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敦煌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研究——兼论“词汇替换”作为佛经编辑方式

内

容

摘

要

传世的《十诵比丘尼戒本》是沙门法颖从《十诵律》中辑出的，南北朝时主要流传于南方，敦煌文献中存量颇少。前人研究敦煌律藏时，往往仅以法颖本为据，定名、叙录及后续研究多有未善。大谷2-26号是一种古佚《十诵比丘尼戒本》，西本龙山以为鸠摩罗什所译，陈寅恪等均曾质疑，迄无定论。系统调查可知，敦煌文献中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尼戒本多与大谷2-26号同属一书。新发现的抄本共有17号，其中8号（片）可缀合为3组。敦煌本的共戒改写自鸠摩罗什译《十诵比丘戒本》，改造方法是将其中涉及性别的词汇对换。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戒本》集中抄写于西魏前后。北周武帝灭佛后，敦煌本的传播链条中断，南方的法颖本成为《十诵律》系统通行的尼戒本。

关键词：敦煌   戒律   词汇替换   编辑方式   藏外文献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主体内容是佛经，其中既有和传世文献大同小异的“真经”，也有传世藏经中难以稽考的“疑伪经”。无论“真”还是“伪”，都有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敦煌文献中还有一类文献，翻译自外文，又被中土僧俗改造，成分混杂，故难遽定其真伪。此类文献存量颇丰，而前人着力不多，值得深入研究。日本学者船山彻称其为“中国编辑经典”，还详举了中国编辑经典的几种常见类型：

Ⅰ.罗列法数、佛名等形式的经典；

Ⅱ.以譬喻为主的经典；

Ⅲ.抄经；

Ⅳ.同一经典的异译的合订本；

Ⅴ.戒律礼仪、冥想法等佛教实践方面的入门书；

Ⅵ.称为“传”的经典；

Ⅶ.其他。

照此思路，敦煌文献中许多佛典“异本”的源流始末方能得到较合理的解释。不过佛典的改造往往高度个人化，所以在船山彻所揭举的七种类型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编辑改造策略。本文即以敦煌文献中的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为例，探讨“关键词替换”这一编辑策略。

一、前人的研究

鸠摩罗什等翻译的《十诵律》是南北朝流传最广的律典。传世律藏中有《十诵比丘尼戒本》，是南北朝沙门法颖从《十诵律》前三诵“比丘律”和第七诵“比丘尼律”中辑出的，其文字大体能与《十诵律》对应。这种戒本编入佛藏，流传至今，为广大研究者所熟知。但敦煌文献中《十诵律》系统的比丘尼戒本却与法颖本（法颖本仅有北敦6059+羽621号一种）相去甚远。大谷2-26号所抄写的正是《十诵律》系统的比丘尼戒本。这是一份16纸的长卷，部分戒条顺序与法颖本相似，但文字内容差异很大。该卷所抄的大约就是一部“中国编辑经典”。不过之前的学者多未持有“编辑经典”的观念，所以往往默认它是译经，并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研究。如日本学者西本龙山曾提出：

（一）戒本行文与鸠摩罗什所译《十诵比丘戒本》酷似；

（二）《开元释教录》等著录了罗什译《十诵比丘尼戒本》；

（三）该戒本条文与今藏中收载、《出三藏记集》及其后诸经录著录、宋明帝时律师释法颖撰《十诵比丘尼戒本》一卷出入颇多。

根据这三点，西本龙山认为，敦煌本乃是鸠摩罗什所译，不过后来亡佚了。历代学者对罗什所译经典书目有审慎的讨论，关于他译有《十诵比丘尼戒本》一事却鲜有记载。因此松本文三郎、平川彰等前辈学者对西本龙山的说法颇为怀疑。陈寅恪也提出，西本龙山的说法有两大矛盾。其一，现在流传的《十诵比丘尼戒本》是法颖根据《十诵律》辑出的；罗什完成了《十诵律》外所有经典的删烦工作，删定过的文献应当更简略。敦煌本如果是罗什译经，应当比法颖本更简略。但实际情况是：敦煌本文字更繁杂、法颖本文字更简略。其二，敦煌本如果是罗什翻译的，其基本结构当与传世的罗什译《十诵比丘戒本》相近。但传本戒本末尾“七佛通偈”部分有七佛名号及所化众数，敦煌本却没有。据此二点似乎可以否定西本龙山的观点了，但陈寅恪仍十分审慎地表示：“今日固不能为绝对否定之论，亦不敢为绝对肯定之论，似为学术上应持之审慎态度也。”

但西本龙山的论证可疑之处确实不少。比如说，他提到了《武周录》等著录罗什译《十诵比丘尼戒本》之事。考《武周录》载：“《十诵律比丘尼戒本》一卷。与昙摩持译者少异。右后秦弘始年罗什于长安译。出《长房录》。”但传本《长房录》中却并无相应记载。反倒是卷六法护译经部分载：“《比丘尼戒》一卷。《十诵》本或有经字。与昙摩持所出小异。”卷八罗什译经部分载：“《十诵比丘戒本》一卷。第二出，与昙摩持出者小异。”那么《武周录》的记载极有可能是误读《长房录》而得来的，更早的文献中，这一记载并不能找到根据。

前人研究之所以未能尽善，主要有两个原因：材料上，前辈学者仅仅看到大谷2-26号一种文献，未搜集更多的材料；方法上，前辈研究者默认此经是译经，忽略了其中的编辑因素。下面谨从这两个角度加以讨论。

二、新卷的发现

敦煌古佚佛典的定名长期以来困扰学界。律藏因为部派多、不同部派律典文字多有相近之处，前人的定名工作有不少疏漏。然而只需将所有律部文献类聚，细读文本，则不难发现，与大谷2-26号相同的内容在敦煌文献中还有许多抄本，包括：

（1）北敦10616号；

（2）北敦895号（北7080；盈95）；

（3）北敦198号（黄98）；

（4）上博2号；

（5）羽594号；

（6）贞松堂残律3号；

（7）启功36-2号；

（8）斯9078号；

（9）文遗19+文遗18号；

（10）斯12534+斯9114号；

（11）北敦16179A+D+B+C号；

（12）东山65号。

前辈学者的定名工作多有未善。如王素将贞松堂残律3号定为法颖本；《国图》条记目录称北敦198号“内容与《大正藏》所收《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卷一之‘净众章’相近，但行文有较大差别”，北敦895号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秘笈》将羽594号定为“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又认为该写卷前两纸内容接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第三纸以下接近《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文句有杂糅。上述写卷所抄文字均能与大谷2-26号严密对应，所抄同属一书，当无疑议。

《上博》条记目录指出上博2号可参见北7080（盈95），与今《大正藏》所收各本均不相同。初步类聚了写卷，可惜并未进一步寻求更多的写卷。只要将写卷类聚，便能快速完成定名工作。唯北敦10616号、文遗19…文遗18号、斯12534+斯9114号、北敦16179A+D+B+C号、东山65号等五组的缀合、定名过程仍有必要稍加说明：

（一）北敦10616号

北敦10616号，见《国图》第108册第57页。残片，存9行，每行仅存上部5至7字。原卷无题，《国图》拟题“《十诵律》异本（拟）”，条记目录称：“该卷应为与《十诵律》同一系统的戒律，或为从《十诵律》中抄出。详情待考。”

按，该残片前三行的文字与罗什译《十诵比丘戒本》“波罗夷戒”第四条相合，见表1所示（相同的文字加下划线显示）：

表1

该残片所抄的应当是《十诵律》一系的戒本。据其中“是比丘尼”“男子边”“男子身”等表述可进一步推知，该残片所抄的是比丘尼戒本。换言之，这种戒本的“共戒”改编自罗什本，“不共戒”则是重新翻译的。这种改造方式与大谷2-26号等如出一辙，所以北敦10616号应据此定名为“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

（二）文遗19+文遗18号

①文遗19号，图版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以下简称“《遗珍》”）第20页。号内有一个残片、两个小碎片。残片存5残行，其中首行、末行仅存若干不可辨识的残画，中间三行分别存上部2字、9字、1字。碎片一仅存“（于）比丘”三残字，碎片二本来粘在残片第四行下，存“波夜提”三字。

②文遗18号，图版见《遗珍》第20页。残片。存5残行。每行仅存上部2至4字。楷书，有乌丝栏。《遗珍》拟题“比丘尼戒本”，认为该卷是六世纪南北朝写本，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遗珍》还指出该号片与文遗19号当为同一写本，但未给出缀合顺序。

按，此二号文字内容与大谷2-26号相合，当定为“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缀合结果如图1所示：文遗19号碎二与碎一上下相接，边缘可以拼合；拼合后的残片与文遗18号边缘左右相接。文遗19号第四行的“若”字与碎一“（于）比丘”之间缺约三字，核对大谷2-26号知是“比丘尼”三字，如此则二号可缀合为一。残片缀合后的文字相当于改字本“波夜提法”第165至173条。

图1   文遗19+文遗18号缀合示意图

（三）斯12534+斯9114号

①斯12534号，图片见IDP网站。残片，存8行，每行仅存中部4至9字。有乌丝栏。原卷无题，IDP未定名。

②斯9114号，图片见IDP网站。残片，存10行，每行仅存上部5至15字。有乌丝栏。原卷无题，IDP未定名。

按，此二号文字与大谷2-26号相合，当据此定为“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此二号内容前后相承，可以缀合。缀合后如图2所示：斯12534号恰可补入斯9114号右下角，接缝处边缘吻合，原本分属二号的“丘”“尼”等字皆可合而为一，可资参证。缀合后所存文字相当于改字本“众学法”第84至96条。

图2   斯12534号+斯9114号缀合图

（四）北敦16179A+D+B+C号

①北敦16179A号（L4095），见《国图》第145册第221页。存1纸，共17行，行23至24字。所存内容起“七灭诤法”末“已说七灭诤法”句，至“七佛通偈”的“护意为善哉”句止。

②北敦16179B号（L4095），见《国图》第145册第221页。残片，存9行，每行仅存中部数字。有乌丝栏。所存相当于戒本“七佛通偈”之后半部分。尾题“比丘尼妙姿所写／元年三月十三日写竟比丘尼显琇（许）”。

③北敦16179C号（L4095），见《国图》第145册第222页。残片。有乌丝栏。仅存“元光寺”三字及若干不可辨识的残画。

④北敦16179D号（L4095），见《国图》第145册第222页。残片。存“婆尸沙法”四字。

按，上揭四号是北敦3553号《佛说无常经》背面的裱补纸。原卷无题，《国图》拟题《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条记目录谓四卷都是南北朝写本，原为同卷，但并未指明缀合顺序。今缀合结果如图3所示：北敦16179D号恰可补入北敦16179A号右下角，北敦16179A号第三行行末“僧”残字与北敦16179D号行首“婆”残字间缺约一字，核对大谷2-26号知为“伽”字，如此恰可相连成句。北敦16179B号与北敦16179C号上下相接，原本分属二号的“许”字经缀合可合而为一。北敦16179B号首行残“众”字的末笔恰好能与北敦16179A号末行行末的残画组成完整的笔画。诸卷行款格式相近、书风字迹似同，亦可参证。缀合后能得到较为完整的写经题记“比丘尼妙姿所写／元年三月十三日写竟比丘显琇许／元光寺”。

图3   北敦16179A+D+B+C号缀合图

《国图》将该卷定为《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但也敏锐地指出，该卷的文字与《大正藏》本有些许不同：《大正藏》本“诸大德”该卷作“诸善女”，该卷“七佛偈”只抄偈颂、无经文。这些地方恰好与大谷2-26号密合无间。尤其是将“诸大德”改为“诸善女”，符合改字本一贯的编辑策略。所以此缀合卷也当定为“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

（五）东山65号

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曾将珍藏影印出版，名为《东山草堂佛教征古录》，其中图版65题为“敦煌出土六朝时代写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是书仅录卷尾“七佛通偈”部分的照片。卷尾有题记：“三年三月十三日写讫／大比丘尼戒／英秀所供养。”

按，北敦14930号《摩诃僧祇比丘尼戒本》写于南北朝，其“七佛通偈”部分抄有“七佛名号及所化人数”，东山65号则不抄，此一不同；东山65号文字与《僧祇尼戒本》多有差异，此二不同。但在上述两方面，东山65号均与大谷2-26号相符。以此推之，东山65号所抄的大约也是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

以上五种文献的定名缀合不像前面几种可以直接得出，所以略作说明。加上大谷2-26号，目前为止总共发现了13种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

三、编辑方式

经过前面的调查，笔者已经发现了13种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的抄本。在深入探讨编辑问题之前，还有必要简要交代《十诵律》《十诵比丘戒本》《十诵比丘尼戒本》三者的关系。

《十诵律》是说一切有部的戒律汇编，卷帙浩繁，共六十余卷；《十诵比丘戒本》和《十诵比丘尼戒本》是广律中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单行本，篇幅较短，各占一卷。传本《十诵比丘戒本》翻译较早；《十诵律》翻译较晚，且经过了卑摩罗叉等人的删定。所以即便两书是同一部派的戒律，且均由罗什为主的译师翻译，其戒条顺序、条目多寡、用字用词都不尽相同。

传世《十诵比丘尼戒本》据信是南北朝僧人法颖从《十诵律》中辑出的，其序章、七灭诤法、七佛通偈等部分袭用罗什译《十诵比丘戒本》，文字略有修改；其余部分则是从《十诵律》中辑出的，其中共戒来自《十诵律》前三诵（比丘律），不共戒来自第七诵（比丘尼律）。敦煌本则与此不同：七灭诤法、七佛通偈及所有共戒全部由罗什译本改造而成。具体来说：

（一）波罗夷法

北敦10616号残存波罗夷法第4至6条的部分文字。其中第4条属共戒，残字与罗什本波罗夷法第4条相合。

（二）僧残法

敦煌本与法颖本僧残法均有17条，其中前13条是共戒。贞松堂残律3号等存有僧残法第12条以后的文字，共戒部分第12、13条文字内容也与罗什本相合。即以第13条为例，列表2如下（对应的改字加下划线显示）：

表2

显而易见，敦煌本和罗什本主体文字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罗什本中的“比丘”“大德”字样在敦煌本中被统一替换为“比丘尼”“善女”，性别转变。法颖本则与敦煌本、罗什本差异较大。

（三）舍堕法

舍堕法共30条。敦煌本前18条属共戒，其中第1至3条改编自罗什本第1至3条，第4至8条改编自罗什本第6至10条，第9至16条改编自罗什本第18至26条，第17至18条改编自罗什本第29至30条。改编方式也是替换其中涉及性别的成分，如敦煌本第一条：

若比丘尼，五衣具足讫，迦那衣时，长衣乃至十日应畜。若过十日畜，尼萨耆波夜提。（此依贞松堂残律3号）

而罗什本（南方大藏经本）第一条作：

若比丘，三衣具足讫，迦那衣时，长衣乃至十日应畜。若过十日，尼萨耆波夜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的“五衣”是比丘尼衣的数量，北敦198号仍作“三衣”，其余抄本多模糊化处理为“衣”。至于“若过十日畜”句，南方系大藏经作“若过十日”，中原系大藏经作“若过畜”，两者叠加恰与敦煌本相符。

（四）波夜提法

敦煌本波夜提法总共有178条。其中前70条是共戒，也是从罗什本改编而来的。具体来说：第1至14条改编自罗什本第1至14条，第15至18条改编自罗什本第16至19条，第19条改编自罗什本第28条，第20至21条改编自罗什本第32至33条，第22至25条改编自罗什本第36至39条，第26至28条改编自罗什本第41至43条，第29至55条改编自罗什本第45至71条，第56至69条改编自罗什本第73至86条，第70条改编自罗什本第90条。即以前五条为例，列表3如下：

表3

可见这部分的改造方法同样是替换涉及性别的词汇，而法颖本和敦煌本、罗什本则差异较大，如法颖本波夜提法的共戒有71条，不共戒为107条，总数不同。法颖本第2条作“形相比丘尼”，第3条作“两舌者”，均与《十诵律》一致而与敦煌本迥别。

（五）众学法

罗什本众学法共113条。敦煌本众学法共110条，少了“不嗅入白衣舍”“不嗅白衣舍坐”“不应立大小便”等三则；戒条顺序、用字用词基本和罗什本一致，仅将所有涉及性别的词汇作了替换。法颖本和《十诵律》的众学法均为107条，文字内容基本统一。

（六）七佛通偈

几乎所有戒本的末尾都有七佛通偈，即释迦牟尼和之前六佛的教诫。多数汉文戒本采用罗什所翻译的版本，仅有细微区别。但这种细微区别也是文献定名的重要依据。特别是，法颖本的七佛通偈袭用罗什本，未作大幅改动；而敦煌本将其中“大德”等词汇全部换成了“善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本七佛通偈只抄偈颂，不抄七佛名号及所化人数，这一点不同于罗什本或法颖本的传本。陈寅恪曾以此质疑西本龙山的论断：传世的罗什本有七佛名号及所化人数，敦煌本没有相关内容，所以敦煌本不是罗什翻译的。但是，经过系统调查可知，敦煌文献中南北朝抄写的罗什本，如北敦2306号、俄弗324号、斯730号、北敦15123A号等卷，七佛通偈均不抄七佛名号及所化人数。这大约是南北朝有部戒本的通例，陈氏所论未尽确。

最后还有必要说明，目前为止，还没有弄清敦煌本“不共戒”的确切来源。可以确知的是，敦煌本的不共戒和已知的文献均有不小区别。

至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敦煌出土的古佚《十诵比丘尼戒本》既不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也不是当时其他的译经僧完全从外文翻译的；而是一种中国编辑经典，编辑方式是：共戒部分系统改换罗什本《十诵比丘戒本》中涉及性别的词汇。

四、写卷的历史

敦煌古佚《十诵比丘尼戒本》是一种“中国编辑经典”。那么该书是何人于何时何地编纂的？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之前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目前获知的13组写本，其中不少有写经题记：

（1）北敦16179A+D+B+C号：比丘尼妙姿所写/元年三月十三日写竟，比丘尼显琇许／元光寺

（2）上博2号：比丘尼戒经一卷/二年九月六日瓜州城东建文寺比丘法渊写讫……是以梵释寺比丘尼乾英，敬写《比丘尼戒经》一卷，以斯微善，愿七世父母、所生父母、现在家眷及以己身，弥勒三会，悟在初首。所愿如是。/一校竟

（3）东山65号：三年三月十三日写讫／大比丘尼戒／英秀所供养

（4）羽594号：建昌三年五月八日/比丘尼僧威所供养经

（5）大谷敦2-26号：比丘尼元晖所供养经

（6）北敦198号：比丘尼戒一卷

（7）北敦895号：大比丘尼戒经一卷/一校竟

据此可以重构写卷编纂、传抄、亡佚的历史。

（一）抄写的年代

北敦16179A+D+B+C号、上博2号、东山65号等三卷的题记分别载有纪年“元年三月十三日”“二年九月六日”“三年三月十三日”，均无年号。前人对上博2号的研究较为充分：陈闇将其定为前凉写卷，姜亮夫定为姚秦写卷，黄征定为西魏大统二年，似均未确。池田温泛拟作西魏。《敦煌学大词典》“建文寺”条指出，西魏废帝、恭帝均未建年号，写经题记中径称元年、二年，所以上博2号提到的“二年”极有可能是西魏废帝二年（553）或恭帝二年（555），陈国灿又对此作了详细考证。

以此推之，北敦16179A+D+B+C号和东山65号极有可能也是西魏废帝、恭帝间的写卷。其中北敦16179A+D+B+C号写于元年三月十三日，而西魏文帝崩于大统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合三月六日，废帝即位改元又在其后，此消息断难于短短数日间传至敦煌；故此元年似当定作恭帝元年。东山65号写于三年三月十三日，废帝于三年一月被宇文泰毒杀，嗣后元廓即位称恭帝，故废帝三年无三月，故此“三年”为恭帝三年的可能性很大。

羽594号尾题“建昌三年”。中国历史上存续三年以上的建昌年号共有两个，一属柔然（508—520），一属高昌（555—560）。敦煌藏经洞内有不少高昌故物，柔然写经则罕见。罗振玉将羽594号定为高昌写经，当是。则此建昌三年应为公元557年。

大谷敦2-26号尾题“比丘尼元晖所供养经”，无纪年，西本龙山定为六朝写经。“元晖”其人史书无载，但六朝僧尼法号罕用“元”字，则此元或为俗姓。当时有西魏皇室元荣，经营敦煌二十余年，组织抄经颇力，元晖或即元荣之族裔。倘若如此，该经之抄写年代大约也在西魏前后。

北敦198号和北敦895号都没有记载书写年代。北敦198号文字内容、书风字迹和其他写卷十分相近，大体写于同一时期。北敦895号则隶味浓郁、形态古老，和其他写卷相比异文颇多。如舍堕法第22条“着我前”北敦895号作“看我前”、波夜提法第43条“着新衣”北敦895号作“着薪衣”、波夜提法第167条“同止者”北敦895号作“同上者”，七灭诤法第7条“如草布地”北敦895号作“如草覆地”，七佛通偈“涅槃佛称最”北敦895号作“涅槃不称最”……总之，在写本谱系上，北敦895号和其余写卷相去甚远；据书风字迹等外观形态判断，抄写年代应当在五世纪。其余的写本，则密集抄写于554至557年间。

（二）纂辑与传抄

佛教自东汉传入，数百年后风行华夏，经典渐备，唯独戒律文献始终无完整译本。戒律的缺失，极大制约了僧团活动的展开，制约了佛教发展。直到姚秦时鸠摩罗什等翻译了《十诵比丘戒本》和《十诵律》，汉地始有完备的律典。

但是，鸠摩罗什并未翻译比丘尼戒本。尔后佛教继续深入发展，比丘尼众也空前繁盛。尼众在受戒、布萨等仪式上都需要戒本，南北僧尼因此编辑了和《十诵律》配套的比丘尼戒本。南方的代表是来自敦煌的沙门法颖。据《历代三宝纪》的记载，他在宋明帝太始间（465—471）从《十诵律》中辑出了一套《十诵比丘尼戒本》，也就是前面常说的“法颖本”。而在敦煌当地，则有不知名的僧人改造罗什译《十诵比丘戒本》：将其中涉及性别的词汇替换后，形成了一种适用于比丘尼的新戒本；从物质形态上来看，北敦895号是这种戒本最古老的抄本，似乎也是抄写于五世纪后期，与法颖本的编辑年代相近。因此姑且推断，敦煌的“改字本”大约也是五世纪中编纂的。此时正值南北政权分立，佛教文献也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

西魏恭帝前后四五年间，敦煌文献中的改字本大量涌现，这意味着当时的比丘尼众也达到空前规模。改字本的共戒有罗什本可依，文字内容不至大谬；不共戒则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比如：

133：若比丘尼，自病休已，病衣浣与在家服者，波夜提。

148：若比丘尼，着指还者，波夜提。

西本龙山认为“自病”“指还”分别是“月病”“指环”之误，其说当是。这并非疑难的错误，却无一本加以修正。改字本的不共戒中还有重出的条目，也未被修正：

80：若比丘尼，独与一比丘于露处若住共语，波夜提。

81：若比丘尼，独与一比丘于露地若住共语，波夜提。

由此看来，改字本不太像经过精心翻译编纂的善本，反倒像临时制作出来应急的本子；不太像日常阅读用的文本，反倒像宗教仪式上所用的道具。

（三）古本的亡佚

改字本密集抄写的时代（554—557）过去不久，北方便发生了一件影响佛教史的大事：北周武帝灭佛。史载建德三年（574）五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此后数年间僧尼还俗，经像被焚，北方佛教为之一空。周武灭佛之后，敦煌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

北周后来迅速被隋朝取代，国家政策也迅速由灭佛转向崇佛。隋唐官方建立起大规模的写经道场，有严密的校阅制度，所抄佛经行款规整（每纸28行、行17字），字迹娟秀。北周灭佛事件结束三十年后的隋大业四年（608），敦煌文献中再次出现了《十诵律》系统比丘尼戒本的踪迹。但这次出现的不再是改字本《十诵比丘尼戒本》，而是法颖编纂的、曾流行于南朝的《十诵比丘尼戒本》。这份卷子的编号是北敦6059+羽621号，内容和传世的南方大藏经本《十诵比丘尼戒本》几近全同。卷尾有题记：

大业四年四月廿五日经生郭英写／用纸廿七张／禅定道场沙门校／潢人／秘书省写

北敦6059+羽621号是官方写经道场所写，写经人、用纸、校勘、装潢都有明确记录。这样严密的校阅，既消灭了旧异文，又限制了新异文的产生。写经道场出产的写本，自然也比民间的抄本更权威、更正统，又进一步加速了民间抄本的消亡。

五、余论

北周武帝灭佛后，北方的佛典受到了系统性打击，大量异文、异本被消灭。崇佛的隋唐则有官方主导下的经目修订和写经校阅活动。这两种力量系统性重塑了汉文佛教文献的基本面貌。反映到敦煌文献中，北周灭佛以前，佛典异本多、异文多，成分复杂；隋唐之后佛经异本、异文大量消失，文字和传世的南方大藏经本渐趋一致。六朝和隋唐是两个直接传承却又风格迥异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敦煌写经有系统性差异，应予以充分重视。

敦煌六朝佛典的构成非常复杂，有许多古代异译，也有许多编辑经典，与传世典籍一脉相承的那部分佛经也有许多异文。特别是编辑经典，其中混杂着翻译和编纂的成分。有学者用译经的思路研究编辑经典，有学者用疑伪经的思路研究编辑经典，无论哪种思路，似乎都能找到充足的材料、可靠的论证，但最终往往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敦煌佛典的编辑问题。

本文发表于《文献》2024年第1期，为省篇幅删去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