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刘亚洲：敢于“亮剑”的“笔杆子”上将
在谈及一些干部为什么不敢讲真话时，刘亚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个反问，酣畅淋漓。”刘亚洲还讲道：“有的高级干部，一事当前总想自己。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总可以吧。”
不敢说真话，我当官做什么？如果只能唯唯诺诺、畏首畏尾，我当官做什么？刘亚洲上将借助古人张孝祥的口，对现代官场上某些官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某些官员，职位高了，反而不敢说话了，你连话都不敢说了，还怎么能为百姓办实事？你连自己都做不了，还当官做什么？刘亚洲用一个古人做镜子，照出了某些官员战战兢兢、不敢说话的丑态。
在谈到腐败问题时，刘亚洲说：“美国官员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进行自律，为什么？因为有制度：请客超过九美元就算行贿，谁敢？在这方面，我国官员就要辛苦些了。腐败不仅是有权者的专利，甚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反腐败比腐败还艰难。有多少官员敢站出来说自己没有腐败过？有多少官员敢理直气壮地反腐败？还有一些人对腐败的痛恨，并非出于道义，而是因为没有机会腐败而心理不平衡。一旦有了机会，照样腐败不误。还有些官员具有双重性，在这个事情上腐败了一下，可能在那个问题上又是反对腐败的。绝对的腐败分子有不少，又有多少是绝对的反腐败分子！”
刘亚洲的一番话可谓铿锵有力，直达病灶：由于制度的缺位，使得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一种社会的流毒。当腐败成为一种风气时，当腐败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时，你想洁身自好，便很难融入这个群体，你想反腐败就是与周围的人为敌。因而，“反腐败比腐败还艰难”。刘亚洲的话振聋发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的根源在制度。不改变制度，腐败就很难根除。
刘亚洲同样很关心农民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啊。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大砍衙门，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
刘亚洲讲的是农村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并非独独农村有。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几十个衙门，在编的公务人员更是数不清。这些人还都要享有特权，都要有高出常人的待遇，钱从哪来？为什么老百姓的负担如此沉重，由此可见一斑。再加上那些“胃口出奇的好”的“蝗虫”的灰色收入，那全是搜刮自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刘亚洲的话辛辣形象，却真切地告诉我们：精兵简政，老百姓的负担才能降下去。
谈到民主问题，刘亚洲说：“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权，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则是励精图治，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民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法治就是使听不见的声音被听见。”他还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对于民主制度改革问题，刘亚洲的话可谓有理论、有实践。不仅指出民主是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而且结合苏联改革失败的实践，给中国的改革敲响了警钟。他告诉人们：改革，只有朝着让人民做主的方向，让人民看到他们该看到的东西、听到他们该听见的声音，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讲真话对讲真话的人本身没有益处，但是对国家有益处。领导人要用敢讲真话的人。被领导者要敢于讲真话。”刘亚洲上将就是这样一位敢于讲真话的领导，一位敢于亮剑的军人。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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