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朱镕基：江泽民同志预言我一年内头发全变白
本文作者：朱镕基
我性情很急躁，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
同志们：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在湖南省念。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安志文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之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
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l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
第三，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12月上）
稿件来源：《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