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力量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终取得胜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统战工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视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初步提出了多党合作思想和“党外合作”的原则，他们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无产阶级可能而且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的势力，否则“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中共从中获得了理论上的启蒙。
但中共早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党内，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对待民主派别实行关门主义政策。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对一系列带有独创性的革命斗争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在抗战时期得到新的发展。
首先总结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失误。此外还厘清了对中间阶级及阶级属性的认识。批判、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开始重视中间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
统一战线逐步扩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率先举起救国抗日的旗帜。1933年1月17日和7月15日，毛泽东、朱德两次发表宣言，提出红军愿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首次筹备大会，宋庆龄发表演说“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应当“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
1933年5月，在中共的推动下，冯玉祥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夏，王绍鏊赴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倒蒋抗日，后与陈达成了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的默契。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中共为了让千万民众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再次倡导和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成为中共和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实行合作的共识。
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共“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月,她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到延安，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恢复。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9月1日，中共中央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最终的“联蒋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
毛泽东针对不同统战对象，有的通过信件交流，或联络感情，或阐释主张；有的派人当面协商，或陈述利害，或提出要求。他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多人。经号召、组织、推动，民主党派及中间力量、民主人士的响应、支持，伴随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
中共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致信许德珩等北平各位教授：“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或联络员、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西安事变”前后，马叙伦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响应共产党号召，将“反蒋抗日”正式转变为“逼蒋抗日”，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民主党派的积极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一直处于各自为政状态的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在红军长征期间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赢得了民众普遍的好感和尊重。中共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陕北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声誉，壮大了力量，使自己的政治动员、组织群众的优势得到发挥，为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各种政治力量，调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
著名史学家胡绳总结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结语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是长征中提出并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初步保守合作到最后全面团结合作。因此，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0月下）
稿件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