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陈伯达一生，一场大喜剧
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很聪明很有才。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陈伯达以文章上了天，曾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当时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后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陈的垮台，恐怕至今是一个未解之谜。
陈伯达说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书生，但他读书却不太用功，就是文笔好。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会这些。他正式讲话，5分钟都困难。
陈伯达讲的福建话很难懂，跟人家谈不起来。1940年，南洋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开欢迎大会，陈老先生讲话，陈伯达翻译，从头到尾不知说什么。他们是同乡，别人翻译不够格，大家唯有鼓掌而已。
在延安，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问题是，不可能允许你这样一个专门写文章的名流存在，不与政治结合起来，你的文章就发不出去。因此，陈伯达在延安必须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离开了这一条，他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陈伯达唯一的任务就是奉命撰写当时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时尚论著。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都是受命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
在整风以前，陈伯达并没有固定的职务，但却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身份住在延安。
陈伯达在1941年4、5月前，主要是写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战争时期没有什么作用，延安看的人不多。但我记得他有篇小文章叫《论杨朱哲学》，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因此，当时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对陈伯达印象是很好的，认为他是一个高级文化人，这样的看法当时在延安很普遍。
1941年夏起，陈伯达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这个副主任是挂名的，什么事都不管，只埋头写自己的文章。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就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听他漫谈。
总的来说，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却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但是到了北京，他却成了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我一直觉得奇怪。后来我想，陈伯达的虚伪，跟他接触多一点就会被人发现，他的威信也就一落千丈了。
1945年6、7月间，陈伯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住在顶层的窑洞，只管写他的书。
他最著名的书之一是《中国四大家族》，可能是日本投降前后毛泽东叫他写的，名字也是毛泽东取的，助手是何均、陈真，替他搜集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伯达很聪明，归纳能力很强，编排资料、写说明文字的能力比别人强。所以，他弄一弄，写出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现在来看完全站不住脚，即所谓“主题先行”。这个书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两局等的财产全算成了蒋、孔、宋、陈的私人财产。除了这四行两局外，国民党当时还搞了许多国营企业，都算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中国四大家族”就来了，说中国的财富就是他们四大家族的。
现在解放60多年了，证明这个论断无法成立。陈立夫在政治上是最彻底反共的，“政治挂帅”得很，并不怎么弄钱。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他怕别人在蒋面前要求惩罚他，因为他的极端反共政策失败了，离开了台湾。他后来到了美国，连吃饭都困难，靠办鸡场生活。前不久，电视里说陈立夫的孙子捐了一样三星堆的文物给国家。陈立夫的孙子讲，陈立夫嘱咐，再怎么穷，也不能卖，要拿回去捐赠。陈立夫是政治动物，是彻头彻尾搞政治的，是拿官薪吃饭的人，他好像没有多少钱。蒋介石是军事政治动物，并不怎么搞私产，宋美龄长期住在美国，大多是孔家援助的。陈伯达这本书，是先有结论，后找一些资料来拼凑，方法就错误。所以，费了那么大的劲写出来的书，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陈伯达真正的垮台，是在“文革”时期。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到《人民日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陈伯达晚年说：这篇社论是《解放军报》两位编辑写的，陈伯达审定并改了标题，当时在京几位政治局常委看过。）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一出来，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今后就不用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代替他当代组长了。用中国古话来说，狡兔死，走狗烹。他这篇文章一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他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行政秘书）、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个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后来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了在宪法里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陈伯达又被牵连进去，从此他就被打倒了。他成了林彪集团的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服务，为了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不过，在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人。陈伯达的一生，颇令人叹息，但他却不能算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却成了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3月下）
稿件来源：《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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