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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唐朝初年如何打造诚信

2017-09-13 李晓巧 领导文萃

国家层面,倡导诚信执政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整顿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小方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有鱼饵,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掌管天下城门关口之籍赋的官员)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就说:作为官员贪污受贿,有罪当死,但是,皇上您故意派人去“行贿”勾引官员,并且还使他受贿了,实际上是不顾诚信,有意挖了个“陷阱”让他掉进去的,这恐怕与“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的古训相违背吧!——唐太宗毕竟是气量宽宏的一代明君,顿时明了其话外之音,知错即改,并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并表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能不顾诚信,还把敢于进谏的裴尚书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李世民多次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包括国家诚信在内的“仁义”建设使得周朝坐江山接近800年,而秦一意“诈力”,不修仁政,不讲诚信,总共才统治15年,二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初唐社会,讲诚信蔚然成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春,万泉县丞唐临负责该县的狱政,当时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着十多个囚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下了场及时春雨,正适合春耕播种。唐县丞担心囚犯家里误了农时,就同意囚犯先回去忙农事,约好一忙完田里活计后,要立即回来继续坐牢。囚犯们都做了承诺。农忙一过,所有的囚犯一个不少地“皆如期而返”。这个事例传为千古美谈。以自己的性命与前程为囚犯作担保的官吏唐临,业绩突出,后获重用,累官至吏部尚书。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年底,“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古代执行死刑一般都在秋天,因为要过春节了,唐太宗就释放死刑犯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并且还扩大到全国监狱系统,“仍敕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让死刑犯过完年,自己来京城接受处死。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可见唐太宗时期政府人性化执法程度,同时,更显示出当时执政者极强的执法自信。

妙就妙在那些奉命回家过年的死囚也遵守“游戏规则”,第二年秋天,也就是贞观七年(633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死囚一个也没有少,全部按时按点地回来接受死刑处罚。唐太宗也被这些守诺言讲诚信的死囚所感动,放宽了对死囚犯的处罚。这样的举措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凤毛麟角。

宽厚叛将,决不食言

李世民是在感觉到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攻击迫害的情形下,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先下手消灭了太子与齐王势力。血雨腥风,当时情形下,人心惶惶,尤其是原来同太子与齐王有关系的官员们,都担心战场上滚过来的血气方刚的李世民会再用血腥的手段来解决他们。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李世民的追随者们也确实“欲尽诛(李)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但是,李世民没有采纳,而是很明确地宣布:“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这样的调子一确定下来,人心底定,李世民稳稳当当地坐上了皇太子位置,并实际掌控起大唐王朝。

最能体现李世民品格的是在他成为胜利者之后的表现。“政敌”李建成的心腹,在玄武门事变中与李世民对抗的将军冯立、谢叔方,得知李世民不追究历史问题时,都主动向朝廷自首。另一个逃入终南山的李建成的心腹将军薛万彻,不相信李世民真的会放过他,就带了几十个兵坚持躲在山里“打游击”。为了显示朝廷宽大为怀,“世民屡使谕之”。几次过后,当薛万彻多方打听得知李建成当年的部属确实都没有受到打击后,终于出来见李世民。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于是,薛万成、冯立、谢叔方三位将军分别被重新委任官职,并且尽心做事,颇有政绩。尤其是薛万彻深得唐太宗赏识,在唐朝平定突厥、消灭薛延陀部,以及征讨高句丽时,屡立大功,唐太宗将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他。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6年第十一期)

稿件来源:《文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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