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社之宝003 |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编纂历程

01

必须写进中国文学史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

虽然从二十年代起，在茅盾、郑振铎等倡导下，已经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但是直到现在，研究近代文学的队伍还不到二百人，与拥有六千余人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近代文学年代久远，资料散失，查找困难，而且一直没有人作过系统整理，不了解近代时期究竟有多少文学样式，又有多少代表作，一句话：摸不清近代文学的家底。因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虽然阐述比较详备，却都只写到清代中叶，再不写近代文学。而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也只教到近代文学的前沿，然后一笔带过，跳到“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文学课程。中国近代文学竟成为写不进《中国文学史》著作、教不上《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怪物”。

范泉（1916-2000）

但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轨程，是从长期持久的古代文学，经过急遽变革的近代文学时期，才跨入了现代新文学的质变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为了自救，官僚地主阶级发起洋务运动。甲午以后，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终于形成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几千年来统治我国的儒家世界观和道德观，开始逐渐崩溃，影响到文学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进步传统，也批判地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营养，在中西文学的交融中，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比起古代文学来，中国近代文学是进步的文学。它是开始走向社会、接近人民群众的文学。几千年来的古代文学，总是跨不出士大夫的书桌，而近代文学，如梁启超的散文、康有为和黄遵宪的诗歌，能放眼世界，从书桌上解放出来，通过报章杂志的传媒，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鼓舞爱国斗志的工具。那在近代时期走向高峰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倾向口语，还直接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方言乡音。小说变革方面，梁启超大声呼唤过：“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形成高潮的时期，近代小说从译介小说中汲取营养，不仅在创作思想上，而且在艺术方法上，促使近代小说不仅扩大了体裁品种，还丰富和变革了表现手法，最终正是在近代时期，诞生了我国新文学的第一座丰碑：《狂人日记》，使中国近代文学跻于近代世界文学之列而毫无愧色。

从变古到创新，既从过滤中继承，又显示出富有活力的开拓，终至引发了深层结构的质变。

没有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期量变，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质变。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不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是不可能取得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的。

中国近代文学必须写进《中国文学史》。

02

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

为了给中国近代文学从无到有地塑像，编纂一部二千万字三十分卷的大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在我的初步设想得到出版社和市新闻出版局同意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克服编纂困难和组织编纂力量问题。

1986年冬，我才从青海调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又是刚刚成立，人力极其有限。一家小社怎么可能编纂一部难度远远超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大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仅仅不过十年，而且是当代人编当代作品，资料齐全，作品的影响和代表性一目了然，更无需标点断句、简化字体。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时间跨度，长达八十年，而且近代文学资料繁、散、乱，既浩似烟海，又隐显错杂，不少资料已经濒于佚失，要寻找一百年前的原著初版本，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找到以后，还要衡量取舍、点校、整理，任务繁重，工程巨大。但是我却心中有数，决不知难而退。我考虑到我自身的有利条件：由于我三四十年代已经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和大批老一辈的作家教授有过来往，建立了一定的信誉，只要我亲自去恭请他们，妥善组织，适当引导，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小社肯定能够编好大书。于是我从上海、北京、开封、苏州、广州等地先后聘请了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知名的近代文学教授学者陈子展、王元化等，组成二十五人的《大系》编委会，并且经过讨论和调整，确定十二专集的主编和副主编。同时在出版社内部，除了我和我的青年助手龚建星(后期是郑晓方)在出版社工作外，聘请了三位四十年代已有交往的老编审王知伊、周劭和杨友仁，作为社外顾问，组成“《大系》编辑室”，在每周一至二次的碰头会上，议论并解决编纂工作中随时发生的一些问题。

编纂构架建成以后，在1987年12月10日和11日，召开了“《大系》编辑工作会议”，介绍了我们的编纂设想，宣布了《大系》总编辑委员会和各专集主编的名单，研讨了如何编好这部大书的有关问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袁是德和副局长赵斌，在会议开幕时的发言中，热情支持这一巨大的出版工程，认为这是上海建造的“文化长城”(指文学《大系》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后代是功德无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主编赵家璧，介绍了他当时的编辑情况。编委王元化、施蛰存、徐中玉、贾植芳、柯灵、章培恒等相继发言，谈了有关编辑工作中必须注意和应当解决的问题。在两天的讨论中，各分集的主编和编辑成员，理解了编辑《大系》的要求，在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上初步取得了共识。

紧接着考虑的，是如何集思广益，提高各分集的编选质量问题。

各集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各地，不可能经常集合、召开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编纂质量，我从1987年12月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十六开本、每期数千字到近两万字、装订成册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一种，每月不定期地出版二至三期，发表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大系》编辑室的书简、短文、编辑设想、选目、导言、情况介绍、访问记、通知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编选指导思想和选材问题上，发表了各家的争鸣书简。

我终于在市新闻出版局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我为中国近代文学塑像的工程。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部分）书影

03

集思广益组织争鸣

通过连续印发的简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我们有意识地组织了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重点讨论过四个方面。

首先，是审议《大系》的构架是否合适。

我们要求从总体上，审议二千万字三十分卷应该如何分配给各个专集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从十个专集，增加到十二个专集，即增加《民间文学集》和《少数民族文学集》各一卷。在卷数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文学理论集》、《诗词集》、《戏剧集》和《俗文学集》，都从三卷减为二卷，而原定五卷的《小说集》，增加到六卷以至七卷。为此，我们增聘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任《民间文学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任《少数民族文学集》主编。

其次，是探讨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

我们要求各集主编按照各自对选材特点的认识，首先在简报上公布自己的《编选设想》，然后在编选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公布《选目初稿》，让大家审议。在审议过程中，由编委伍蠡甫的书简，引出了编选指导思想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大家争鸣，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1）“文学作品选”和“文选”的界限在哪里?《大系》应该按怎样的标准选材?（2）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怎样从选材上反映这些特色?（3）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应该怎样通过选材，体现这种承启作用?

经过讨论，认为“文选”和“文学作品选”有区别，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散文集》，与其他各集关系不大。而编选散文，当然要选文学散文，但又不能离开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不能认为所有政治论文都不该选，那些确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归属于文学散文的范畴，可以入选。从这一问题上，后来又引出了何满子和周振甫对“近代散文作品与文章的分野”这一问题的好几个回合的争鸣。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大家认为，从时代背景理解，主要是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改革开放，经世致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革新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体现在思想上，从“载道”、“言志”到反帝反封建；题材上，从脱离现实到面对现实；方法上，从封闭到开放，从因袭成规到接受外国影响；语言上，从文言，开始走向白话。总起来说，完成量变阶段的近代文学，是从思想到形式，为现代文学的质变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是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上，而不是少数几篇作品可以体现出来。

第三,是重点讨论了《小说集》的三次选目。

《小说集》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近四分之一，是《大系》的核心部分，曾经展开过较长时间的争鸣。《小说集》最初由编委章培恒任主编，他在1988年5月辞去编务后，我们又邀请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任主编。两任主编都曾公布了《编选设想》和《选目初稿》。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以后，继任的主编在1988年12月25日印发的简报第三十号上公布了《选目二稿》，同时发表了《诚恳的答复》，对各家热情关注并惠赐宝贵意见，表示感谢，除部分采纳外，对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各家对《小说集·选目二稿》，反映较好。季镇淮认为“许多短篇被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他特别赞赏端木蕻良的意见，即要求选目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来”。他认为《小说集》的选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各个专集在简报上展开的讨论是不平衡的。除了《小说集》外，《散文集》的讨论也比较激烈。有关小说和散文的争鸣，我们在1989年夏编了一本《中国近代文学争鸣》，在同年10月出版，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全文印发《总序》初稿，广泛征询各家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各集导言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数量(字数)和质量，确实具备各该专集文学品种从历史到现状以及欣赏选材本身的指导性阐述。最早出书的《翻译文学集》导言，就曾一再改写过。而写整部《大系》的“总序”，更必须是画龙点睛之作，因此我们邀请了明清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中国近代文学史》作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则光合写一篇《总序》，由陈则光执笔。为了撰写《总序》，我曾与陈则光两次长谈，要求把《总序》写好，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渊源出发，梳理出近代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和回流，给人以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指南。此后，当两万字的《总序(初稿)》经吴、季两位教授审改同意后，我们立即在1989年6月5日印发了《信息》第三十八号的“号外”，广泛征询《大系》编委和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讨论，在同年10月11日《信息》第四十五号上，发表了三位教授合写的《关于〈总序〉初稿的几点说明》，表示将接受各家所提意见，尽可能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理论，但同时说明，有些如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尚无权威性的定论，分歧难以统一，《总序》所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1卷·文学理论集1》

04

 揭开中国近代文学奥秘

《大系》三十卷，从十二个方面，多角度地给中国近代文学理清了头绪，描绘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在我们组织近百位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学者整理编纂过程中，发现了中国近代文学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奥秘：

一、“近代意识”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的发现。

从十九世纪中叶龚自珍眼看世道陵夷，危机四伏，呼吁“大变”、“速变”，魏源献出“师夷制夷”的御侮救国方策，到甲午海战覆败，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全面变革文学，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曲界革命”的口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作家无不响应，他们面向世界和新潮的现实，面对社会和人生的转化，形成求新、求变、求用的“近代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是近代各文学流派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共识。正是这种在忧患中形成的“近代意识”，从“五四运动”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它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所谓鸳鸯蝴蝶派，是在批判时给《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一批作家的总称。“鸳鸯蝴蝶”，顾名思义，是指他们的创作都是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无聊作品，带有贬义。其实这是片面的过甚其辞。他们的作品和影响，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1）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民生活、思想、民俗风物、社会潮流，是时代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2）他们之中的不少作家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如反对传统的封建制度对人性的祸害，揭露统治集团的专制独裁等，有进步倾向。（3）现代文学的不少著名作家，如陈独秀、叶圣陶、李劼人等，也曾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相互间并不排斥。（4）很多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是在鸳鸯蝴蝶派的摇篮里哺育成长的。比如张天翼、施蛰存和戴望舒，从小就曾受到鸳蝴派的影响。他们在中学时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社刊《兰友》，就曾特邀鸳蝴派著名作家程小青、赵苕狂等写稿，并以他们为榜样，学习创作侦探小说。特别是张天翼，在写鬼侠奇案小说《头等车室》、长篇侦探小说《十八号》的同时，还写了揭示豪门丑态的小说《无光珠》、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博士》等，他那带有幽默和讽刺味的写作风格，当时已经初步形成。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鸳蝴派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桥梁，起过必不可少的承启作用。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时，由于整个文坛非桐城谬种，即鸳鸯蝴蝶，被他们占领，只有把他们批倒批臭，才有可能树立起新文学的大旗，因此，当时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批判的影响，而至今对鸳蝴派仍然抱着全盘抹煞不屑一顾的态度，那是错误的。因此《大系》编选了这一流派的许多作品，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三、近代翻译文学的崛起，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中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产生变化的外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当时译介外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结果。其实译介外国文学，近代时期早已开始。以译诗为例。过去译诗都使用四言、五言、七言、楚辞、古风等，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已经尝试用白话写诗的胡适，开始用白话体翻译了苏格兰女诗人A.Lindsay的《老洛伯》，这是产生于近代时期的第一首白话体译诗，它在艺术方法上，对新诗的创作影响很大。进入本世纪后，科幻小说大量引进，侦探小说也译介过来。从此，创作的科幻和侦探小说也随着诞生。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热潮，是从《茶花女》开始。《茶花女》作者小仲马的倒叙方式，被1912年出版的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首先仿效。西洋小说中有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用日记或书信体写小说的。影响所至，符霖的《禽海石》，就是采用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写的小说。徐枕亚的长篇小说《雪鸿泪史》，是采用日记体写作的。包天笑用书信体创作了小说《冥鸿》。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仅仅记述两天的工作，但是作者用插叙的艺术手法，追述了工人的小史。这些都是突破传统小说的技法、学习外国小说的明显例证。在戏剧方面，由于直译西方剧本，在我国舞台上演出有困难，因此剧本的翻译，一般采用意译、编译或译述，便于观众接受。也有把外国剧本改编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剧本的，如1909年根据法国萨尔都的剧本《女优杜斯卡》改编为四幕悲剧《热泪》，在东京上演，效果良好。这种既翻译又创作的改编，至今仍在沿用。而且由于西方剧本的译介，从无到有地产生了话剧这个文学品种。因此在清末民初的译介外国文学，对繁荣我国创作有益，也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获得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项——荣誉奖（1997年）

四、在编纂《大系》的过程中，发现了无数个“第一”。

除了本文已经提到的许多“第一”外，再集中举几个“第一”的例子：

（1）第一个既被改编成连台本戏上演（1913），又被改编拍摄成影片放映（1916）的短篇小说，是吴趼人创作的《黑籍冤魂》，发表于1907年1月29日出版的《月月小说》一卷四期上。（2）发表在报纸上的第一篇连载小说，是《申报》第二十七号上的《乃苏国奇闻把沙官小说》，时间是1872年6月2日。（3）第一批纯粹的白话诗，是发表在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期上胡适的《白话诗八首》。（4）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专业戏剧杂志，是1904年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陈佩忍（去病）、柳亚子等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5）第一批开创外国剧本翻译纪录的，是1907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翻译出版的《夜未央》、《鸣不平》等欧洲现代戏剧剧本。（6）我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正式的话剧演出，是1907年春由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改编演出了《茶花女》。（7）我国第一部吴语小说，是出版在近代的《海上花列传》。（8）第一次发现长篇方言小说《海天鸿雪记》的作者，不是阿英所说的李伯元，而是二春居士。小说是随1897年创刊的《游戏报》单页附送的。（9）钱钟书认为1864年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等，是最早的译诗，施蛰存认为第一篇译诗应该是《旧约全书》中译本里的《雅歌》。(10)第一部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被公认是林纾1899年译出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但是经过整理近代文学资料，发现1873年1月开始在《瀛寰琐记》杂志上连载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才是最早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名著。(11)创刊于1872年的《瀛寰琐记》，是我国第一本文艺杂志。(12)《指南报》是近代创刊的第一份文艺报纸，时间约在1880年左右。(13)近代第一种《伊索寓言》的译本，是出版于1840年的《意拾喻言》，“意拾”是粤语“伊索”的音译，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为英人学汉语而翻译，书上对照排列了英语、汉译、国语拼音、粤语拼音四种。(14)在近代文学中，第一次形成了与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性质完全不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

无数“第一”的发现，充分说明现代文学初起时的质变，实际上在近代文学时期早已开始。

一部帝国主义列强残酷侵略和掠夺的近代史，决定了中国人民群起抗争的近代文学爱国主义意识。可以说，整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形象教材。《大系》的十二集主编和编辑成员，在编委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探讨中，在上海图书馆的祝均宙、孙继林、张伟的积极协助下，以强烈的现实感，从观念到形式，孜孜不倦，锐意求新，终于高质量地胜利完成了这项被市新闻出版局在1990年已经确定为“重点出书工程之一”的大书。这是我们集体努力的结晶。

原载《书窗》1997年第一期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30册）

2012年版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辑委员会编著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录》

范泉主编

镇社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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