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贫富差距：国外怎样调节
收入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收入分配调节，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从2004年到2012年，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磕磕绊绊地走了8年。8年间，凝聚的不仅是改革的共识，还有各界的期望。面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我们怎样去期待？而在这条“解题”之路上，国外部分国家是怎样做的？
法律是主要手段
以德国为例，在工资集体谈判立法方面，德国的《基本法》、《劳资合同法》、《企业组织法》和《雇员参与决策法》共同构成了劳资自治的法律框架。在这方面，政府的任务只是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切实贯彻劳资自治原则。
在工资支付立法方面，日本企业的工资支付行为主要由《劳动基准法》、《确保工资支付法》及《确保工资支付法实施令》和《最低工资法》规范构成。
这些国家通常在集体谈判的法定内容或劳动基准法律中，要求企业工资定期调整。一种直接的劝导形式是工资指导线，即政府每年根据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价上涨指数等情况，结合上一年度的工资政策对下一年度的工资调整提出指导意见，供劳资双方在谈判时参考。
政府在工资增长过程中还发挥着示范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本身作为一个主要的雇主，通过决定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对全社会的工资增长起导向和航标作用。
在更早前，这些国家还经历过一个加强市场竞争、减少行业垄断的阶段。这虽然与收入调节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其后工作的基础。
重在再分配调节
作为高福利国家，芬兰是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之一。在各种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涉及范围最广。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不仅是芬兰政府和地方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成为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
芬兰个人缴纳的所得税包括：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向地方缴纳的地方税和向教会缴纳的教堂税。
个人所得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两部分。个人劳动所得，包括工资收入、养老金收入等，按累进税率向国家缴纳劳动所得税。工资收入越高，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越多。根据2004年芬兰政府制定的国家所得税档次，年收入在1.17万欧元以下者不向国家纳税，其他人按从11%到34%不等的税率纳税。
个人资本所得，包括利息、红利、股息、房租收入、森林拥有者出售木材所得收入等，要向国家缴纳资本所得税，其税率为29%。
在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包括国家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60%。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只有40%。
芬兰政府还通过向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即生活补助和住房补贴，以及向其子女提供儿童补贴等形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
保障救济与募捐
社会保障救济体系的健全及募捐，也是国外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
德国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网络，主要包括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家庭保险、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情况下的社会福利补偿和社会救济金。在保障救济调节方面，经多年发展，其高效率得到了公认，现在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超过30%。
在募捐调节方面，富人如建立慈善基金或捐助善款，不仅可依法将捐赠款抵扣部分所得税，达到避税目的，还可提高知名度，获得合理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3年第三期）
稿件来源：《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