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态|从县委书记看政坛新风
在中国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委书记就处在这个关键环节的关键岗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跨越东中西部10省市，采访了30位县（市区）委书记，以县委书记群体的1%为样本，了解他们当下所思所悟、所行所为、所难所惑。
在开启“四个全面”历史征程之际，受访县委书记们已经深切感受到，一场巨大的历史洪流正澎湃而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他们已别无选择地置身于激荡的大变革中，全新的责任与机遇、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都落到了这一代人肩上。在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
1第一变：“假脸”变为“净脸”
受访县委书记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举措，有利于建设更加理性、更加守法、更加负责的干部队伍。他们说：中央“组合拳”打掉了虚浮的一块，留下了更为真实的态度。过去，我们不时用各种“假脸”应付上级、面对群众、四处周旋；如今，去掉油彩，还回一张净脸。
“对我而言，最大的工作压力是喝酒，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喝酒了。”回想在中部某市开发区主管招商引资时的“酒场经历”，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做了个“切一刀”的手势，露出苦尽甘来的笑容。“那时我喝了吐，吐了喝；为了遮掩醉态，回宿舍都是背对楼梯、倒蹭上楼。”
福建晋江市委书记陈荣法说：“往年晋江接待工作很重很累，如今迎来送往‘大瘦身’。去年‘三公’经费减少40%，会议费减少75%。”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不光县委书记的酒场少了，以前很难自拔的人情场也吹起了清风。春节前，东北某县的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大会上再次做“拒礼广告”：“县委靠党性用干部，我用良心用干部。节前请示工作不要到办公室，打电话就行；如果必须来，我与行政秘书共同接待。”
在参加中央党校第二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前，中部某县的县委书记宣布了一条“铁纪律”。“学习期间，谁也不能来看望。”一天，县里一干部发来短信：“我已在党校院里，求见。”第二天，这位县委书记回电：“课程太紧，昨天没看到短信，请回吧。”一位企业家赶到北京，表示有宴请需要，可以买单，这位县委书记婉拒这份“好意”。
考核评比曾是压在县委书记身上的一座大山，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考场之变。一些县委书记反映，过去检查评比要么看虚的数，要么领导带队“大拉练”看项目。一些书记不愿“摆红旗”、“造盆景”，只能修炼一张经得住骂的“厚脸皮”。而今，看发展的标准不一样了，不用脸皮厚了。
但一些县委书记也反映，虽然现在净脸素面了，但脸色并不好看，他们用“黄脸”形容现在的面貌：转型艰难、压力巨大。
返税收、零地价、融地贷款、搞“工业房地产”、先上车后买票、设宁静日、给政治待遇，这是县委书记们以前招商引资的“七种武器”，可老办法不能用了。中部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凡事守规矩都弄不成，强调‘闯冒试’，广大干部都陶醉在这种成就里；如今，财政钢性支出不能减少，质量要求更高了，没了那些手段和环境，发展担子更重了。”
记者在一个农业县采访，见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名片上还有一个头衔：第六招商局局长。县委书记解释说：“我们是全员兼职大招商，全县共划分了17个招商局。”一位中部县委书记说，目前这种招商竞赛还没停下来，最担心有人不守规则，综合成本“唯我独高”。
2第二变：上“禁”下“放”变为严守规矩
“全面从严治党让我们意识到，守规矩是在做人、做官、做事上‘强筋骨’的良药。”记者采访感受到，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上，县委书记们听懂了高层部署的核心内涵，并正在力图闯关破壁开新局。
在一个占地近50亩的巨型车间里，东部某县委书记自豪地说：“为了扶持这个‘大块头’，我们整合土地，搬迁了一个村给企业供地。”跑成一个大项目，就像打一个大胜仗，而如今，这种大仗越来越少了。
东部这位县委书记说：“以前跑项目多跑多批、不跑不批，现在只要不达标，跑也没用，我一年跑项目时间减少2/3。回头看，当时跑得太快，给未来埋了一些‘地雷’。”
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黄水木说，县委目前正推动“两个转型”，发展方向从“重物”向“重人”转型，工作方式由“干完”向“干好”转型。
北方某县去年招来一个大项目，项目用地靠近生态保护区，其中部分设施在保护区控制线以内。县里协调到了批文，可企业却坚决要求换地，担心违反规划给将来留下隐患。县委书记说：“不仅政府注重法治和程序了，企业守法自觉性也提高了。”
任中部某县县委书记半年间，这位有博士学历的县委书记的重要工作是逐个局委、乡镇调研，问规矩、明规矩、立规矩。他说：“我去一个部门前，要先把这个行业领域涉及的法规都找来，学通之后再走访，为的是摸清必须干的底线，不能干的红线，再探究可干可不干的，到底怎么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以前在县一级，要么是同中央政策赛跑，要么是上“禁”下“放”；而如今，在一些矛盾复杂领域，县一级主动出台规矩。今年山东寿光市连续出台两个“红头文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严肃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领域工作纪律，措施到位、用词严厉。
东北一位县委书记说，县里曾连续5年发生5起恶性事件，都涉及到县处级干部，这几年我们紧抓规矩这个“牛鼻子”，党风政风有了好转。中央巡视组交给上属的省辖市500多件线索，我们一件也没有。
记者采访也发现，虽然县级规矩意识有所加强，但由于责权边界不清，加之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守规矩与有作为形成尖锐的矛盾和对撞。河南一位县委书记说：“现在乱作为是不敢了，‘容易的上、有风险的躲’这种选择性作为现象增加了。”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说，一些部门的为官不为已让人忍无可忍，由于审批程序过多，县里一些群众拆迁多年，但安置房却建不起来，给群众的安置过渡费一年上千万元。
3第三变：拼单项冠军变为当“全能模范”
一些县委书记说，“四有”县委书记是党中央对这一群体提出的更高标准、更为全面的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新形势，他们开始意识到做“全能模范”的巨大历史责任，意识到尊法守法、廉洁从政、修身养德、引领社会风尚的崇高使命，并自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但权力陷阱犹在，复杂的外在压力不减，他们感到知易行难，定力不够。
中部一位县委书记说：过去最大的问题是县委书记只算经济账，全力拼经济，不懂算“政治账”，出现党政分工不合理，无法用党建元素统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局面。“四个全面”提出后，局面开始扭转，出现“一盘棋”的积极变化。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说：“一个县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都与一把手息息相关，上任一年多来，我先从政商关系入手，修生态、变风气。”
在今年三级干部会上，他特地邀请企业家参加。他说：“只要依法经营，我有职责为你们服务，但你们也不能把我逼到墙角里。如果送钱送物，我就不能光明正大服务，以后你们也得不到该得的利益。”有时，一些企业家给他送礼，回绝之后，他总要去企业看看，喝喝茶，打消他们的顾虑。一些县委书记反映：“在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上，班子的核心作用和集体合力发挥得还不够。”
县委书记权力很大，但权力本身就是陷阱。一些县委书记开始意识到严于用权的重要性。山东一位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如果只看到权力，那就看歪了，应把权力看成一种责任。民主决策，就是对决策的集体把关，不是展示个人权力、实现个人目标的过程。”
知易行难，还是许多县委书记前进路上的一道关卡。记者采访发现，中西部地区，县委书记一年工资收入只有5万多元，而东部地区，一年收入10万元。同干一个活，收入差距大让他们感到不平衡。
一些县委书记感到，手中的权力是个“魔方”，不时吸引人去玩一把。一位县委书记说，县委最核心的权力是制定规则，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可以通过规则暗渡陈仓。一位县委书记说，为了挽救当地一家龙头企业，他采用变通的方式返还了土地出让金，上千万元落到企业腰包时，他却在心里感到一些不平衡。
多位受访县委书记认识到，越是复杂艰难时刻，越要拧紧“总开关”，时刻不忘自己对党和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自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5年第八期）
稿件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