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精彩的是局，不是饭
饭局无处不在。
中国人对饭局举重若轻。
久别重逢抑或狭路相逢，一句“吃了吗”就能约一个饭局。这个饭局吃高兴了，还会顺带着约好下一个饭局，下下个饭局。这是生生不息的做派。
西方人对饭局举轻若重，
组一个饭局得有一个理由。德国哲学家康德从不单独吃饭，据说天天中午组一个饭局，一吃吃到四五点钟，理由是一个人用膳，头脑总是思来想去，得不到休息。同别人一起进餐，进行无拘无束的谈话，他能不再想其他事，反而快乐。他的朋友雅赫曼说：“根据著作和讲义来认识康德的人只知道半个康德。”剩下那半个得去饭局上认识。康德饭局上的常客、作家希佩尔确信，康德曾打算写一本《烹饪术批判》。这是哲学家的做派。
还是马克思总结得朴素又精辟，“吃饭住行是所有活动的基础所在”。结合现代语境，有人会幽默道：瞧，饭局是社交的基础。
西方人又从心理学角度为这种选择做了解释——人是群居的个体，是各种关系的结合体，人在心理上天然需要交往。从生理上看，吃饭是每人每天必须做的事，吃饭中的交往就成了心理上最舒适的选择。
所以，“不想吃”是断断推不掉一个饭局的，不符合心理学；“没时间”也是断断说不通的，不符合生理学。最好的理由大约是减肥，然而十个中国人九个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你：来，一块儿吃减肥餐！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饭局？这，就是饭局文化。在一切被冠以文化之名的项目中，饭局文化大约是最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你若想入世治天下，必须善谋与善断，饭局就是这种练兵场。
历史上的饭局，留下记载的只是最精彩的几个，大多关乎帝王将相。可以想见，还有太多重大的饭局被淹没了。因为吃饭实在太普通，吃饭商量个事也就太寻常，列席者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舌灿莲花却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改变历史。中国这么多人，历史这么悠久，真可惜了太多饭局。
对于那些优秀的人，特别是有头衔的人，饭局总是太多。其实，古代有头衔的人也是天天赶饭局。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就在日记里写道，自己一个月里不赶饭局的时问只有几天。
这般奔波，其实是为了一个圈子，或者进入，或者出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描述过中国人情社会的特征——中国社会就像一颗石子投进池塘，产生一圈圈的波纹，中国人的关系就像一层层的波纹一样，从近至远。这种关系跟西方的人情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就像捆着的木材一样，大家一样长，都按规矩办事。
于是，中国人总要在一圈圈波纹里给自己定位。这便是饭局背后更深层的“圈子文化”。“圈子文化”不是什么坏词，它延续的是一种独特的礼制，一种传统的血液。在古代，一个圈子吃什么，往往跟经济实力挂钩，比如农田间、桑树下的饭局很难吃到肉。而《曹刿论战》一文中，曹刿骂贵族就骂得很有技术含量：“肉食者鄙。”你们吃肉的贵族才是粗鄙、目光短浅之徒。
历史上的“圈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最高皇权的核心圈子。皇权更替涉及整个政局的重新展开和调整。
鸿门宴欣赏的是剑舞，暗含的是最高统治权的争夺，是历史在项羽的勇和刘邦的谋之间做出选择。杯酒释兵权，绝非喝酒的问题，而是一个集权与放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此前总是伴随血淋淋的杀伐，反而挪到饭局上之后，权力的收放之间竟然有了几分温情和默契。但大多数时候，权力往往能撕破所有的温情面纱，包括母子关系。光绪皇帝谢婚宴呈现的更多是怒气，而不是喜气，母子之间争夺的不是女人，而是权力。只可惜那些奢华的婚礼、那些绝代的美人，都成为晚清两大权力圈子对峙的随葬品。
到了现代，酒会、国宴、晚宴等种种形式叠加到传统的筵席之中，成为人们熟悉的正式饭局的形态。可背后的政治博弈还是古今无异。在重庆，毛泽东品尝到红酒的苦涩，也阅读了蒋介石的刚愎与无能。但延安的智慧、胸怀、气度，让历史和人心都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蒋介石苦心布局的“现代鸿门宴”徒留设局者的悲哀。
因而，饭局最精彩的地方是局，而不是饭。不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跟谁吃的问题。俗话说，一滴水就能折射整个大海。饭局上的那滴水大概就是酒了。不知道“杯酒释兵权”的酒有多烈？究竟是大臣们自己喝醉了，还是故意装醉？光绪帝结婚的大喜日子，他喝醉没有？是但求一醉，还是不得不醉？电影《建国大业》里有蒋介石和毛泽东举杯的一幕，那两个真实的红酒杯踪迹何在？蒋介石是失意而不保留，还是大意而不保留？尽管这些实物已不可寻，但其中对权力的揭示，对人性的赞扬，对未来的肯定，对和平的希望，都通过饭局文化这道剪影流传至今。
诚如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所预言的一样，中国正在亚洲，乃至世界崛起，正在寻求解决自己的独特性问题。中国的人情传统，怎样在现代社会和现代规则中处理，这是一个有趣的考题。而回顾“饭局文化”至少能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应在珍视中改善。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8月上）
稿件来源：《环球人物》