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六本书里的1921
《典藏1921》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策划，它带领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百年前的生活空间，通过书直接面对当时的原初场景。我从1921年首次出版的成百上千种著作中选出我认为最可体现当年气象的六种，原汁原味呈现，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与1921直面相遇。
▍1921：历史新起点
1921年，我将之界定为新文化运动修成正果之年。
为什么作了这样一个界定？新年伊始，李达在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还原》，说明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
新年打响的这第一炮，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修成它最重要的成果——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始于1920年，上海渔阳里2号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根据陈独秀的建议，1921年伊始，开始积极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成为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三颗硕果
东西方文化论战，贯穿新文化运动始终，是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修成的又一正果，就是在1921年，人们收获了对东西文化重新进行审视的三颗硕果。
第一颗硕果，是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在同时代军人中，蒋方震是最具文人或学者气质者，他参与创办《浙江潮》，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文学研究会”等团体，成为新文化运动自具特色的一翼。所以，对于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中各派的观点，他有相当敏锐和深度的了解。
他于1921年所撰写的这部《欧洲文艺复兴史》，正是试图对新文化运动中常常争论不休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回答。
这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的撰写，源于蒋方震和梁启超等人结伴欧游。蒋方震在陪梁启超考察战后欧洲时，对西欧文艺复兴留下的成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梁启超说，他们一行欧游中，蒋方震常昌言于同伴：“吾此行将求曙光。”至于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曙光，他则未尝言明。
1919年梁任公（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在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作为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专门著作，蒋方震在该书《导言》中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精神界的一声春雷，它直接产生了以下两大结果：一是人的发现，二是世界的发现。他认为对于中国说来，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具有特殊的必要性。
著名学者张其昀称赞《欧洲文艺复兴史》“网罗宏富，条理详密，断制谨严，至今尚未见其比者，这是非常令人感激与深刻怀念的。”
第二颗硕果，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
这本书原是梁启超为《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欧洲文艺复兴和清代汉学特别是经今文学的兴起有相似之处，这一论点激起梁启超极大兴趣，他就对蒋方震说：“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他即本此意动笔写序，下笔竟不能自休，十五天时间写成洋洋五六万字，不得已宣告独立，另成一书，这就是《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原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完稿之后曾在《改造》杂志上连载，稍后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梁启超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书中其实并没有对清代所有学术流派作全面介绍与分析，重点放在考证学与今文学这两大潮流如何形成与发展。所以，原定书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可能倒更为确切。
这一部著作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梁启超以科学的研究精神，对康有为和他本人所推动的经今文学运动的是非得失做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和有相当深度的检讨。
第三颗硕果，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介入东西方文化论战时，知识基础和其他学人有着很大差异。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佛学的成果《究元决疑论》，引起蔡元培的注意，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所以，他对印度文化有较多心得。他又出身儒林世家，父亲梁济1918年殉清自尽，儒家文化传统极为强烈的影响力更深深震撼了梁漱溟。因此，他能够跳出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模式，通过西方、中国、印度这三大文明的比较，对这三种文化做出迥异于他人的新的解读。
他看到，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其实形成于彼此非常不同的环境，有着彼此非常不同的人生路向，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
西方生活所建立的是一个“小我”，所走的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生活所建立的是“大我”，追求人与物交融为一体，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生活是“我”与“物”的完全消弭，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他力主每一种文明都要善于吸取其他文明之所长，补自己文明之所短，但都不能丢掉自身的主体地位。这也许就是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白话文的落地生根
新文化运动最广泛最实际的影响，就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1921 年，是白话文运动的丰收之年。胡适是白话文的积极提倡者，他说，白话文就是“我手写我口”。可一旦付诸实践，严重的问题就产生了。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方日常所使用的方言彼此差异很大，许多地方口音用通常的文字很难写出来，写出来以后除本地人以外别人也无法看懂。
要让人们通行的口语，经过规范化的提升进入书面语，进而取代已经脱离实际的文言文，有一个前提：确认汉语统一的文字，汉字统一的读音，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学校教育的教材，转化为学校教育的实践，以使替代了文言文而成为新的标准书面语的白话文得到普及。
在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为使白话文真正落地生根，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争论，后面逐渐取得共识。这些论争比较详细全面地反映在1921年的《国语问题讨论集》中。
编者朱麟公有相当好的古文基础，也有相当好的白话文修养，他将1920、1921年间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近50篇国语教育文章汇编为《国语问题讨论集》，依照国语国音、国语文法、国语教材、国语教学以及国语统一五个专题分类编排。
关于国语文法、国语教材、国语教学以及国语统一等问题的讨论，都足以表明，白话文真正落实与普及，是一项异常宏大的系统工程。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立足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化的实际，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探索，不断总结，通过自由争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持续不断地加以努力。
在诗歌方面，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是1920 年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1921年，白话诗正式登上素称诗词大国的中国诗坛，标志就是《女神》。郭沫若的《女神》被评价为“对汉语新诗诗意生成的语言逻辑结构‘影响’最大的诗集”。
这部诗集，收录了郭沫若1919 年到1921 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 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这些诗篇完全冲破了传统五言七言诗体、词谱曲谱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创造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成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
▍中国国民外交的先声
1921年的中国，除了在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诸多新的转向，在和世界的互动中，一场宏大的国民外交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21年11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其实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延伸和继续，被普遍视为是遏制日本霸权的一个大好机会，引发了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由于有了“五四”运动的成功经验，一场规模宏大的国民外交运动蓬蓬勃勃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地方迅速开展起来。
各地团体除了组织国民外交团体、广造舆论外，还派遣国民外交代表赴美，就近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建议，监督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活动，接触其他国家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愿和诉求，使国民外交运动对会议的进程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在这场国民外交运动中，时为北京中国大学法科教授、原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的陈震异，提出了建立中美俄同盟的构想，以此对抗日本图谋称霸东亚。
这一份急就章，似乎是异想天开，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二十年后这一构想竟然一度变成现实。1937 年3 月，毛泽东在会见史沫特莱时就说过：“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击破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这一联合战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更好进入历史的内部，重现1921年人文社科著述历史的“场”，让我们跟随姜义华先生走进《典藏1921》，为回望百年开辟一条更加便捷的通道！收藏这六本书，就是收藏了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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