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公众的政治信任是怎样瓦解的
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对于苏联解体居然未进行任何像模像样的反抗。党员和公众或者隔岸观火，或者幸灾乐祸，或者积极推动事态的发展，甘当自己此前为之奋斗付出的国家掘墓人，足见公众对苏联的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只能以代价惨重的剧变来变革社会，重塑国家的未来。因此，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是民心尽失的结果，丝毫不值得人们为之惋惜。倒是各国执政者应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下力气争取人民的信任，建立起公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免重蹈覆辙。
政治信任转型的失败导致了苏联民众信心的溃散。在传统政治信任形式下，民众对政治制度、过程和组织的信任几乎完全置换为对政治领袖，特别是领袖个人人格化的信任。从生成逻辑来看，这种政治信任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绩效和制度理性为主导机制。
由于领袖人物的去世和国家社会生活的去意识形态化，这种传统政治信任必将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苏联正是在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启了苏联社会由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是以对前任领导人彻底否定的方式展开的。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的“公开性”改革，都在不断地否定苏共自己的历史，逐渐破除了建立在领袖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基础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然而，却没有找到树立起新的政治信任的途径，导致公众对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怀疑，这对苏联民众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对制度新的信任建立起来之前，经济效益也能够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获取人们的信任，但苏联在这方面也未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苏联领导人都没能成功革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苏联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压抑了个体的创造性和活力，在经济发展路线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而在与美国的全球争霸过程中，又使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军事工业，经济畸形发展，导致民用必需品严重匮乏，人民群众享受不到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体会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试图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和领袖来建立社会对自己的信任。苏共通过自我否定不断消解建立在个人人格和意识形态热情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却没有建立起基于经济绩效或者制度理性的政治信任。当传统的政治信任被挥霍一光，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也全然溃散，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苏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治社会，人治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尊重制度。与传统社会政治信任建立在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上不同，现代政治信任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运行具有确定性和可信性，从而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制度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信任关系的建构只能靠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制度信任建设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政治信任的对象已经由过去的对政治领袖的信任转变为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不同层面的信任。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更加明确地显露出来，其运行的确定性、可控性、责任性、可信性日益增强，市场经济培育了民众制度信任的品格，他们不再相信权力，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公共权力，懂得了依法维权。不过，当前我国建立制度信任的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说明制度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苏共长期依靠强制力量封闭了人民合法表达不信任的渠道，克格勃是维持苏联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党的剑和盾”，是“勃列日涅夫稳定”的威慑机制，维持着苏联有秩序而无信任的社会。其实，现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建立需要“不信任”得到有效表达。“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信任在其中容易被表达和听到，而且其假定的理由容易被公平地评价为有效或者被驳倒，那么由于这种透明性给公民们提供的保证，它值得信任。”（马克·沃伦）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11月上）
稿件来源：《人民论坛》
长
按
关
注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订阅本刊
领导文萃公众号
微信号 : ldwczzs
新浪微博：@领导文萃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