同的21组缀合中至少有5组后来被学界证明是错误的：

《表较》16=《前》3.4.3+《林》1.1.8=《通纂》5

《表较》17=《前》3.5.2+《前》3.7.3=《通纂》2

《表较》19=《前》4.11.5+《前》5.6.2=《通纂》784

《表较》20=《前》4.34.1+《铁》226.2=《通纂》778

《表较》23=《前》5.18.3+《林》2.1.13=《通纂》614

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误缀却存在多种可能。但《表较》与《通纂》连错用的材料也完全一致，且21组中误缀达5组之多，由此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出门合辙”的巧合，而一定存在前后因袭。

明义士《表较》刊载于《齐大季刊》第2期，1933年6月出版。郭沫若《通纂》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1933年5月5日印刷，5月10日发行。当时中日之间的知识传播与交流已非常及时，两天后，鲁迅在上海的书店中就已购得。5月15日，容庚在北平也收到了文奎堂送来的《通纂》。《通纂》早于《表较》一个月率先行世，当时在中国的明义士5月间读到《通纂》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更为重要的证据是《表较》未收的12例呈现出了相当强的规律性。《表较》一文针对新旧两种版本的《殷墟书契前编》作了校读，在第十节“能对合之甲骨”部分集中列出29组涉及《前编》的缀合意见。而《通纂》中涉及《前编》的缀合共36例，除上面提到的21例及部分雷同的3例外，另有12例《表较》弃收：《通纂》455+456、《通纂》7、《通纂》726、《通纂》148+147+115、《通纂》406+407、《通纂》461+《前》4.40.6、《通纂》472+《后》下21.15、《通纂》504+505、《通纂》292+291、《通纂》738+739、《通纂》764+又764、《通纂》795+796。

以上12例中，第1例《通纂》正文未收，而见于初版的《〈卜辞通纂〉再勘误》“第455片与456片乃一片之折，上下正相衔接”。这条缀合是正确的，但《表较》却无。因《再勘误》是《通纂》正式出版后另行补印的一纸散页，《表较》写作时尚不能见到。

其余11例均属于不能密合相接的遥缀。纵览《通纂》全书，实缀成果均标示在释文各片标题之下，如第596片下标出“（一）前二.一三.七（二）前二.三.五（三）前二.四叶.五（四）前二.四.一”，即说明该片由《前编》中四块碎片缀合而成。这类缀合成果，大致翻览全书便很容易检出。但是，《通纂》中还有十余例不能密合拼接的遥缀，散见于《通纂》考释正文中，如第148片考释中提到：“此与上片及前第一一五片乃一片之折，唯其折处不相连续。”这些遥缀意见比较隐蔽，不易察觉。而且由于遥缀无法通过边缘契合验实，不少学者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因此可以认为《表较》对于上面11例遥缀“视而不见”，其实是有意弃收。

同样可说明问题的是，《表较》与《通纂》部分雷同的1组：

（1）

《表较》26=《林》1.21.3+《前》6.57.7

《通纂》375=《林》1.21.3+《前》6.57.7+《后》上32.6

二者相同的部分属于可验证的实缀，而《通纂》多出的小片（《后》上32.6）属于遥缀，再次证实《表较》有意弃收遥缀的原则。

至于《表较》与《通纂》部分雷同的另外2例：

（2）

《表较》3=《前》2.3.7+《前》4.15.2+Hopkins621+明376

《通纂》755=《前》2.3.7+《前》4.15.2

《表较》3比《通纂》755多缀了金璋的藏品“Hopkins621”、明义士自己的藏品“明376”两片，《表较》第十一节在此基础上又加缀了《菁》10.1、《林》1.27.8两片，这应是明义士本人的发明。

（3）

《表较》28=《前》7.37.1+《前》7.5.1+《前》6.34.7

《通纂》498=《前》7.37.1+《前》7.5.1

《前》6.34.7是《表较》多缀出的一小片，大概也是明义士的意见。

需要说明的是，《表较》一文除了在第十节集中列出缀合成果外，还在第十三节提到了“《后》上卷31页8版与《林》1卷1页10版对合”的一条卜辞，这一意见最早见于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据明义士1933年的讲义《甲骨研究》可知，他当时已看过董文，所以这组缀合应来自董作宾。

有学者注意到明义士《甲骨研究》中也收有缀合：

明义士的缀合成果还见于他于1933年春出版的《甲骨研究》一书中，如该书第69页缀合的《后编》上8.14与《戬》上1.10、《后编》上2.3与《后编》上2.7、《后编》上7.7与《后编》7.9等，是他缀合工作的新收获。

明义士亦在其《甲骨研究》一书的第八章商代帝系中，记述了他的另一例缀合成果，即《后》上8.14与《戬》上1.10的缀合，用以佐证其商王世系的论断。

《后》上8.14与《戬》上1.10是由王国维缀合的殷先公先王世系卜辞。虽然《甲骨研究》书中未交代出处，但这版缀合自刊布以来即为学界所重，影响极大，征引颇多，明义士不会不知。

此外，还有学者称明义士“至迟在1930年就已经着手这一工作（引者按：指甲骨缀合）并有所获”，依据的材料是曾毅公《甲骨叕存》第55片释文：

此片之上方一版，明师子宜于庚午（民国十九年）曾以意补之，以寄容希白先生。容氏录之《殷契卜辞》中（《殷契卜辞释文》第九叶）。

这一说法同样也是有问题的。明义士“以意补之”的这片即1929年5月容庚为燕京大学购得徐坊所藏甲骨之一版，由于此骨列有先公先王名号，容庚如获异宝，1929年11月曾寄给郭沫若，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最早刊布了此片拓本，并“以意补足”了上下文。不仅如此，容庚自己也有过拟补意见。三人所补出的内容都是依据《史记》所载世系，允非难事，还谈不上“着手缀合”。巧合的是，1936—1937年间，郭沫若整理善斋刘体智甲骨拓本时，竟发现燕京大学的这一断片可与善斋所藏的两块小片拼合，见《殷契粹编》113。也就是说，郭沫若、明义士、容庚等人虽都曾据文献拟补残辞，但还是由郭沫若最终缀上了（各家补缀见图1）。

图1

综上，笔者认为明义士《表较》所列29例缀合绝大多数源自郭沫若的《通纂》。但也不能简单认定属于学术剽窃，毕竟今日引述需严格标明出处的这套学术规范在当时还未成形。明义士是早期留心甲骨缀合的学者之一，也比较重视并有意收集缀合成果，但《表较》《甲骨研究》所列大部分缀合并不是作者本人的发明，而是当时学界已有成果的汇编，故而他在早期甲骨缀合史上的贡献与地位自然也要重新评估。

二、郭沫若第一版缀合新考

以往学界回顾郭沫若的缀合成绩时基本以《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两部著作以及一篇专文《断片缀合八例》（1933年）为主要史料，实际上至迟在1929年郭沫若便已有较为成熟的缀合意见，并阐明了拼缀依据，只是由于散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论著中，长期以来不被重视。

1929年9月20日脱稿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收入1930年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记：

族的联带行动于卜辞中每有整族出征之事。例如

（1）“（上缺）迟挈王族从页盬王事”（前Ⅶ.38.2）

（2）“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盬王事”（此片由一片折而为二，详见‘甲骨文释’释寇篇）

所谓的《甲骨文释》后更名《甲骨文字研究》，1929年8月脱稿，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正式出版。该书《释寇》篇中言：

其四“贞令多子族眔犬侯寇周，王，□”

此折为二片。子片六字曰“贞令（缺）族眔（缺）寇（缺）”（前五卷七叶七片），母片亦余六字曰“多子（缺）犬侯（缺）周（缺）王”（前六卷卅一叶七片）合之则若符契……以他辞例此，王下当阙一“事”字。母片右上隅之“令归师若”乃另一辞。知“贞”上之无阙文者以与母片中段之一辞“贞令多子族从犬（夺一侯字）眔（人名卜辞屡见）古王事”同例。又母片下四字，乃另一辞之残文。

郭沫若敏锐地指出《前》5.7.7与《前》6.31.7上下可拼合为一版，可谓卓识。该版又收入《通纂》第538片。

需要说明的是，《释寇》篇仅见于1931年《甲骨文字研究》初版，1952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削删，后诸版同。《释寇》篇将等形体释为“寇”字，虽然不对，作者也已放弃，但拼兑意见却是正确的，且从后来诸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来看，作者从未放弃这条缀合。

综上，我们认为《前》5.7.7+《前》6.31.7是目前已知郭沫若公开发表的第一组缀合，最早见于1930年发行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际拼缀时间为1929年甚至更早。

此外，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还刊布了一版遥缀，见《释支干》：

六旬式之《支干表》亦有不规整者，余所见有二例。其一分为四行，横行，已破碎不全，仅存大小二片而不相连接，然由其字体与干支之排列确可知其为一片之折。

并摹绘两片甲骨遥缀结果如图2；后来在《通纂》第7片（见图3）再次指出《林》1.15.7与《林》1.15.1（《前》3.3.2重见）原为一版：

此当是巨大之肩胛骨，破碎，仅存此二片而不相连，然由其干支之次第及字迹，可以确知其为一片之折。

通过字体及内容断定两片原属同一版胛骨，据干支序第拟补缺失内容，并安排两片的相对位置，也为下一步拼兑做好了准备。

图2

图3   初版《通纂》第7片

《殷契遗珠》第1459片（见图4）补足了中间缺失的断片,金祖同在《发凡》中说：“鼎堂师于《通纂》第七片始为之缀合……今同复于三井氏藏骨中得一片，始补足之，于以见鼎堂师之卓识，为不可及也。”1983年《通纂》再版时第7片的图像已被抽换，考释部分增加眉批：“此二断片之外，余曩在日本时曾得见第三断片，可以缀合。见《殷契遗珠》一四五九，又见《甲骨缀合编》三一四。现补录于《通纂》中。”三井源右卫门氏藏的这片，恰好验证了郭沫若早年的遥缀是正确。《甲骨文字研究》开创了甲骨遥缀的先河，《林》1.15.7—《林》1.15.1是见诸文献的第一版成功遥缀。

图4  《殷契遗珠》第1459片

三、郭沫若与甲骨缀合的学术化

缀合在获取甲骨学“新材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近二三十年，缀合专著蜂出并作，蔚然大观。如黄天树及其团队的缀合成果已陆续辑成五册，蔡哲茂继《甲骨缀合集》及《甲骨缀合续集》之后，又有《甲骨缀合三集》，林宏明、张宇卫等亦有专书行世，此外先秦史研究室网站每月几乎都刊发数十条的甲骨新缀。可以说甲骨缀合工作成果斐然，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身其中，甲骨缀合已成为当今甲骨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重新审视上世纪以来甲骨缀合走向学术化的过程是有意义的。通过检讨大量甲骨学史文献，可以发现郭沫若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17年，王国维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搜检材料时发现《后》上8.14与《戬》上1.10原为一骨之折，长期以来，被视为开启甲骨缀合的端绪。不过从治学旨趣与学术面向来看，缀合只是其上古史研究时的偶然之得，在其后十年的治学生涯中王氏也无意此道。

近年来学者将目光投诸异域，揭出方法敛1906年发表的一版合五块碎片而成的龟腹甲（部分），当是见诸记载的第一次缀合。关于这段历史需要略作分析。

方法敛为整理自己购藏的甲骨实物，“花费了很多时间尝试着缀合这些甲骨碎片”，他曾感叹“不幸的是，龟骨的发现者在出售之前并未对龟骨碎片进行拼合复原，现在龟骨已经分散到各家手中，拼合复原已经基本不可能了”。这种寄予发现后复原的期望与得知鬻散后的失望，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缀合方法的认知水平——更多依靠实物边缘。在一批封闭的材料内，依靠边缘碴口等拼合，与考古整理中的拼陶片并无太多差别，成功复原一版的背后可能经过了多次失败尝试。这种工作更多体现的是时间与耐心，从方法敛自述的复原经过来看，还远未形成一套科学的方法。

1906年，世人对甲骨的认知仍以刘鹗等人的粗浅论述为主。彼时出土地尚未探明，甚至连卜辞中最为关键“贞”“王”等字也未被释出，遑论能准确理解卜辞内容了。受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方法敛绝不可能萌生出一种以准确把握卜辞文例、字体等因素为前提的科学缀合方法。而在实物中搜寻断片，其准确率自然难以保证。正如蒋玉斌指出的，“方氏注意甲骨间的关联，摹本上做有系联甲骨或缀合的不少笔记，可惜多数不能成立或证据不足”。

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为寻求革命前途，探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投身古文字研究。同年，安阳殷墟拉开科学考古的大幕，发掘者董作宾在《新获卜辞写本》中的几例缀合即是整理实物过程中发现的。郭沫若身在日本，得知安阳发掘消息“恨不能飞返国门”，惜无机会把玩甲骨实物，所用材料多是拓本图像，拼缀难度远非在一批封闭材料内复原实物所能比拟。郭沫若刚涉足甲骨时便对缀合显示出了独特的敏感，如1929年撰写的《释支干》中使用的一条材料便是王国维在《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注释中的缀合意见，这条缀合十分隐蔽，长期以来学界几无人措意，直至近年才由蒋玉斌再次揭出。

回望当时学界，多数学者缺乏缀合意识。一些著录为追求排版简洁，随意剪裁拓本边缘，如1913年初版的《殷虚书契前编》。更有甚者，《簠室殷契征文》甚至将原属一版的卜辞剪割成多条去迁就分类，以至完全失去骨版形态。这种人为剪裁、随意割裂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材料的完整性，更丧失了缀合的可能，正如郭沫若所批评的“文辞均经剪辑粉饰，未能存其真，殊为可惜”。

郭沫若不仅重视缀合，更赋予了缀合工作相应的学术地位。此前的缀合成果只是甲骨文献整理的一部分，而据此的研究才算重点。郭沫若对《通纂》中的三十余例缀合颇为得意，强调“其已见著录者，由二以上之断片经余所复合，亦在三十事以上，中有合四而成整简（本书第五九六片）、合三而成整简（第二五九片）、合二而成整简者（第七三〇片），均为本书所独有”。此外他还撰写了甲骨学史上第一篇缀合专题论文《断片缀合八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甲骨缀合不再是商史研究的附庸，而逐渐成为甲骨学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

郭沫若很早便提出甲骨文献作为绝好的史料，不能只是零碎地发挥好专家的趣味，而要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故极强调“甲骨断片多可复合”的理念。《通纂·述例》谓：“原骨破碎多可复合，著录之家每漫不经意，以致一骨之折散置数卷，亦有未著录之品而分藏于海内外者。今悉为复合之，特标其片数如次：甲、由四片复合者一片；乙，由三片复合者二片；丙，由二片复合者卅片（本书第二七六及二七七由王国维所复合之一片，未计入）。”他的缀合也不再局限于一两部著录或一宗藏品，而是拓展到了所能利用的全部材料，这是与之前学者最大的差异：不仅掌握已刊布著录，更留意搜求流散的未刊材料。充分占有资料并谙熟于心，才使他有机会发现东京大学所藏的一版骨条竟可与北平马衡藏的断片上下接合。

郭沫若撰写《通纂》时曾将近千片甲骨据内容系统地分为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等八类，其间发现不少碎片可以拼兑。在字体分组分类尚不成熟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依内容分类，能缩小缀合范围，提高缀合效率，在当时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甲骨缀合是科学研究，是学术创造，而不仅是实物复原。缀合方法的进步和完善很大程度依赖卜辞研究的不断细密、深入。郭沫若的缀合实践更多地建立在充分理解卜辞内容、文例、字体等的基础之上。他深谙卜法文例，提出“残辞互补”理论：即利用记述同一件事的其他卜辞，补足所缺的残辞。前文所述的郭沫若第一版缀合即是利用该理论发现的。另从未刊《通纂》批注来看，他还经常根据甲骨文行文习惯拟补缺失的文字。这种据文例拟补文辞再寻找原片的方法直至今天仍是最常见的缀合手段。

郭沫若还关注到甲骨文本身的字体特征、书体风格，能够在不同的甲骨片中寻绎出相同的字迹，如《通纂》39与37、38，“字迹同出于一人”。利用字体缀合更体现在遥缀方面，如《通纂》375由三片合成，即《林》1.21.3与《前》6.57.7上下密接，并于左下遥缀《后》上32.6，“三片乃一片之折，左下一小片折处虽不相连，然由字迹及内容观之，固无疑也”；又如本文所述的郭氏第一版遥缀成果，残断的干支表数量不少，但年代、字体组类差别很大，他准确指出《林》1.15.7和《林》1.15.1原属一版，说明已对字迹风格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郭沫若开遥缀先河，使甲骨缀合突破了边缘形态的限制，丰富了缀合的可能性。

郭沫若不仅能发前人所未发，更能在习焉不察处发现前人缀合谬误。如指出岩间德也旧藏的一版龟腹甲照片存在错乱，剔除窜入的碎片并调整了位置，后进一步指出其中的一小片原属河井大龟。从今天的字体分类看，岩间大龟与河井大龟同属黄类，字体刻写风格相近，但郭沫若仍能准确区别，可谓卓识。

以上诸端，足以看出郭沫若在甲骨缀合上所做的工作超迈前人，他也成为这一时期缀合成果最多的学者。1933年后，便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投身甲骨缀合。郭沫若凭借字体、内容、辞例等信息尽可能寻求断片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缀合引上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促使其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一绪。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囿于当时的学术水平，郭沫若拼兑并非尽确，但他积极开拓，悉心搜寻，极大地推动了缀合理念与方法的丰富与完善，而完整材料所带来的新史料也促进了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进步。因此可以说，郭沫若是最早完善缀合方法并大规模付诸实践的学者。

附录：本文引用甲骨著录文献繁简称对照（以简称音序排列）

《粹编》——郭沫若：《殷契粹编》，文求堂书店，1937年。

《合补》——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著：《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

《合集》——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

《后》——罗振玉辑：《殷虚书契后编》，珂罗版影印本，1916年。

《戬》——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仓圣明智大学影印本，1917年。

《金璋》——［美］方法敛摹，白瑞华校：《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纽约影印本，1939年。

《菁》——罗振玉辑：《殷虚书契菁华》，珂罗版影印本，1914年。

《林》——［日］林泰辅辑：《龟甲兽骨文字》，商周遗文会影印本，1921年。

《前》——罗振玉编：《殷虚书契前编》，珂罗版影印本，1912年；又1932年重印本。

《史购》——《史语所购藏甲骨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铁》——刘鹗辑：《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1903年。

《通纂》——郭沫若：《卜辞通纂》，文求堂书店，1933年。

《叕存》——曾毅公编：《甲骨叕存》，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年。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1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