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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既得利益俘获决策的历史教训

2015-10-15 拯救梦想 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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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既得利益”不是一个好词,人们认为既得利益扭曲了政府决策,使很多决策不仅没有为多数人雪中送炭,反而给少数人锦上添花。既得利益代表的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决策应该实现整体利益,既得利益俘获决策,就会使特殊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这样说来显得不可捉摸,一些历史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把“特殊利益”、“整体利益”形象化。

公元208年,曹操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荆州,志得意满、挥斥方遒,正是顺江东下、踏平东吴、一统海内的好时机。当此大军压境之际,孤悬于东南一隅的东吴自然上下震恐、人情汹惧。战,多半是败;和,曹操必不允许;降,生灵不免涂炭。抗曹或者迎曹,从孙权以至文武百官,都在心里艰难地盘算着。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鲁肃独不言,等孙权起来去更衣,鲁肃追之于宇下,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如今我鲁肃可以迎曹,唯将军不可迎曹。因为鲁肃迎曹,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话音刚落,孙权就发出“此天以卿赐我也”的感慨。

为什么“众人皆可降曹,惟将军不可降曹”?因为这些文武官吏迎曹之后仍然可以易君事曹,官品不丢,俸禄不减。他们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东吴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这也是管理学中的一个常识,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未必一致,显然,如果让这些特殊利益左右决策,自然会侵蚀甚至破坏整体利益。

孙权有鲁肃这样捐一己之私而成君王之美的良臣,而隋末唐初的草莽英雄李密却没有这么好的命运。公元618年,李密与王世充大战于邙山脚下,结果,李密大败,麾下大将裴仁基、祖君彦、程知节等被王世充所擒。正是一溃千里、国乱思良将之际,单雄信又投靠王世充,镇守洛口仓的邴元真已引狼入室,顿时让局势急转直下、雪上加霜。

进无所攻,退失巢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以天下之大却不知哪里可以立足,李密就处在这一个生死抉择的关口。一番谋划之后,李密决定投靠守河阳的王伯当,并制定了卷土重来的战略构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踌躇满志,意欲东山再起。

方此之时,诸将劝谏说,如今战事失利,众心危惧,如果一再停留,叛亡势必不日而尽。更何况人情不愿,难以成功。李密回答说,我所依靠的就是诸君,诸君既不愿,“孤道穷矣”。于是李密决定共归关中李唐,“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一言既出,众人咸曰,“然”。

李密部将为何不同意东山再起,而对于投降李唐则翕然从之?还是鲁肃劝孙权的那个逻辑,主公无论是李渊还是李密,都需要有人办事,更需要礼贤下士以彰显其囊括四海之胸襟。君主改易,富贵不变,诸将自然对李密归降从之如流。结果,诸君自然必保富贵,李密却“郁郁不乐”,不到一年即叛唐而归,终于被唐军斩杀,传首长安。

由此可见,既得利益俘获决策,往往导致决策失灵,使决策不是增加整体利益,而是为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服务。在现代社会,随着利益分化、诉求多元,特殊利益群体也不再限于古代的官僚,而是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写道,在总体利益格局下,每一个集团都会千方百计分割现有更大份额。他们关注的不是做大蛋糕,不是社会的总体福祉,而只是如何最大化自己的那一份蛋糕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8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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