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任正非:我们需要怎样的创新
中国创造不了价值，第一是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地加班，说不定哪天就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朋友，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公司比华为还大，他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20多年也没暴富。但像他一样的千百万美国人有可能就这样奋斗毕生，有可能就会挤压出某一个人的成功，比如乔布斯，比如扎克伯格。也就是说，产权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
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Facebook的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有可能会被拷贝抄袭多遍，不仅原创者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元。有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
在我们公司的创新问题上，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现在是不清晰的。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了。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就押对宝了。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那么华为公司是不是会完蛋呢？这个世界上完蛋的公司有很多，北电网络就是押宝押错了。中国的小网通也是押错宝了，押早了。小网通刚死，宽带就来了。
英雄常常生不逢时。有一些人性格很刚烈，大家不认同。他们如果生在抗战时代，说不定就是英雄，说不定就能当将军。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如果假设不对，那我们就要修正。首席科学家要决定带领我们往哪里突破。
第二，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更多地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的失败。我们是高端研究领域，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许他们乱来。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我们进入的是模糊区域，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做成什么。因此，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与人碰撞思想，把你的感慨写出来，发到网上，引领一代新人思考。也许不只是华为的人看到你了，社会上的人也看到你了。当你的感慨可以去影响别人时，别人就会顺着一路走下去，也许他就成功了。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承前启后。
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自主创新的问题，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一定要自主？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够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创新，但这种创新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所以，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不开放就是死亡。
华为从当年三四十台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在于有将军的长远眼光。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的问题、考核机制的问题。胡厚昆（华为高级副董事长）说过，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给你多少钱、该给他多少钱。以后我们要改成“获取”“分享”，把整个考核机制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我们的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先给自己留一块，剩下的让在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拿不到多少。这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在赌博，赌博就需要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
因此，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华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边相比，活得还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30亿美元。因此，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因为我们缺少领袖，缺少将军，缺少对未来的战略。
中国的宗教是玄学，是模糊科学，对创造发明有好处，但对做可靠的产品不一定有好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世界达成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多交一些朋友，才能有助于达成主要的战略目标。
我们去俄罗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人！俄罗斯是文化大国，它的文化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影响。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几百年没有动乱过。
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在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
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地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裂枣，他们把“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被认为是歪瓜裂枣的那些人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他们。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你们做得也不够好，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形成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要尽力去做。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