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戴震诞辰三百周年⑯】戴震为何著《孟子字义疏证》

在学者云集的乾嘉时期，戴震因其在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经学以及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被视为学坛领袖，又以《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而成为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
综观戴震的一生，贫寒小商人的家庭出身使其意志在早年即得到磨炼，并熟知民间疾苦；徽州理学氤氲的大环境中，相对自由的家庭环境，培养了戴震不羁以至不合世俗的思想；家境的艰难，使戴震虽早年即有志于闻道，求学路径与科举之途渐行渐远，而仍始终希冀于科举以改变自身及家庭的困境。
从治学经历看，戴震自十七岁即有志闻道，在早期颇受朱子理学思想和治学理路的影响，随着眼界的扩展与思想的深入，对理学流弊认识渐深且予以激烈批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借疏证孟子字义批判理学，其着眼点实在当今，在“今之治人者”。戴震试图通过“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路径，在拨正旧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体情遂欲、通达民情的新理学。现今有学者称，戴震一生迷恋京师，热衷功名。我们知道，戴震虽始终不放弃科考，但与热衷追求功名之徒并非同流。戴震始终不愿为科考而改变自己的学术志趣，甚至不愿为迎合世俗而暂时勉强自己。戴震乾隆二十七年（1762）参加江南乡试的三篇制义颇能说明问题，此三篇制义并不刻意遵循程式，而议论高古，其房师韩锡胙感叹：“直写胸中所见，竟似汉人经疏，若论制艺体裁，原应如此。惜难为帖括者道也。”又有学者认为，戴震文字中称乾隆为“圣天子”，是为逢迎皇帝。尽人皆知，封建时代对当朝帝王最为普遍的通称即“圣天子”或“明天子”，即便再有微词，也得口诵“圣主明君”，此与是否巴结逢迎其实无涉。反之，戴震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屡屡批判“今之治人者”罔顾民生疾苦，虽非完全指向当今帝王，但无疑是隐含着当今帝王的。
至于戴震是否迷恋京师，同样需要考察。戴震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特召入四库全书馆，确曾有荣幸和蒙恩之感。其入馆之后，也甚为勤勉，至乾隆四十一年春两金川之乱平定，戴震欣然撰作《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颂》，均能见出戴震对仕进的期盼。但入馆后俸禄的稀薄，尤其是老父离京返乡，使戴震在乾隆三十九年冬即已萌生辞去馆事、离京南下以赡养双亲之念；翌年，戴震罹患足疾，南下之念愈来愈烈。有学者称：“以他强烈的功名利禄心推测，戴震原本当以为还有很长寿命可活，因而力图通过再一次会试取得功名，由学术向政治上发展。”如按此言，戴震断不会有远离京师政治中心，尤其是远离帝王左右之念。近年，更有学者认为戴震晚年著《孟子字义疏证》，乃是“希望配合乾隆政治上指斥、从思想文化方面对程朱落井下石，以邀‘圣’眷”，并据《疏证》“其（按：程朱）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之语，断定戴震著《疏证》纯为邀功希宠于乾隆。我们且不论乾隆对程朱理学虽有所不满，但绝不代表其完全否定乃至打倒程朱，也不论《疏证》之中屡次批判“今之治人者”是否会触怒当朝，更不论《疏证》一出，即遭到彭绍升、朱筠、章学诚乃至戴震至交纪昀等的反对（彭、朱、章、纪等人均为清廷维护者，纪昀更是忠心于乾隆之人），但就以上所引《疏证》之前后，即可看出端倪。
《疏证》卷下称：“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众所周知，戴震所以视《孟子字义疏证》为其生平著述之最大且不得不作之书，乃因为“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显而易见，《疏证》撰作的真正矛头所向，是在“今人”，尤其是“今之治人者”，而并非数百年前的程朱；其所谓“正人心”，更显然为正“今人”之心，而非数百年前古人之心。《疏证》之中，处处将“今”与“古（古圣贤）”对照，其批判锋向昭然若揭。正因如此，《疏证》一出，忠于清廷的彭绍升辈立即予以大张挞伐。如仅就“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一语，即判定戴震旨在邀宠乾隆，似乎忽视了此语乃与“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对举。审视《疏证》，此“帝王”似可指当今帝王，实则为圣贤古帝，是“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古代帝王。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借疏证孟子字义批判理学之流弊，借推崇古贤圣而“今之治人者”其着眼点实在当今，在“今人”。只是在当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戴震不得不通过“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路径，为“今之治人者”，也为当时学人究明合乎人情之“天理”，或可称之为戴震建立的体情遂欲、通达民情的新理学。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深情推许：“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在文字狱高发的乾隆时期，戴震大胆为民请命，堪当鲁迅先生所称颂的“民族的脊梁”；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主张的体察民情万物的平恕之道、通达民欲与富民理想，正与当下以为民本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贫寒的出身既丰富了戴震的阅历，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增加了他人生历程的坎坷，加之他的狂狷性格和求道精神，更平添了他科举仕宦的颠簸困顿。对于戴震，学识的增长与学术境遇的改善，客观上未能给其自身及家庭境遇带来真正的改观，更多的是增加了他努力改变自身及家庭境遇的压力。这种情况的确使他难以放弃科举仕宦，但戴震毕竟非名利之徒，亦不肯苟合时俗，所以其科举表现与当时主流要求往往难以合辙，也与其自身的仕进愿望时时相违。戴震科举仕宦的困境无疑给他带来更多更深入的人生与社会思考，尤其是关于理欲等的思考，并且推己及人，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发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热切呼声。所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戴震之前，诗祖屈原太息掩涕以哀多艰民生，诗圣杜甫由自身的饥寒困苦而念及天下寒士，范仲淹身贬邓州而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戴震之后，林则徐远谪边疆而仍心忧家国、不避祸福，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立心天地的志士仁人。

作者：潘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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