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态|官员穿戴那些事儿
一款据称是意大利顶级品牌的鞋子，就曾让四川省双流县副县长廖维忠备受关注。
2008年11月29日，两张廖维忠在视察的照片，引发了网间的诸多猜想，并像病毒般传播开来。有网民称，廖脚上的鞋子是一个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Salvatore Ferragamo”。此品牌有“明星御用皮鞋匠”之称，价格动辄数千元。
尽管风波乍起，但这双鞋除了引发舆论非议之外，廖维忠的工作并未受太大影响。
公务员的名牌运动服也曾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
2011年11月1日，是深圳的第32届市民长跑日。这一天，深圳上万名公务员参与了长跑。政府各单位基本都是统一着装。
有细心人发现，公务员们穿的，不少是名牌：阿迪达斯、耐克、卡帕等品牌悉数亮相，长跑俨然是各单位的一场品牌运动服装秀。而对于购衣经费的来源问题，不少部门都拒绝回应。
对此，媒体评论：“有些部门误解了‘展示形象’的涵义，以为体面的穿着就是形象，结果不仅没晒出形象，反而晒出了某些公务人员说不清的福利待遇。”
形象危机应对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2》主编唐钧称，“官员穿戴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层面。哪怕是合法来源，作为公务员，虽然法律上无禁止条文，但是从形象风险防治的角度，使用奢侈品确实会引发官员形象危机”。
事实上，在穿戴奢侈品这件事上“绊倒”的官员毕竟还是少数。然而，官员究竟该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虽未出台法律，其实并非没有“规矩”。
200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出版《机关文明礼仪》。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公务形象文明礼仪”。
除了国家一级的明文指导外，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公务员着装规定”。
北京市是较早提倡公务员礼仪的城市之一。
在《北京市公务人员礼仪规范》中，提倡针对不同场合相应着装。出席正式场合时，应着礼服，“如西服、中山服、旗袍或民族着装”；而在一般场合、日常社际交往中，“相对可随意一些，各式短衣、衬衣、皮衣等都可。”
无独有偶，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也向全体公务员发出“合宜的办公室衣着”指引。
该指引同样列出出席重要或正式会议、正式招待会的“标准穿戴”——“男士应穿西装、戴领带或结领结，女士需穿外套配裙或西裤”。
对于各种各样的规定或是指引，有人认为，用冷冰冰的“禁令”约束官员穿戴，不够“人性化”，但也有人拍手叫好。作家王朔的言论更甚——官员应当着“官服”，以示与商人等其他行业的人区分。“而且要分色，对官员是一个约束呀！”他说。
如今，“中国制造”仍然在当代国家领导人身上展现风采。
红都时装集团公司的前身是北京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名师会聚的服装店，实际上是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曾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山装和西装两者间的选择，相当为国外媒体关注。
如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法新社、美联社都注意到，胡锦涛并未穿西装，而是选择穿深色高领中山装。对他们而言，这无疑释放了一个信号，“60年前毛泽东就是穿着类似的款式宣布新中国成立”。
人们从《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镜头里看到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在外交场合、重要会议，他们大多是黑色西装、白色衬衣亮相。衬衣非常简单，既没有任何深或浅的条纹，衣领也没有装饰性的纽扣。而如果系领带，领带的颜色（多为红色或蓝色）和纹样（多为条状或点状）也非常庄重，与服装搭配和谐。 在诸如事故或灾难现场、参观企业等与民众交流的场合，中国领导人的穿戴规律通常是：穿长袖或短袖的白色衬衣和西裤，不穿西装外套，也不系领带。
如果要长期在户外行走，如深入农村调研，领导人的穿戴则往往多是深色夹克衫、运动鞋。
与国家领导人相比，中国的一些基层官员可能还要好好领会穿戴中的深意。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心存顾虑有所不同，在中国一些官员穿戴中，总能看到最为红火的那些品牌。而与国家领导人钟情中国品牌相比，一些官员的穿戴天平已然向外国奢侈品倾斜。
媒体报道中，有奢侈品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官员，领带只认杰尼亚，手表只认劳力士。“官员品位很快会传染给其他官员和商人，这个品牌便会在当地迅速走红。”
地方或部门的开放程度、文化背景带来的审美差异，则左右着一些官员对不同品牌的认知。在欠发达的西部，官员以佩戴劳力士手表为荣的时候，沿海省份的一些官员已经把卡地亚、格拉苏蒂等品牌作为新宠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网民把目光集中在东南部官员的穿戴上，会有更为惊人的发现。据观察，“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敢戴”。
一位网民还说道：“官场很讲究位置和秩序。跟商人在一起时，官员想说明他是老大，戴块百达翡丽，很有君临天下的范儿。”但是，一旦有更高级的官员在场，这些官员便低调起来，穿戴不会比上级更好。
以“浪琴嘉岚表”为例，“在一些地方，省长如果戴个3万元的，市长就会戴个两万元的，县长就会戴几千元的”。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4月上）
稿件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