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谱录丛编”汇集宋元时代现存谱录百余种，涉及金石考古、文房用具、花草奇石、饮食茶酒等各方面，反映了时人的趣玩雅好。
丛书主编顾宏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主要研究宋史和古典文献学。著有《宋朝方志考》、《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细说宋太祖》、《细说萧太后》、《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等。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1]《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2]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逌的《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椀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茘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3]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丛编一仍其旧。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动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 ]”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1]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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