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中美外交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外交的文明底蕴
从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来观察外交，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互动，可以发现文化和文明作为人类思想基础和思维方式，对外交理念的形成和外交实践有指引性的影响，外交人员是国家的代表，更是文化的代表，其思维方式具有强大的“文化惯性”，因为任何文化内核都会外化为独特的思维方式，也许可以称之为文化和文明基因。
譬如，“和”或“和谐”思想来自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中庸之道”，可以解读为是防御性的思维方式。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是希望通过制度规范促使人之间、国家之间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睦融洽。中国古代其他思想流派同样重视“和谐”，如道家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为促成、维护“和谐”，儒家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如今，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都与这种文化基因有关。中国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提出“双轨解决思路”，把主权争端与海洋问题分开来，同样出于希望减少分歧、拓宽解决问题途径的“和”之理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和“平衡”或“再平衡”战略，则源自美国文化及其“进攻性”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是美国建国的特殊环境和美国白人移民不少是因为在欧洲受到迫害而来到新大陆这些因素所决定的。
文化和文明对大国互动的影响
文化和文明及其价值观在影响外交思想的同时，还是主权国家为影响国际关系、塑造国际秩序可以动员、利用的重要资源。把文化当作资源和工具对国际政治、经济施加影响是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和手段丰富多彩，效果有时甚至好于战争和经济手段。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些年热衷于在世界各地搞“颜色革命”为例，其实质是文化“侵略”，即把西方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最大程度地动员、利用起来，以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遭受“颜色革命”之害的国家政权易手、社会结构撕裂，教训极其深刻。
民粹主义和宗教也是常在外交上被动员、利用的文化工具。今年（2016）美国总统大选、欧洲多国选举都深受民粹主义思潮影响，出现不少代表左右倾民粹主义的候选人和政党，再次证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力。而宗教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等地横行，则为国际恐怖势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基础。
从历史文明和地缘文化视野来分析地缘政治的互动是外交的战略思维。外交上具备洞察全局和历史的战略思维，对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十分重要。地缘文化揭示，许多国家和地区间冲突的深层原因是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虽然学术界并不完全赞同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国际关系理论也鲜有权威论著研究文化和文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并不能就此得出地缘文化作用不存在的结论。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冲突延续了数世纪。不可否认，目前中东乱局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中东战略有着密切关联。中东动荡包括叙利亚危机使许多人流离失所，由此引发的难民潮冲击欧洲，又动摇了欧洲文明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如欧洲一体化“人员自由流动”原则。因此在考虑解决中东问题时，几大宗教之间特别是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冲突，是必须细细研究的。
最后，让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国际关系和大国互动的影响。
这两种文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数千年悠久历史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其他大国不具备的宏大历史观。中国外交惯于、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国际关系及其问题，避免就事论事和短视的处理方式。而美国外交通常急功近利，有明确的商业“获利”意识，善于、惯于“做交易”。虽说各国外交都是利益驱动，但思维方式却有很大区别。
基辛格的《中国论》将中西战略文化比作“围棋”和“象棋”，颇有见地。中国外交擅长“围棋”，重视全局和走势，而西方外交则遵循“象棋”逻辑和“零和”原则，国家间“你死我活”，而不是“你活我也活”(Live and let live），合作共赢。因此，中国外交在处理国际和双边问题时总是不慌不忙，有耐心，希望在互动中找到较为公正、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如一时难以解决，中国会把问题留给未来，只要眼下不爆发冲突即可。这正是中国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写照。这种以历史和文明对话的精神来处理国际关系，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实践。
中国外交讲究理性和战略思考，同样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中国“韬光养晦”思想往往被西方国家理解为暂时性策略，是蛰伏以等待时机。从中国文化维度来认识，“韬光养晦”是战略性、长期坚持的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强大了也永不称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原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验证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反观美国，美国极力维护以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基础理念是“零和”，追求自己绝对安全，并不考虑别国安全与否。中国努力倡导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目的是建立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美文化底蕴的区别在外交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从哲学高度否定了西方以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维定式，不仅科学总结、升华提炼了新中国外交丰富的实践经验，更是继承弘扬了中华文明和优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周恩来总理曾开导一些小国的领导人说，我们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怎么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呢？
中国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理念，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原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规范和制度设计，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只有这样做，国家之间才能够以对话求理解，以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化解矛盾，和睦相处；才能够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度过危机；才能够以包容求和谐，获得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和谐世界理念弘扬“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古训，在观察和处理世界复杂事物和问题时坚持系统整体观、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以及推陈出新、生生不息的科学发展观。它将中国古代朴素深刻的系统辩证思想与现代哲学原理相结合，回答了“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怎样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怎样逐步推动实现和谐世界目标”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思维原则和方法。
（摘自《领导文萃》2016年11月下）
稿件来源：《党政干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